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1971年，杨先生回到中国探亲、访问。这不仅是他赴美26年后的首次回乡之旅，也是中美科技交流史上的开拓之举。本文关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这篇文章选自《自然科学史研究》，得到了该刊邀请的审稿专家认可。一位审稿人认为，半个世纪之前杨振宁率先访华，“将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深远影响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另一位专家指出，文章披露的相关信息具有“史料价值”。

撰文 | 刘金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南开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吴岳良（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亚太地区）、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

1971年4月，中美开启“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开始融化两国历时20多年相互隔绝的坚冰。同年7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宣布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1923-）博士已于当月9-11日访华。[1]次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 Nixon，1913-1994）访华，中美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翻开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对国际政治格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美交往大门在50年前的重新开启主要得益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等中美两国领导人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勇气。在这一时期，中美科学界抓住机遇，积极促进两国间的科技交流。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便是这方面的一位重要先行者和推手。1971年，他仅仅在基辛格访华几天后抵达上海，成为首位访问中国大陆的美籍华裔知名物理学家。此后，杨振宁努力架起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及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的桥梁。关于1971年访华经过，杨振宁的文章或公开演讲[注释1]中有相关记述。本文主要基于档案、日记、回忆录等史料重点阐述杨振宁在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71年首次访华的经过和影响，展示他对促进中美科技交流、中国科技发展等方面所做的贡献。

1、破冰之旅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政府均有意改善双边外交关系。1971年3月15日，美国取消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中国旅行的禁令。[注释2][2]杨振宁敏锐地意识到两国关系的“解冻”迹象。考虑到自己对中美两国都有一些认识和浓厚的感情，杨振宁认为他有责任架起两国之间了解和友谊的桥梁。同时，他获悉此时父亲杨武之病重住院，担心中美之间“刚刚打开一道小缝的门，很可能由于越战和亚洲不断变化的地理政治形势而在数个月内又会被重新紧闭起来”[注释3]，于是给父亲写信表达回国访问的意愿。[3]杨武之将这一消息报告国务院，中共中央同意了杨振宁的回国申请,并决定:“根据对海外高级知识分子的一贯政策，本（着）热情关怀，突出政治，多做团结争取工作的方针，做好对杨的接待工作”[4]。事实上，杨振宁此次访华也征得了美国官方同意。尼克松总统的科学顾问戴维（Edward E. David，1925-2017）希望杨振宁以私人身份赴华探寻中美两国科学院进行有效接触的可能性和接触的方式。[5]
 

1.1 行程安排
 

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杨振宁顺利领取到访华签证，并于1971年7月20日晚乘法国航空公司航班抵达上海，回到阔别26年的祖国[注释4]。杨振宁此次访问历时4周（1971年7月20日-8月17日），访问地点主要是上海、北京和合肥三地。在上海，他参观了工业展览馆、江底隧道、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复旦大学、上海柴油机厂等。在北京，参观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北京第三十一中学，游览了故宫、长城、明十三陵、颐和园等。他到合肥省亲，并在合肥参观了毛泽东思想馆和安徽纺织厂。此外，杨振宁还参观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上述参观地点都是经过接待组精心安排的，以使杨振宁看到“新中国的精神面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4]。

中国科学界对杨振宁此次访问极为重视，曾组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基本粒子研究组和北京大学物理系基本粒子研究组了解国际基本粒子研究进展及杨振宁近期工作。[6]杨振宁在上海（1971年7月24日、8月14日）和北京（1971年8月3日）分别作学术报告并同科学家座谈，向中国学者介绍国际科学研究状况，特别是美国物理学研究的新进展。他的报告以其粒子物理为主，包括对称性原理、基本粒子内部结构及基本粒子研究现状，还涉及低能核物理与高能核物理关系，以及原子能在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在核动力方面的应用。此外，接待组还安排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李炳安重点向杨振宁介绍中国物理学家在1965—1966年提出的层子模型。[注释5][7]

