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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译者无话可说,就说明译者没有热情;如果出版社不给机会,就说明出版社刻意压榨。无论哪种情况,翻译的质量都很可能会有问题。

 

撰文 | 姬扬(中科院半导体所研究员)
 

现在的书太多了,看不过来。再说,看书容易,选书不容易,如何挑选翻译的书,就更难了。
译著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人认为这本书值得翻译,这个信息有助于你挑选,但是帮助并不太大,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值得”是什么意思。书名和作者,封面设计,腰封和封底的广告,目录和内容摘要,也都有些用,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译者的话”。这本书好在哪里?对谁有用?为什么要翻译它?翻译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想要吐槽的地方?这些问题只有译者本人才能回答。
我读过很多翻译的书,自己也翻译过许多。我觉得,这些信息对于读者是非常重要的挑选依据。但是现在有很多翻译的书,都没有“译者的话”。见到这样的书,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没有译者的话?是译者无话可说,还是出版社压根不给人机会?也许我有些偏见,但是我认为,没有“译者的话”的书,都不值得看,至少不值得推荐。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是译者无话可说,就说明译者没有热情;如果是出版社不给机会,就说明出版社刻意压榨。无论哪种情况,翻译的质量都很可能会有问题。 “译者的话”能够提供很多信息,可以帮助读者做选择。“译者的话”不是用来显示文笔的,而是为了说明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有“译者的话”并不表示这本书就值得看,但没有译者的话,很可能就会劝阻读者。它不是充分条件,更像是必要条件。
举个例子吧。举例总是要得罪人的,所以我举个计算机领域的例子——反正我不太懂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更关键的是我不在那个圈子混,所以我可以完全地从翻译的角度来谈它,而且不用涉及专业知识,只是从“译者的话”谈翻译。

 《软件工程:实践者的研究方法》(Software engineering: a practitioner’s approach)是一本非常有名、非常有影响的教科书,自1982年第一版出版以来,40年已经更新到了第9版,中译本至少也有8个版本了。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从每当原版作了更新,一两年内国内就会出来一个新的中译本。从第7版以后,还有全译本和本科教学版的区别。这些译本都有“译者的话”或者类似的东西,从中可以看出很多东西。下表汇总了一些简单的信息(参与和感谢的人数只统计提到名字的人,不考虑“等”)。
《软件工程:实践者的研究方法》原著和中译本的各个版本

 

从“译者的话”可以看出很多事情。
比如说,翻译比写书要更难坚持:作者坚持了40年,最后两个版本引入了一位合作者;译者最多也就坚持10年,3个版本就到头了。相应的,随着版本的更新,参与翻译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也会剔除一些人员。
再比如,几乎所有的译者都知道,翻译是很难尽善尽美的: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术语不够统一、翻译不尽符合中文习惯,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等等,几乎出现在所有的“译者的话”里。
但是,对于以前的译本,新译者似乎既看又不看:对于自己参与过的翻译,有时候会提一下;对于自己没有参与过的,通常只是笼统的说以前有过译本,感谢以前的译者,做了一些借鉴,至于具体有什么译本,就不清楚了——即使提到了,也不一定正确。比如说,颇有几次提到了国内出版过第二版的中译本,曾经被很多高校用过教材,很有影响之类的,但是没有任何出版信息。我试着找了一下,并没有找到,我强烈怀疑他们说的是下面这本书,国防工业出版社1988年的中译本(左图)——这本书出版于英文第2版(1987年)以后。至于国内更早的译本(应该是最早的),《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编辑部1984年出版的《软件工程:实践者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右图),压根就没有人提过——但是肯定有人知道的。

  新版的中译本我大致翻了一下,感觉语言也还通顺,但是我对其内容并不是很感兴趣,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译者的话”。我返回去找了其他几个译本,看了“译者的话”,觉得很有趣,就把所有的译本都找出来(感谢超星电子图书馆,感谢阎军和徐晓两位老师),读了读“译者的话”,确定这本书不是我的菜。
从这个例子来看,“译者的话”确实很重要。当然,这个道理我早就知道了——因为我翻译过很多书,所以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我翻译的书也都有译者的话,绝大多数随着译著一起出版——除了《理解权力》。这是我最满意的一次翻译,但是我不想横生枝节,所以“译者的话”是出版以后才写的。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因为——
翻译是妥协的艺术,出版是妥协的过程。

 

本文原题为《从“译者的话”看翻译》,选自科学网姬扬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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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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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守拙·问学求新。返朴,致力好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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