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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的反思:施一公院士:“如果当时不依照应试教育的思路,也许我可以做更重要的课题”

撰文 | 姜澎

直面“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问”,承担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重任的一流 研究型大学,能够做什么?2021年12月23日上午,由教育部高教司指导、上海交通大学承办的“2021 年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 工作推进会暨第二届致远学院拔尖人才培养论坛”举行,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院士结合西湖大学的办学经验,同时分享自己成长经历。他的“反思”,也给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带来思考。施一公分享了洛克菲勒大学和以色列的创新人才培养的案例。

不过,在他看来,“虽然大家都关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但我认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没有一定的模式科研照搬的,只能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探索。”“创新,其实需要一个文化氛围;如果没有文化氛围,即便大学的科研院所设计各种创新培养模式、课程等,都很难实现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

在他看来,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于解决几个重要问题:

如何打通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壁垒;

如何真正去改革招考选拔机制,鉴别拔尖人才;

如何打破现有的学科专业设置限制,鼓励学科交叉;

如何真正鼓励多元差异的共存,因为多元差异是创新的源泉;

如何赋予高校更多自主权,高校如何赋予院系更多自主权,教授更多自主权,真正从底层推动培养模式创新。

当前,西湖大学也在探索拔尖人才培养的模式。施一公直言,他的经历,就使得他自己有刻骨铭心的思考。“我本人是中国教育的产物,出国时快23岁了。我对我们的教育特别认同,特别有感情,以至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期间,至少两次或者三次,当中国教育部去普林斯顿大学调研的时候,大家也许都难以想象我对教育部领导是怎么说的。”当时的施一公说,“我知道很多人对中国的应试教育制度有非议,对高考有非议,但是,我就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我只用了4年,就从助理教授晋升到终身正教授。而我普林斯顿的美国同事有的用了8年,有的用了12年。应试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基础扎实,事业宽阔,能够举一反三的像我这样的优秀人才。”如今回想起来,他说,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

但在他2008年全职回到清华以后,他的想法开始发生了变化。因为种种原因,他当时把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做的科研全部停掉,在清华大学重启了4个全新的研究方向。但正是重启了这些新的研究方向后,他发现自己错过了在科研“黄金期”做出更大贡献的可能,“在我年轻时精力最旺盛、记忆力最好、反应最迅速的时候,失去了全力以赴,在科研上进取的勇气”。

他解释称,因为我们的应试教育真的非常优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学生培养到考出高分,而且会举一反三,包括在科研时会选题。他回忆,自己在1997年底到普林斯顿大学后,“我曾经是中学里几乎每一门功课的第一名。而我所有的科研方法也都是来自于我应试教育的基础。我选择课题的时候有两个标准:一是这个课题是否重要,不重要的课题我不做,这是应试教育教给我的要有重点,考试复习要有重点,不考的内容少复习;二是这个课题选择以后,如果三五年内出不了结果,就不要做,因为应试教育告诉我,如果你准备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复习的东西跟考试无关,你是不会高分的。”所以,当他把应试教育的精髓用于科研课题的选择上,果真“势如破竹”。但是,“我如今已经在《科学》和《自然》等顶尖杂志上的文章已经发表了60多篇。

回头看,绝大部分文章虽然在科学研究领域很重要,但意义不大。因为这些成果无法在科学史上留下重要的影响。”他说,因为这些研究课题都是在当时具有足够的重要性,也是当时能够做出来的,但“如果当时我不依照应试教育的思路选择课题,也许我可以做更重要的课题。显然,有更重要的课题存在。遗憾的是当时,我未必敢做,甚至想都不会想。”也正是在2009年以后,他意识到自己的能力远比过去对自己的判断要强,“我意识到我可以去搏一搏,甚至可以代表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有更大的突破。

我想,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会选择在年轻的时候义无反顾的去搏一次,哪怕失败了,那在青年时期肯定不会后悔。”他也希望他自己对个人经历的一些反思,能够让大家对教育,对人才培养有另外一种思考。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文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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