1.2 关于建造高能加速器等科学问题的建议

杨振宁同中国科学家座谈的内容比较宽泛，涉及美国科学研究的体制问题，近代物理学在科学技术、国防、工农业方面的应用，以及理论物理学发展的动态等。为充分利用有限的访华时间，尽可能多介绍国外科学发展情况和了解中国发展现状，杨振宁有时利用午餐时间同参加座谈的学者交流，甚至午饭后不休息直接座谈到傍晚。在座谈中，他得知中国学界关心中国是否需要建造高能加速器。他的看法是：“我觉得新中国目前在高能物理方面完全不做实验是错误的，因为高能物理是很重要的方向，是物理学的前沿。但目前要大做，立即迎头赶上，比方美国建成能量为2 000亿电子伏的加速器，而你们建一个5 000亿电子伏能量的加速器，经济力量一时也不能达到。新中国别的方面有更迫切的需要。折中的办法是在技术方面进行研究，如进行超导的研究，可以训练人才。这些人才在别的方面也可以很有用，可以在社会上作出贡献。超导磁铁、超导腔方面做一些实验，做超纯铝也可以达到一定的进步。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做一个能量100亿电子伏的束强流度较高的加速器也好，可以训练人才，但做很尖端的实验比较困难。”他认为：“物理以实验为主，理论工作脱离了实验容易想入非非，但一个国家的发展要以国家的实力作为基础。”因此，他建议中国首先在理论方面做些研究，并在技术方面做准备，待工业基础发展后，“再做迎头赶上的工作”。[8]
 

1971年8月10日，杨振宁在北京大学座谈时，再次谈到基本粒子的应用问题。他认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种种方面都需要发展，几个人可以，花很多人力去研究基本粒子是不大说得过去的。……中国团结一致努力的办法，也许最宜于实现一个实际的目标，而不是理论的目标。比如说要把整个工作重点放在高速的、大型的计算机方面，对国家来说是很需要的。因为这是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中国不能永远落后——这就需要种种人才，要吸收很多人，就不大有余力放到别的方面。这里还有很多副产品，对半导体理论与实验，对材料、磁性研究，都要有很重要的进展。”不过，他“坚决相信基本粒子研究，以后会有想象不到的应用”。[9]他还建议中国应该重视理论研究，大力发展半导体和激光研究，还应发展低温物理、超导体、真空技术和理论数学。[9]
 

杨振宁注意到中国在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针刺麻醉方面的成就。他认为：“合成牛胰岛素这个成就很惊人，很了不起，国际影响相当大，给人类以较大的贡献。”为此，他有意推荐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争取获诺贝尔化学奖。[10] 他主张医学界应该增加几倍科研力量研究清楚针刺麻醉的理论。此外，他建议中国尽快恢复出版学术期刊，认为写出文章既有利于研究者整理思路，也促进学界交流[注释6]。他还谈到美国费米国立加速器实验室（Fermi National Accelerator Laboratory）主任威尔逊（Robert Wilson, 1914-2000）有意邀请中国科学家参与该实验室研究工作。美国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也曾询问如何邀请中国科学家参加1971年8、9月份举行的物理专题会议。[11]

1.3 会见师友并受到周恩来总理会见
 

杨振宁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岳父杜聿明将军，还受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张文裕、科学家邓稼先和华罗庚的宴请[注释7]，会见了周培源、王竹溪、赵忠尧、黄昆、黄宛[注释8]、王承书、钱学森等师友。在同吴有训见面时，杨振宁称自己回国后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面貌就是毛主席诗词所讲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他向吴有训表达了受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戴维之托探寻中美科学院接触的可能性。最后，经外交部批准，由周恩来总理在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来答复杨振宁：鉴于中美尚无外交关系，不便进行这方面的接触，但可以考虑美国个别科学家的访华要求。杨振宁为此提供了一份可供参考的科学家名单。[注释9][13]
 

1971年8月4日晚7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杨振宁[注释10]，活动持续了近5个小时。周总理关心杨振宁回国访问情况，并同他畅谈了国际形势和有关美国社会和政治的情况，包括美国大学的组织形式、办学方针以及学术运动和种族问题等。会见结束后，杨振宁激动地对弟弟杨振汉和妹妹杨振玉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那么忙，能花这么长时间和他谈话。第二天上午，杨振宁在去周口店参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展览馆途中向旅游局负责人岳岱衡表示：“总理那么忙，大事小事都关心，连我在北京、上海活动的情况，他都很清楚。我非常惊奇的是周总理已是七十三岁的高龄了，精神还那么好。”[15]
 

