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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
 
元宵节刚过,全国疫情尚未出现拐点。在对疫情的防治需要按周,乃至按天计算的当下,依然还没有任何药物在临床试验中证实其有效性。在短期内,我们究竟能做什么?如何评估病毒变异对新药研发的潜在影响?我们又能从这次疫情中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带着这些问题,药明康德内容团队近日对丁胜教授进行了专访。丁胜教授是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也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清华大学和北京市共同创立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主任。在他看来,时间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它决定了我们在抗击这次疫情面前,能够采取哪些策略。
丁胜教授(图片来源: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丁胜教授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现在我们还没有获批上市,专门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疗法。很多读者朋友们想知道使用尚未上市的药物进行治疗,这样的做法在全球有没有什么先例?
 
丁胜教授:一般来说,一个尚未上市、没有经过临床试验完全验证的药物,能否被用于患者,不能一概而论。通常要基于候选药物临床前数据、临床数据、疾病的认知和具体情况来综合判断。数据相对少的候选药物,要更谨慎评价。临床试验就是候选药物在被充分验证前针对特定人群进行的实验,这些工作有严格的规则和监管。还可以举个稍微远一些的例子,就拿“off-label use”(超标签/适应症用药)来说,多数情况下这个上市药物就没有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而是医生基于药物的机制和对临床治疗的观察和经验进行的用药。所以各式各样的例子可能有,但要基于科学依据和相应的法律法规。
 
一个药物能不能用在患者身上,究竟需要考虑什么?首先是要对疾病有基本的认知。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正在不断发生迭代和变化,可能一时的认知不是最完整,最精确的。但基于最新的认知,我们要知道候选药物作用的机制、药物的效果,以及跟疾病的相关性。这需要有相当多的科学研究,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实验或一个数据就可以知道的。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药物在临床上基本的安全性。一般我们会通过1期临床试验来鉴定它的安全性,接下来再去验证它的有效性,并进一步验证它的安全性。但我们也要认识到,针对不同的疾病,我们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针对治疗死亡率较高的疾病(比如癌症)药物的毒性要求,要比治疗慢性代谢性疾病药物的毒性要求低很多。所以不仅要从药物本身的数据(如作用机制、安全性、有效性)去考虑,同时还要针对不同疾病进行平衡。
 
这次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突发性、具有传染性的重大公共卫生整体性事件,这和平时的考虑又不一样。例如像治疗HIV感染的药物,一般是终身用药;治疗肺结核病菌感染,会用药6到9个月。但目前我们对这个病毒的认知,是在接触感染之后,病情周期大概在一个月内,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急性的病毒感染。用药的时间不同,对药物的毒副作用的考虑也不一样。因而,治疗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一些标准和要求也肯定是不一样的,不能通过唯一标准去判断。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最近大家对小分子药物关注得比较多,疫苗和中和性抗体谈得比较少。您对这两类疗法的潜力怎么看?
 
丁胜教授:我从另一个角度来尝试回答一下。对疫情的控制,时间很关键。现在大家面临的是“短期之内我们能做什么”的问题,对疫情的控制、对疾病的治疗,都是按周、甚至按天计算的。我们都知道从头开发一个新药平均需要大概10年的时间,这和目前面临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不匹配的,所以短期来说,目前能考虑的只能是“老药新用”。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虽然是一个新病毒,但它和以前见过的一些病毒是有相似性的,过去有些经验也可以借鉴。比如过去的一些小分子抗病毒药物,已经显示出足够的安全性,同时从机理上看还可能具备有效性,那么这类药物的临床使用,就有科学依据去做支撑。
 
疫苗和抗体则不大一样。一方面,对抗SARS和MERS的疫苗和抗体还没有在临床上验证其有效性。有的时候疾病消失了,验证有效性的人体试验也就不可能进行了。另一方面,疫苗和抗体也有很高的特异性,有时候病毒哪怕只是一个氨基酸序列的改变,都有可能让疫苗和抗体失效。其实现在也有人在做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和抗体,但这个至少需要几个月才能开发出来候选分子,有没有效还需要额外的临床试验去验证。从这些角度看,小分子药物(老药新用)可能更快更“广谱”,有一定的优势。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药物的特异性其实非常高,很小的一些改变就可能让它们失效。我们是否需要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病毒发生变异,让一些具有潜力的药物失效的问题?
 
