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上的竺可桢

我初次陪同竺老外出，是1966年3月20日乘飞机去广州。来去途中，竺老一直不厌倦地凭窗远眺，若有所思，又不时记录着什么，我感到新奇和纳闷。后来才知道，竺老不论是坐火车、飞机，还‍是乘汽车旅行，或是外出考察，对目之所及必不停地细心观察，随时记下到达各地的时间、里程、海拔高度以及沿途所见。竺老在当日的日记里‍，对去途有如下‍记述‍：“7^‍h 50′启引擎，从北京机场起飞，从北京至广州 1988 km，飞行高度据说是7000 m，平均速度 (上下不算) 530 km / hr，到广州需时4 ^h 08′。9^h 过黄河，10 ^h过长江，但最初因能见度差，9^h 50′以后下〔降〕，地有云雾，直至广州机场‍上才出云。云底高度据估计不过 500 m，……广州机场经与巴基斯坦联运后已扩大并有了新建筑，与我上次在机场所见已迥乎不同，已有国际机场规模。车到羊城宾馆只5公里，我住四楼461号。” （《竺可桢全集》第18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4、65页）^[1] 

当年3月28日，竺老乘火车回北京。那‍时正值阳春三月，南北气温和作物发育差异甚大。竺老一路耐心观察，毫无倦意‍，认真记录，取得了从南到北同步观测作物生长发育的第一手资料。‍他在日记中记得很详尽：“〔株洲〕田间80%种了紫云英，看来不十分紫，广州早已压青。长沙‍站上紫荆花已开，绣球初发白，海棠盛开，乔木抽青。长沙至岳阳一段，见小‍麦已有尺半高，站上有月季开花，梨花。在湖南境内见种茶叶，杜鹃开花，紫藤‍出叶，紫云英未紫。小麦渐多，紫云英渐少，蒲圻以北是稻麦两熟区，萝卜开花。长江大桥上紫荆开花，小麦高1′，杨柳全青，海棠初开，塑料〔膜〕种稻。广水小麦高不到1′，桃花放，水土流失严重，广水站上夹竹桃全受冻。过广水后天已黑，不能再观测田间物候，直至石家庄。过信阳车上坡，但相对高只100 m，在车中一路平顺，……在石家庄小麦高不到3″，到保定1″.5，至北京才返青。晚间车过驻马店，是彬彬^[2]等四清工作地点，在漯河、信阳间 (距京 1403 km)。在晚间九点左右过邢台，即近来地震区，在侵晓四点多钟。闻震已由八号的邢台，二十二号移至石家庄。从广州到北京飞机只四小时走1988 km，而坐特快车要40 h，行2324 km，但行车很稳而准时间，车中很清洁，与解放前有天渊之别。”这是他以一位科学家的视角，对沿途的观察与描绘。

竺老曾多次出国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多次到全国各地考察或视察。就如1966年的国内旅行一样，对他说来，旅途从来都是考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远近。每次旅途，他都比其他人更能从沿途景物中收获更多知识，但乐在其中。大家都经历过旅途，刚开始往往兴趣盎然，凭窗远眺，但坚持不了多久，就会感到疲劳，失去兴趣。然而竺老在旅途中，一直在不知疲倦地观察与记录，这是他的独特风格。他把旅途作为积累物候资料和观察大自然的极好课堂，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大好机会。不是一次旅途，而是一生中每次旅途都如此，这不是仅凭毅力可以做到的。这正是竺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体现，热爱科学、热爱生活的体现，也是兴趣所在。

竺老每次外出前，都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熟悉各种有关资料，如果到以前曾去过之处，还要翻阅当年的日记。无论是出差、考察，他都要随身携带照相机、温度表、高度计和罗盘。考察或旅途中，随时测量与记录，把有价值的地理景观、景物风貌和文物古迹拍照下来。

每次考察回来，他都亲自写考察报告，或著文发表。重要报告，或提交科学院院务会议，或送科学院党组，还有的直送中央领导。凡考察中所发现的问题，或受托向有关部门或领导反映的问题，回来后都认真汇报和反映，积极提出建议，以期得到解决。

那时是用胶卷拍照。经过一段时间后，竺老会对胶卷集中冲洗，照片印出来还要择时整理，用蝇头小楷逐一标记。凡与他人合照的，或为他人特意拍摄的照片，标注好后迳寄本人。竺老做任何事都这样，既规矩，又严谨，有条不紊，有始有终，即便是点点滴滴的小事，也从不敷衍，不轻视。

不论是参加会议，听取汇报，与人谈话，他都认真听取，随时记录，一丝不苟，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在忙碌一天之后，必把一天所见所闻记入日记，这是雷打不动的“功课”。

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极其平常琐碎的日常生活里，竺老也是勤于记录和观察测量的。每天起床后，他都要观测天气，记录气温、气压、风向、阴晴云雨，要是下了雪还要量一下雪的厚度。然后做早操或打太极拳，听新闻广播。每天晚上，不论当日活动如何繁忙、劳累，都坚持记完日记才休息。个别时候，比如因事搞得太晚，或因旅途、考察过于劳累，当天没能写，第二天一早也要补记。