同阔别22年的挚友邓稼先相见令杨振宁印象深刻。他在回国前特别提议希望见到邓稼先。此前杨振宁通过美国报纸了解邓稼先可能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重要领导者。经周总理安排，邓稼先回北京陪同杨振宁多次参加活动。8月11日晚，杨振宁在由北京返回上海时在机场临别前向邓稼先询问曾参与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寒春（Joan Hinton，1921-2010） [注释11]是否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邓稼先说自己不知道。杨振宁请邓稼先了解情况后告他，并给邓稼先留下上海的地址和电话[注释12]。邓稼先将此情况报告国防科委。经国防科委与接待组商议后建议邓稼先给杨振宁写信告其所询寒春之事。返美前一晚，杨振宁受到上海市委领导宴请。席间，接待小组人员送给杨振宁周恩来总理会见他时的照片并转交邓稼先给他的信。邓稼先在信中告诉杨振宁，寒春确实没有参加中国任何有关制造核武器工作[18]。邓稼先在信中表示，希望杨振宁在国外能经常想到祖国，并以“友行千里心担忧”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表达惜别之情。杨振宁读到信后很受触动，热泪盈眶。[10] 50年后，在2021年9月22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上，杨振宁对此深情回应称：“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19]

8月17日上午，杨振宁乘法国航空公司航班返回美国。按计划，杨振宁此次访华不公开。但《香港星报》（Hong Kong Star）和美国《纽约时报》相继于1971年8月7日和8日报道了杨振宁访华消息，并认为他的中国之行可能与尼克松总统即将访问中国有关[20]。为避免谣言、免得他夫人担心，杨振宁提议中国公开其访华消息。197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短消息：“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于七月下旬回上海探视父病，目前正在北京参观访问中。”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杨振宁离沪消息，简短介绍他此次访华的行程[21]。8月21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和葛庭燧对杨振宁访华及所受到的高规格礼遇的个人看法（参考文献[14]，第457页）。

2、返美后介绍中国及后续访华

杨振宁的中国之行引起广泛关注。在他返美后，陈省身、林家翘、任之恭等华裔科学家给他打电话，希望从其亲身经历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1971年9月17日，杨振宁在给父亲杨武之的信中谈道：“各界对新中国的兴趣简直大到无所形容，我把一切记者、电视、无线电请求访问都推掉了。……此间各界对新中国的兴趣是一好现象，我希望中美人民间的友谊等自此建筑起来。外交界、学术团体请我座谈，我也许会参加。我去新中国参观事，对此间的中国人感情上有了相当大的影响。”[22]
 

2.1 向美国各界介绍中国及其科技发展
 

杨振宁回到美国之后，积极在多种场合发表公开演讲，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取得的成就，在留美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广泛影响。例如，1971年8月25日，他在康奈尔大学参加一次物理学会议时做了一次演讲。听众包括参会者和康奈尔大学师生，其中在场的苏联物理学家拼命记笔记，有人甚至同杨振宁开玩笑：“你恐怕再也得不到去苏联的签证了。”[22]9月21日，杨振宁在其执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作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演讲，听众约1 400人。他认为，虽然中国仍旧贫困，缺乏物质财富，工业技术也很落后，但现在的中国与26年前相比变化的重心是“精神”——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很大改变。[22]11月，《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高级编辑路布金（Gloria B. Lubkin，1933-2020）采访杨振宁有关中国现状的报道，内容涉及“中国的物理学”、“加速器”、“科学计划”、“物理学研究与工厂”及“中国精神”等方面。[23]
 

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成功访华。2月28日，中美联合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这次访问被杨振宁称为“戴高乐式的访问”[注释13]。在尼克松访华期间，杨振宁给父亲杨武之的信中写到：“‘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是几小时前尼克松总统在人民大会堂宴会上讲话时引用的毛主席诗句。‘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这些天的时事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对美国人民正确认识新中国有无比的意义。”信中还提到“‘Star spangled banner’（星光灿烂的国旗）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给抗战期间成长的致礼[注释14]和我带来无限的激动”。[25]3月21日，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表非正式谈话。他的谈话涉及对《上海公报》的解读、中美苏三国关系、中国台湾地区前途问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取得的成就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该谈话后来以《对目前时局的一些讨论》为题发表在由石溪分校中国留学生办的中文刊物《石溪通讯》上，随后又被中国的《参考消息》转载。4月17日，杨振宁给父亲写信，请他不必担心自己的演讲会被人攻击。信中称：“我所讲的是事实，所以我不怕人攻击。……被人攻击虽然是免不了的，但因此而畏缩是不符合做人的标准的。如果中美关系大大恶化是否有危险，会有J. Mecarthy[注释15]（麦卡锡）之类的现象重新出现？当然很有（可能），不认识这一点是对美国社会没有彻底了解，但是认识了并不代表我就应该畏缩。请释念。” [25]