丁胜教授:这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确实有的靶点更容易发生突变,而有的靶点突变可能性比较低。其实在针对传染性疾病的病源体靶点选择上,大家还是有讲究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吉利德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靶向的是一种RNA聚合酶(RdRp),相互作用的位点一般是酶发挥功能的地方。一般来讲,如果病毒的这个关键酶的关键位点发生变异,让这种RNA聚合酶无法被药物所识别,那么这种RNA聚合酶可能也就没有功能了,会影响到病毒的生存。所以这样的位点,一般而言突变率不会太高。
 
另外我也看到有人说病毒会不会对药物产生耐受,我个人认为这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担忧。因为这个病毒是一个短期引发感染的病毒,用药也就是2到3周,不像HIV感染那样需要长期服药。一般来讲,短期的治疗产生突变反应的可能性比长期用药要小很多。
 
当然,针对病毒的RdRp,它的突变率究竟有多少,还需要在试验中去验证。它这个酶在其他病毒里也存在,可以从这些病毒里的突变率来做判断。目前看突变率不是非常高。而且针对这么严重的一个疫情,即使会产生突变,只要有效的药就得使用。即使产生突变,我们还会开发下一代的新化合物。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现在一些证据显示重症患者体内的炎症反应会特别厉害,有没有一些新药不是针对病毒,而是针对这些炎症反应的?
 
丁胜教授:过去针对人体免疫系统去开发的药物是有的,但在针对这种病毒引起的免疫反应上,有没有开发或尝试出来特效的药物,我还不是很确定。另外还有一些保护性(prophylactic)的做法,简单讲就是提高(特定)免疫力,保护自己。提高免疫力其实也有一些很具体的科学机制,在临床上也有很多的研究。开发这些疗法关键在于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是时间,另一个就是有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或者说有没有足够的团队去做这件事。这是实际存在的挑战。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目前在疾病的诊断上,也存在包括假阳性、假阴性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丁胜教授:目前我没有看到一手的临床数据,所以我也不是很好点评和判断。简单从诊断的类型上做划分,可以有影像学诊断这种偏功能性的诊断,也有针对疾病本身的分子诊断,从病毒蛋白或RNA的水平上看患者是否已经感染病毒。
 
但分子诊断本身也有一定挑战,比如在不同患者身上,或者是不同的疾病阶段,病毒的载量是不一样的,在人体内的部位也不尽相同;另外RNA本身并不稳定,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还存在一个如何取样和保存的问题。最后,不同检测方法的流程操作不同,灵敏度不同,所需的检测时间周期也不同。比如当前的PCR测序检测就会比直接的显色检测要慢。现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将每个检测产品打磨得非常精细,只能一边做一边认识到每个产品的实际检测应用范围到底是什么。有些检测在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但实践上是否可以快速开发出来,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我们再来聊一下未来吧。目前,全国累计治愈出院的病例数已经接近3000例。在您看来,这些已治愈出院的病例,能为将来的临床诊疗带来哪些经验?
 
丁胜教授:我认为不管是针对已经治愈的患者,还是未治愈的患者都应该进行即时的队列分析。这些研究和数据可以让我们了解,针对不同患者应该采取怎样的治疗方案,特别是我们关心的临床用药情况,这是值得做的事情。但现在不确定目前的医疗资源是否足够对数据进行标准的采集、录入、上传,也不确定有没有专家团队能不定时对这些数据进行统一分析。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感谢您的分享。在过去近20年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具有严重危害性的冠状病毒了。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您这边还有哪些总结?
 
丁胜教授:从做药的角度来说,还是需要有储备,如果没有储备,连“老药新用”也无法做到。就像吉利德的瑞德西韦,虽然不知道最终是否有效,但如果连所谓“具有潜力”的药物都没有太多选择的话,情况会更糟。我也期望目前在临床进行验证的各种疗法中能有发挥一定作用的,尽快终结疫情。
 
对中国来说,这已经是第二次发生冠状病毒疫情了,我们不希望它再次发生。所以无论是广谱的抗病毒药,还是针对冠状病毒不同靶点的药物,都要进行储备,储备多个临床候选药物,把临床前研究和早期临床研究做扎实,做足抵抗潜在重大疫情疾病的准备。
 
长远考虑,全球健康相关的疾病和公共卫生突发疾病的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发,不应依赖商业企业,必须由国家持续坚持投入,并充分利用非营利性新型研发机构的作用,为下一次有可能爆发的疫情做准备,不失为上策。这次疫情已经发生的经济损失足够完成几百个药的开发了。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药明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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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守拙·问学求新。返朴,致力好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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