运用科学方法探究一切事物，早已成为竺老的生活习惯。在日常生活中，融入他血液中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可以说无处不在。记得竺老夫人、陈汲（编注：竺可桢第二任妻子）师母有过生动的记述：

“记得我家屋前院子里，种有丝瓜、金银花，还有一架玫瑰香葡萄，藕舫（编注：竺可桢的字）为此专门买了几本管理种植葡萄的书本，学习科学的培育管理知识并亲自施肥，定期浇水，还爬上梯子去剪枝，每天观察生长情况，每年葡萄结几次，每次结多少，每串葡萄有多重都要磅一磅，平时不许孩子们偷吃，一旦成熟采下来就挨家挨户分给院里各家孩子尝鲜。丝瓜结出来了，他总要每天用尺子量一量长了几公分。发现金银花叶子上有腻虫，他耐心地用刷子一张叶子、一张叶子把腻虫刷到盛水的杯子里，观察腻虫在水杯里几分钟才能淹死……，并仔细地一一记录下来。家住地安门时期，他为直接了解大风沙所带来的沙土量，每次风沙后都要亲自扫靠外间的一片地，收集沙土并称其分量，可以说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上也习惯了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去研究周围的事物。” （陈汲《我的丈夫竺可桢》，载《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第217—218页）师母的述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科学大师在日常琐事上不同寻常的另一面。

他对子女的关心也是一样“精确”。他一年数次亲自给子女逐个量身高、称体重，并且把这些数字记在日记里，密切“监测”子女们的身体成长情况。子女们上中小学时，每学期的成绩，他都要逐一记在日记本上，不时进行比较分析，对子女们的学习情况跟踪关注。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却不容易。

竺可桢的工作风格是严谨的，日常生活极其简朴，但这并不代表其生活是单调刻板的，相反，他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就像他的学术生涯牵涉广泛一样，生活中的竺老酷爱读各种书。一有空闲，他就见缝插针捧书而读。除了本专业的书刊，其他门类的专业书籍，甚至包括小说、名著，都在他的猎读之内。他读书读得非常细致，有时会做摘录，记在日记中。

‍他不但头脑丰富，而且特别注重体育运动，终身不辍。除每天早晨做早操或打太极拳外，还喜欢游泳、打网球、爬山、滑冰、远足。在浙大时，曾忙里偷闲打打网球。他也喜欢观赏体育比赛，对比赛情形及优胜者都记入日记。他打网球到60岁，溜冰到70岁，游泳到76岁，坚持早操到逝世前不久。

在漓江黄牛峡大宝滩游泳（1963年6月21日）| 竺可桢藏与题注

他不但自己勤加锻炼，也格外注重子女的体育能力。竺师母曾回忆说：“他关心孩子全面发展，有意识培养孩子锻炼身体的习惯，每次外出锻炼总把孩子带上，教他们游泳、滑冰、爬山，同时让孩子识别树木、花草、鸟类和岩石、地质等。1966年前科学院院部在文津街，我家住在地安门，他经常不坐小车，而是穿过北海步行上班，这不仅能够观察物候，亲自得到河冰开冻、鸟鸣、始花等第一手资料，而且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为此还买了北海公园的月票，冬季下午下班从前门进入北海冰场，让小女儿下午放学从后门进入北海冰场，教孩子滑冰，这是他挤时间进行锻炼一举三得的妙法。” （陈汲《我的丈夫竺可桢》，载《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第220页）

尽管竺老的时间表总是排得满满的，但他能尽量做到劳逸结合。如果节假日或周日没有急待处理的工作，他往往偕子女或同事或游园、或郊游、或滑冰、或爬山，总要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空气。他喜欢观看电影、戏剧及听音乐、演唱，又每每在日记中予以评论，有时又从一个地理学家的角度挑剔其中有违科学规律之处。 

他虽严谨，但并不乏幽默风趣。有一次出席浙江大学一年级师生联欢大会，他看到节目单上有“校长训话”一栏，觉得在联欢会上“训话”，实在不合时宜。于是即兴说道：“同学们，‘训’字从言从川，我的训辞就是信口开河啊。”联欢会上训辞，只能如此解释。大家听了，都被逗得哄堂大笑。

他关心爱护身边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在担任了一段时间竺老的秘书后，我调回家乡工作，仍然与他保持着书信往来，他还将再版的《物候学》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单行本寄给我。我不幸受重伤住院，收到他与竺师母的慰问函后，我感动不已，终身难忘。可是后来看到他的日记才知道，那时他正遭受肺气肿的困扰，身体已经相当虚弱，“手无缚纸之力”，但还在关心别人，仍给我复函。

他珍重友谊，与老友长期保持往来，经常接待与探视老友。1966年，我陪他去广州，上午到广州，下午即去看望老同学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竺老坐在陈先生的床边，两人交谈甚欢。那次竺老满脸洋溢的灿烂笑容，我此后再也未曾见过。探望过陈先生后，他又去看望了老朋友数学家姜立夫先生。

岁月匆匆，竺可桢先生逝世至今已过去49个春秋，在此表示深切的缅怀与纪念。

作于二零一九年十月十日

修改于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日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