2.2 第二次访问中国
 

为更深入了解中国，以便更全面地向旅美华侨和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情况，杨振宁于1972年6月16日至7月21日再次回中国探亲和参观。除访问上海和北京外，他这次还访问了南京、河北省遵化市沙石峪村、西安、延安和杭州等地。在上海期间（6月16-22日），杨振宁几乎每天都到医院看望父亲杨武之一个半小时。此外，他参观了上海少年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上海机床厂、自然博物馆和第九化纤厂[26]。在南京，杨振宁参观了长江大桥、天文台、南京大学、中山陵和工艺美术展览会[27]。在北京，杨振宁除参观民族学院、动物园、杨村部队、故宫和北京料器厂外，还在北京大学做4次专题报告，题目分别为“关于高能物理的发展”（6月27日）、“规范场——一个新的定义”（7月1日）、“一些统计力学的严格解”（7月3日）和“物理学中的对称性原理”（7月5日），并座谈了高能加速器[注释16]、激光等问题。[28]其中，关于规范场的报告启发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陆启铿研究物理上的规范场与数学上的主纤维丛上的联络论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杨振宁第二次访华时，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接待杨振宁时“应谈的深一点”[27]。为此，接待组针对杨振宁兴趣广泛，既是科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的特点，要求在政治和专业方面的接待工作更深入细致。此外，接待计划中还提出拟通过张文裕、邓稼先、黄宛、黄昆等与杨振宁深谈他所关心的问题。[27]7月1日晚，周恩来总理会见并宴请杨振宁[注释17]。在会谈中，除了交换对美国大选和越南战争形势等问题的看法以及科学研究问题外，杨振宁还提到应重视科学理论研究，并强调开展学术交流的必要性；他还提议要建立有效的科学管理机构，以培养科学人才并发挥原有科学人才作用。[29]周总理对杨振宁的建议表示赞同：“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他还提到“理论不提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能总结经验，再回到实践中去，再提高；二是对人家的经验不那么感兴趣，不能去多听多看。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我们应该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去你的意见；或者表面上说好，接受，你走了以后就无所谓了。你热情的指出我们一些缺点，我们要是听了当耳边风就很危险，我生怕我们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这样。”[30]两周后，周总理在会见正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全体成员时指示周培源要办好北京大学理科教育，提高基础理论水平。[31]10月6日，周培源发表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呼吁“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32]不过，受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的极左思潮干扰和阻碍，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具体支持措施大多未能落实。直到6年后，在邓小平副总理亲自批示下，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终于在1978年6月成立，这彰显中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重视。
 

杨振宁此次回国还结识了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杨振宁在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次听到周光召名字，且当时“美国所有高能物理领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中国年轻的研究员，是当时最杰出的、最有新思想的一个物理学家”。[33]时，周光召正在位于苏联杜布纳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Joint Institute for Nuclear Research）工作，取得诸如证明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律等有影响力的成果，被美国同行视为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最杰出的年轻科学家”。1961年2月，周光召回国参与原子弹理论预研工作，并在此后十几年内未发表学术论文。杨振宁在1971年访华时仍然提出要见周光召。当时外交部的接待计划是“如本人在京，可予安排”[4]。不过，杨振宁在周总理宴请时并未见到周光召。于是，他向周总理专门提到周光召。当他第二次访问中国时，终于在周总理主持的宴会上结识周光召。从后，他们成为挚友，共同推动了中国物理学发展。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杨振宁向周光召建议中国要开展自由电子激光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为此，周光召指导学生调研并开展相关研究，还与王淦昌、谢家麟、方守贤、余理华等专家讨论。
 

