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译者无话可说，就说明译者没有热情；如果出版社不给机会，就说明出版社刻意压榨。无论哪种情况，翻译的质量都很可能会有问题。

撰文 | 姬扬（中科院半导体所研究员）
 

现在的书太多了，看不过来。再说，看书容易，选书不容易，如何挑选翻译的书，就更难了。
译著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人认为这本书值得翻译，这个信息有助于你挑选，但是帮助并不太大，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值得”是什么意思。书名和作者，封面设计，腰封和封底的广告，目录和内容摘要，也都有些用，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译者的话”。这本书好在哪里？对谁有用？为什么要翻译它？翻译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想要吐槽的地方？这些问题只有译者本人才能回答。
我读过很多翻译的书，自己也翻译过许多。我觉得，这些信息对于读者是非常重要的挑选依据。但是现在有很多翻译的书，都没有“译者的话”。见到这样的书，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没有译者的话？是译者无话可说，还是出版社压根不给人机会？也许我有些偏见，但是我认为，没有“译者的话”的书，都不值得看，至少不值得推荐。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是译者无话可说，就说明译者没有热情；如果是出版社不给机会，就说明出版社刻意压榨。无论哪种情况，翻译的质量都很可能会有问题。 “译者的话”能够提供很多信息，可以帮助读者做选择。“译者的话”不是用来显示文笔的，而是为了说明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有“译者的话”并不表示这本书就值得看，但没有译者的话，很可能就会劝阻读者。它不是充分条件，更像是必要条件。
举个例子吧。举例总是要得罪人的，所以我举个计算机领域的例子——反正我不太懂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更关键的是我不在那个圈子混，所以我可以完全地从翻译的角度来谈它，而且不用涉及专业知识，只是从“译者的话”谈翻译。

 《软件工程：实践者的研究方法》（Software engineering: a practitioner’s approach）是一本非常有名、非常有影响的教科书，自1982年第一版出版以来，40年已经更新到了第9版，中译本至少也有8个版本了。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从每当原版作了更新，一两年内国内就会出来一个新的中译本。从第7版以后，还有全译本和本科教学版的区别。这些译本都有“译者的话”或者类似的东西，从中可以看出很多东西。下表汇总了一些简单的信息（参与和感谢的人数只统计提到名字的人，不考虑“等”）。
《软件工程：实践者的研究方法》原著和中译本的各个版本

从“译者的话”可以看出很多事情。
比如说，翻译比写书要更难坚持：作者坚持了40年，最后两个版本引入了一位合作者；译者最多也就坚持10年，3个版本就到头了。相应的，随着版本的更新，参与翻译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也会剔除一些人员。
再比如，几乎所有的译者都知道，翻译是很难尽善尽美的：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术语不够统一、翻译不尽符合中文习惯，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等等，几乎出现在所有的“译者的话”里。
但是，对于以前的译本，新译者似乎既看又不看：对于自己参与过的翻译，有时候会提一下；对于自己没有参与过的，通常只是笼统的说以前有过译本，感谢以前的译者，做了一些借鉴，至于具体有什么译本，就不清楚了——即使提到了，也不一定正确。比如说，颇有几次提到了国内出版过第二版的中译本，曾经被很多高校用过教材，很有影响之类的，但是没有任何出版信息。我试着找了一下，并没有找到，我强烈怀疑他们说的是下面这本书，国防工业出版社1988年的中译本（左图）——这本书出版于英文第2版（1987年）以后。至于国内更早的译本（应该是最早的），《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编辑部1984年出版的《软件工程：实践者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右图），压根就没有人提过——但是肯定有人知道的。

  新版的中译本我大致翻了一下，感觉语言也还通顺，但是我对其内容并不是很感兴趣，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译者的话”。我返回去找了其他几个译本，看了“译者的话”，觉得很有趣，就把所有的译本都找出来（感谢超星电子图书馆，感谢阎军和徐晓两位老师），读了读“译者的话”，确定这本书不是我的菜。
从这个例子来看，“译者的话”确实很重要。当然，这个道理我早就知道了——因为我翻译过很多书，所以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我翻译的书也都有译者的话，绝大多数随着译著一起出版——除了《理解权力》。这是我最满意的一次翻译，但是我不想横生枝节，所以“译者的话”是出版以后才写的。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因为——
翻译是妥协的艺术，出版是妥协的过程。

本文原题为《从“译者的话”看翻译》，选自科学网姬扬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