2.3 后续访华
 

自1972年以后，杨振宁几乎每年都访问中国。1973年5月，第3次回国，探望病危的父亲。同年7月，第4次回国。7月17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杨振宁[34]。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总理和周培源。毛主席同杨振宁讨论了物质无限可分和宇称守恒等物理学及哲学问题[注释18]。毛泽东谈到：“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分了，那么一万年以后，科学家干什么呢？有人说公孙龙是诡辩论，还有惠施。但是有‘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说，这就是物质无限可分的意思。……宇称守恒，宇称又不守恒。我是赞成宇称守恒又不守恒。我是搞政治的，不懂科学。”他们的谈话内容还涉及毛泽东诗词（如《长征》）、秦始皇和历史上的法家。毛泽东强调：“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参考文献[30]，第607页）在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对杨振宁说：“感谢你这位自然科学家，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35]这是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会见美籍华裔知名科学家，表明了他对科学工作的重视和对海外华人的关切。

1974年6月3-29日，杨振宁第5次回国访问。他分别于6月7日和14日在复旦大学做题为“规范场的积分形式”和“无源规范场的特殊解”报告。期间，杨振宁表示自己近期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University of Wrocław）理论理研究所访问时完成的一篇关于规范场方面的论文需补充一些数学计算，涉及广义相对论、微分几何等方面的问题，并有意和复旦大学科研人员共同讨论，联名发表这篇论文。[36]随后，他与谷超豪等数学家合作开展规范场的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推动了中国数学和理论物理学界对规范场理论的研究。杨振宁在合作讨论过程中不断向他们介绍理论物理和数学上的新方向（如规范场的数学问题和孤立子理论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杨振宁还与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等多所大学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展学术合作，进而影响到中美大学间的交流合作。
 

2.4 促进中美科技交流
 

杨振宁访华引起了一批华人高级知识分子的共鸣，有力推动了中美科学界的交流[注释19]。1972年5月，美国科学家协会主席、高能物理学家戈德伯格（M. Goldberger）应邀率领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三周，考察中国物理学发展情况。[37]同年6月底至7月中旬，物理学家任之恭、数学家林家翘组织“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回国访问。[38]代表团由27人（其中学者和家属分别为12人和15人）组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由美籍中国学者组团的回国参观团，受到周恩来总理等政府领导人接见。受杨振宁直接影响，麻省理工学院的黄克孙于1973年初首次访问中国。1971年夏，黄克孙正在位于汉堡的德国电子加速器（Deutsches Elektronen-Synchrotron）访问。当收到杨振宁寄给他的中文信“我现在正要登上一班飞往北京的班机”时，黄克孙称“那是一个强烈的令人颤动的时刻”。[39]黄克孙1973年访华时与物理学家郝柏林、于渌相识。他当时得知郝柏林、于渌正在研读威尔逊（K. Wilson）的相变重整化群的论文。于是，黄克孙返美后请威尔逊为郝柏林寄来他与合作者的综述文章预印本。这比当时在中国获得国际最新文献的时间提前半年，使他们及时了解国际同行研究的最新进展。
 

除美籍科学家来华访问外，中国也积极选派科学家访问美国。1973年5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率领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此外，还有中国科学家访问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等。1980年1月5—12日，在广东省从化县召开国际粒子物理会议，共有97位中国物理学家和51位在国外工作的华人粒子物理学家参加。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召开的首次物理学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成功举办与杨振宁、李政道的积极推动密不可分[注释20]。同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筹划、创办并主持了“中国教育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Education Exchange with China），利用自美国和中国香港募捐的经费，在12年内共资助中国科研院校的83位学者到该校访问、交流。[41]

1978年，杨振宁担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此后他为中美沟通、交流做出了更多贡献。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不久后，应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1924-）邀请，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访问美国的首位政府领导人。期间，杨振宁所领导的全美华人协会组织了盛大的宴会，欢迎邓小平到访。杨振宁在宴会上致辞，强调在美华人对于增进中美之间的理解和友谊所附有的特殊责任：“我们深自知道因为我们共同扎根中美两大民族的文化，我们对增进两国间的友好和了解肩负着特别的责任。在今天这个场合，全美华人协会和全美各界华人重申我们将继续为建造两大民族间的友谊桥梁尽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知道没有这座桥梁，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定。”[42]

3、结语

杨振宁既是对世界物理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也是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社会活动家。1957年，他和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原理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外国人这个心理”[43]。1971年，在中美关系解冻但尚未正式建交之时，他果断访问中国，为中美科技外交写下浓重一笔，这也是他“事业上的转折点”[44]。这次“破冰之旅”具有示范性，并对中美科技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推动当今中美科技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杨振宁始终关心中国科技发展，特别是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与国际交流合作等问题，并向中国领导人和科学家们提出良策。2003年，他正式回到清华大学任全职教授，主持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在引领中国物理学发展、培养年轻一代人才和提倡科学史研究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45]。2015年4月1日，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正式恢复中国国籍。这正如当年他率先访华一样，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件，反映了中国从人才外流向人才回归转变的趋势。
 

致  谢：感谢《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邹大海研究员、副主编孙烈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刊》执行副主编杨柳春研究员和有关匿名专家、领导审稿，并提出修改意见！
 

编注：

本文经授权选自《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0卷 第3期（2021年）：374-386页。2021年9月22日，“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在清华大学举行，杨先生本人在讲话中回顾了当年访华的片段。在当日的研讨会上，本文作者已将预印样稿呈送杨先生，并提供给部分与会专家听取意见。在正式刊印之前，作者再次修改，补充了相关的内容。

杨振宁长期重视并亲身从事科学史研究。1996年1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聘请杨先生担任名誉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于当年第2期曾做报道，提到杨先生即席发言中的观点：“现代科技的发展同20世纪世界的局势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要想了解20世纪的世界的发展情况，以及对21世纪的前景作出展望，必须对科技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一论断的学术价值，值得科技史学者珍视。
 

注释

1. 例如，杨振宁于1983年3月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庆20周年纪念讲座上的演讲中的“访问中国”部分简单介绍了自己1971年访华经过。
2. 1971年3月16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第2版在比较醒目的位置发表题为《美国解除对中国旅行的禁令》（U.S. Lifts Ban On China Travel）的新闻。新闻中提到“美国今天解除了对美国人前往共产主义中国的禁令，并宣布其正在通过私人外交渠道努力使北京的大使回到一年多前中断的华沙会谈。这两个步骤都是尼克松政府寻求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持续政策的一部分，但国务院承认，预计这里不会有快速反应。”[2]
3. 在杨振宁看来，中美两国根据当时的国际情势在试探是否可以有些有用的接触。不过，考虑到当时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杨振宁担心这道刚打开小缝的大门可能会再度关闭。
4. 杨振宁对此次回国极为重视，他提前3天便到达巴黎等候访华签证。由于中美尚未建交，当时的签证只是一张纸。
5. 杨振宁回国前并不了解层子模型的具体工作。为使他深入了解层子模型且便于他返美后介绍层子模型时有所依据，周培源和张文裕建议将中国物理学家在1966年暑期物理讨论会上宣读的三篇论文赠送给他。
6. 1972年以后，《中国科学》、《物理学报》等科技期刊逐步恢复出版，发表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与杨振宁当时的建议相关。
7. 为了避免吴有训等前辈到机场迎接，杨振宁在上海访问时特意叮嘱接待组工作人员不要通知他们自己抵京的具体时间。他表示自己抵京后会立即拜访他们。[12]
8. 黄宛为黄昆二哥，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一部副主任。
9. 这份名单共有9人（其中前7位同杨振宁熟识），包括：George Kennen，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是1945-1950年美国对外政策主持人之一；Jerome Wiesner，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曾任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的科学顾问；Fred Seitz，洛克菲勒大学校长，曾任美国科学院院长；George Wald，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J. Watson，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董事长；David Rockefeller，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Kerson Huang，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Jerome Cohen，哈佛大学法律教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友好，努力改善中美关系）；Avram N. Chomsky，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反越战思想领袖。
10. 杨振宁白天游览了长城和十三陵。当旅游局负责人岳岱衡通知他周总理将于当晚会见并宴请他时，杨振宁异常兴奋。陪同杨振宁参加会见的有郭沫若、吴有训、竺可桢、刘西尧、钱学森、朱光亚、周培源、华罗庚、丁江、章文晋、傅作义、杜聿明夫妇、杨振宁弟弟杨振汉和妹妹杨振玉等。竺可桢在日记中有如下记录：“7：30pm周总理来，我们坐到排好成马蹄形的藤椅上，先谈了半小时。到8：00多就在新疆厅一个大桌上晚餐。同时周总理和杨继续对话。晚膳时我坐在郭老与朱永行（外事处）之旁，可以看到记录，所以知道讲点什么。膳毕已十点，继续在藤椅上会谈，到十一点三刻始散。所谈海阔天空，范围很广。大致周总理要了解美国国内情况，如大家对基辛格的印象，五角大楼与资本家的力量。总理说Rogers近来与台湾在唱双簧。杨在美久，所以对情况了解清楚。周总理要他每年回来一次，也提过去中印的战事，杨说Maxwell的中印战争书影响很大云云。”[14]
11. 寒春于1944年荣获威斯康辛大学硕士学位，在“曼哈顿工程”中参与制造浓缩铀发生器。1946—1948年，寒春在芝加哥大学费米（Enrico Fermi）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同杨振宁相识，并在同一个实验室共同工作近20个月。1948年3月，寒春抵达上海。她于1949年1月经北平辗转到达延安，并在当年4月同3年前抵达延安的男友阳早结婚。此后寒春、阳早夫妇一直定居中国，为农业机械化做出贡献。1971年7月24日，周总理接见寒春、阳早夫妇及寒春哥哥韩丁一家等美国朋友，介绍了对中美会谈、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台湾等问题的看法。8月7日，杨振宁参观大寨时偶遇同学寒春，当面询问她是否参加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寒春说自己并未参加这项工作。
12. 据杨振宁回忆：中国原子弹爆炸以后，他特别关注到两条美国报纸消息，一则消息是邓稼先是设计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另一则消息是美籍物理学家（即指寒春）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杨振宁相信第一则消息，但对第二则消息还需进一步了解并希望这则消息不是真实的。他迫切想确认中国的原子弹是否是自主研制的。杨振宁提到“原子弹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这个心理，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懂不懂。在我长大的时候，在我父亲这一辈长大的时候，是中国被外国人欺负的不得了，因为中国人没有近代的（先进武器）。所以希望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以上内容根据2021年9月23日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亚洲）频道《大先生杨振宁 家国情怀》整理。
13. 杨振宁在相关文章提到，他听说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将军原计划访问中国，但在预定日期前逝世了。戴高乐逝世时，毛主席给戴高乐夫人发了唁电，“谨对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在杨振宁看来，中国人民很佩服戴高乐，也佩服毛主席对戴高乐的历史贡献所作的高瞻远瞩的评价。杨振宁还发现，在中国所听到的有关尼克松未来访华的谈话，表面上虽是强硬的，里面却暗含着对他的见识的敬佩。因此，他将尼克松访华称为“戴高乐式的访华”。[24]
14. 致礼指的是杨振宁夫人杜致礼。
15. 在档案原文中，麦卡锡的英文姓氏拼写有误，正确拼写为McCarthy。
16. 7月4日下午，杨振宁在北京饭店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防科委等单位的30多位学者座谈“高能物理的发展方向”。在这次会议上，杨振宁再次表明个人对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意见。他认为，从技术意义上讲，中国不一定要造一个大的高能加速器。但可以建造一些中小型加速器，做一些加速器原理、探测技术等基础工作。他还认为培养大量具有广泛基础理论知识的人才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问题。[28]
17. 根据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记录，周恩来总理接见杨振宁的时间为1972年7月1日。这与《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记录的时间7月2日不一致。参加接见的还有郭沫若、刘西尧、乔冠华、竺可桢、吴有训、迟群、周培源、章文晋、张文裕、王承书、钱伟长、邓稼先、周光召、黄昆和黄宛等，杜聿明夫妇以及弟弟杨振汉和妹妹杨振玉也参加了接见和宴会。[29]
18. 毛泽东早在1955年1月15日曾同物理学家钱三强讨论物质是否无限可分问题。1963年，他同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Shoichi Sakata, 1911-1970）在科学研究中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产生共鸣。1964年8月，毛泽东又与哲学家和物理学家谈论物质无限可分问题以及他对自然辩证法的一些见解。这直接影响了中国粒子物理学界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影响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在1965-1966年提出层子模型。[7]
19. 杨振宁后来承认自己当年并没搞懂“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自嘲地说自己是位“蹩脚的新闻记者”。
20. 广州从化粒子物理会议旨在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促进中国粒子物理理论发展，为后面组织更大型的国际会议积累经验。1979年4月，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钱三强向杨振宁和李政道发出邀请。他们均欣然接受邀请，并积极推荐和联系在台湾和国外的华侨和华裔物理学家参加会议。[40]

参考文献

［1］ 公告[N].人民日报，1971-07-16(01).

［2］ U.S. Lifts Ban on China Travel[N]. The New York Times, 1971-03-16(02).

［3］ 杨振宁.中美科技交流对中国科学家的意义（一九七六年）之后记[M]//读书教学四十年.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5: 13-14.

［4］ 关于接待杨振宁的计划[A].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5］ 接待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情况简报第11期[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6］ 周培源、张文裕给郭沫若、刘西尧的信[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7］ LIU J Y. Chinese physicists’ construction of the straton model in social context[J]. 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 2(1): 85-122.

［8］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学术报告（之二）[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9］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学术报告（之三）[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10］ 接待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情况简报第29期[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11］ 接待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情况简报第12期[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12］ 接待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情况简报第6期[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13］ 接待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情况简报第23期[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14］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 第20卷[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1：445.

［15］ 接待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情况简报第17期[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16］ 阴和平，李维民. 寒春 杨早画传[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17］ 接待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情况简报第24期[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18］ 杨振宁. 邓稼先[J]. 二十一世纪, 1993(17): 56-62.

［19］ 杨振宁百岁演讲，特别提到一个人[DB/OL].(2021-09-24)[2021-09-27].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82/87286.htm

［20］ Physicist Reported in China[N]. The New York Times, 1971-08-08(83).

［21］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离沪 在京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予会见并宴请[N].人民日报,1971-08-19(01).

［22］ 接待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情况简报第31期[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23］ LUBKIN G B. C. N. Yang discusses physics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Physics Today, 1971, 24(11): 61-63.

［24］ 杨振宁. 戴高乐式的访问（一九七二年）[M]//读书教学四十年.香港: 香港三联书店,1985: 67.

［25］ 接待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情况简报第32期[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26］ 接待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情况简报第4期[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27］ 接待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情况简报第6期[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28］ 接待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情况简报第14期[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29］ 接待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情况简报第12期[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533.

［31］ 周培源. “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N].人民日报,1977-01-13(02).

［32］ 周培源. 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N].光明日报,1972-10-6(01/02).

［33］ 杨振宁. 周光召的三个重大贡献[C]//徐冠华.我们认识的光召同志——周光召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论文集.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2: 3.

［34］ 毛主席会见杨振宁博士[N].人民日报,1973-07-18(01).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87-488.

［36］ 规范场的积分形式[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37］ LUBKIN G B. Physics in China[J]. Physics Today, 1972, 25(12): 23.

［38］ 任之恭.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M].范岱年,译.太原: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166-199.

［39］ 施郁.黄克孙与杨振宁[J].自然杂志,2017，39（05）:386-390.

［40］ 中科院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期间钱三强与杨振宁、李政道、张绍进互相往来信件[A].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

［41］ 杨振宁,翁帆. 晨曦集(增订版)[M].北京: 商务印刷馆,2021: 412-416.

［42］ 杨振宁.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一九七九年）[M]//读书教学四十年.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5:75-76.

［43］ 杨振宁.曙光集（增订版）[M].翁帆,译.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8:441.

［44］ 杨振宁.“关于长城的演讲稿”后记[M]//六十八年心路（1945—2012）.杨建邺,杨建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85.

［45］ 朱邦芬.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J].物理,2017,46(9):573-581.

延伸阅读

在杨振宁1971年访问中国大陆之前，中国粒子物理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关于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此外，中国物理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末还利用位于苏联杜布纳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先进设备和国际交流环境，做出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和证明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律等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作。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以下两篇文章：
 

1. LIU Jinyan, WANG Fang, Alexey ZHEMCHUGOV. Chinese Scientists in Dubna (1956–1965). 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 (2021)2: 031-088.

2. Jinyan Liu, Fang Wang, Baichun Zhang. Chinese Theoretical Physicists in Dubna--A Case Study of Zhou Guangzhao. Historia Scientiarum 31 (2021) 1:3-19.

作者简介

刘金岩，1987年生，辽宁人，副研究员，从事物理学史研究。张柏春，1960年生，吉林人，研究员，从事科技史研究，zhang-office@ihns.ac.cn。吴岳良，1962年生，江苏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事理论物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