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格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科学哲学家。他用一生的时间在哲学的荒野上开辟不同的道路，形成了这本小书，此书可以看作是为科研工作者量身打造的开启科研之旅的系统攻略——塑造个体的世界观。在这条幽深的探寻真理的道路上，我们会遇见邦格的思想火花，也会让自己走得更远更深。

《搞科学——在哲学的启示下》（马里奥·邦格著，范岱年、潘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撰文 | 李侠（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前些日子，潘涛先生寄来两本译作，其中有一本是加拿大哲学家马里奥·邦格（Mario Aughsto Bunge，1919-2020）2017年出版的新作《搞科学：在哲学的启示下》，一下子勾起笔者的很多往事。

笔者年轻时曾读过一些邦格的文字，对于他的实在论还是很认可的，这也许是我们多年受唯物主义教育所形成的一种认知偏好吧，而人的认知框架一旦形成，其内部的认知图式也就随之被确定下来。至于它是否正确很难评判，这就是人类为认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拥有一个进步的认知图式，我们在接受任何新理论的时候都必须是从多个理论中选择的结果，否则根本无法保证你所接受的理论是进步的，一旦你接受的理论事后被证明是退化的纲领，那么由此形成的认知图式也将是退化的，未来你的所有投入都将成为沉没成本，至少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笔者曾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以后仍固执地捍卫托勒密的地心说，那不是心智的勇敢，而是理智的愚蠢或罪恶。既然认知图式对于个体的未来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那么科研工作者在踏上科研之旅前该准备些什么呢？

邦格这本小书可以看做是为科研工作者量身打造的一套顺利开启科研之旅的系统攻略，而这套攻略的核心所在就是塑造个体的世界观，用邦格的话说就是构成世界观的哲学母体，它包含六个维度：唯物论、实在论、合理性、科学主义、人道主义与系统论。其实，可以把邦格的说法整合成三部分：本体论（唯物论、实在论）、认识论（合理性、科学主义、人道主义）、方法论（系统论）。从功能上看这三部分就构成了一个人的认知框架，在此基础上才能生成特定的认知图式。反之，如果没有这个认知框架或者存在严重缺陷，那么由此形成的认知图式也注定是存在短板的。美国科学哲学家达德利·夏佩尔称这种现象为头脑中的四种预设主义，即本体论的预设主义、方法论的预设主义、逻辑的预设主义、概念的预设主义，他认为这种预设主义是一个人开展科研工作必须事先具备的，否则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如在本体论层面，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认为天体是由无色透明的以太构成的，这个预设帮助牛顿解决了万有引力的超距作用，直到1887年迈克尔逊-莫雷通过实验否定以太的存在。试问如果没有这个本体论预设，牛顿将如何解决他遇到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之所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相比总是感觉缺点什么，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哲学母体的落后。为了把这个核心问题阐释清楚，邦格在这本小书中把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三门学科的知识驾轻就熟地有机整合起来，利用这些知识全方位展现了当代科学活动的特点与内在机制，实在是大家手笔。

另外，邦格曾耗时20年时间研究公理系统，他认为公理系统可以避免以往的直观的方式或启发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理论所存在的困难，这种认识对于改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尤其具有现实意义。诚如英国科学思想史家劳埃德（G.E.R.Lloyd，1933-）所言：公理化的优点是，它清晰地表明达至结论需要什么样的假设，但主要问题是怎样去鉴别具有重大价值的、不证自明的公理。中国注重指导性原则和联系的优点是能够促进外推法和类推法，但相应的不足是，一切事物都依赖于构设各种类推法，因为中国人没有尝试赋予事物以公理性基础。直至16世纪耶稣会士到来之前，中国数学当中一直缺乏公理概念。

邦格的一生中也做出了很多名片式的工作，除了有些泛化的关于实在论的论述之外，我个人认为，他的“逆问题”研究绝对称得上是原创。所谓逆问题是指：给定一个系统的输出，求出它的输入、作用机制或二者。在邦格看来：正问题是往下流的，即要么从原因，要么从前提，到结果或结论；逆问题是往上流的，即从结果或一般原理到原因或前提。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所遭遇的问题中逆问题占比可能比正问题占比多很多，就如同20世纪科学革命以后我们发现确定性的事物是少数，而不确定性事物则是常态一样。对于人文社科领域来说更是如此，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结果或现象需要倒推是什么导致这个结果的。

邦格的另一项名片式的工作是他对研究计划的结构性分析，研究计划是所有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做过的，但是从来没有人去分析研究计划都包括哪些要素。笔者也经常感叹，为何自己的研究计划总是显得单薄，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原因就是缺少对于研究计划的结构性分析。为此，邦格提出了一个研究计划十要素模型，即研究计划=<哲学，背景，问题，领域，方法，材料，目的，计划，结果，影响>，有了这样的要素结构，从业者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检视自己的研究计划，而评审机构也可以按照这个要素模型评价计划的优劣，从而避免好的研究计划被否决，而坏的研究计划被资助，这类教训在我们的各类基金评审中应该已比比皆是。

依笔者看来，在二十世纪的科学哲学家谱系中，如果说以石里克、卡尔纳普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算作第一代科学哲学家的话，那么，邦格（1919-2020）则属于第二代科学哲学家。他这代科学哲学家大多活跃于20世纪60-70年代，大多都提出了名片式的观点，如库恩（1922-1996）的“科学革命”、拉卡托斯（1922-1974）的“研究纲领”、汉森（1924-1967）的“观察渗透理论”、费耶阿本德（1924-1994）的“怎么都行”、普特南（1926-2016）的“钵中之脑”、图尔敏（1922-2009）关于科学理论的“地图隐喻”、夏佩尔（1928-2016）的“科学的域与场”模型等，这些同代学人光芒四射，而且观点很快被社会接受并得到极大的传播。相比之下，邦格仿佛生活在这些人的阴影之中，他的很多有价值的观点被遮蔽了，从个人获得承认的角度来说，邦格也算生不逢时，估计他内心肯定是很郁闷的。在这本小书出版的时候，上面提到的那些“网红”哲学家都已过世，所以，我们看到邦格对他同时代学人的很多观点都有比较直接的批评，如上面提到的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图尔、福柯、道金斯、波普尔等。客观地说，邦格也是有自己名片式工作的哲学家，只不过在群星璀璨的二十世纪中后期，他的光芒不如那些人显眼而已，但他绝对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哲学家。

值得提一句的是，本书的两位译者范岱年先生与潘涛先生都是知名学者，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我是2005年在第十二届全国科学哲学会议上第一次认识范先生的，老先生德高望重，待人随和，后来多次开会遇到并与他交流；潘涛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获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投身出版行业，他早年组织出版的《哲人石系列丛书》，对于中国科学普及以及科学文化建设影响深远，这套丛书已成新世纪中国出版界的地标性工程。由于两位译者的专业素养，邦格的这本著作译文质量实属上品，阅读体验非常棒。

哲学是一项没有尽头的事业，邦格用一生的时间在哲学的荒野上开辟了很多道路，有些走着、走着就放弃了，留下一条条半截子路的痕迹，有些则走了很久很久。对于他而言，那些走了很长久的路主要有两条：实在论与心灵哲学。幸运的是，他走过的某些道路，有些我们也曾走过，也曾来到过他曾来到过的地方，同样发现无路可走，有时会固执地继续坚持走一段，而更多的时候则和他一样，走着、走着就放弃了。在那些曾经交叉过的路上，我们还是赞叹他在我们很早以前就曾来到过这里，并留下一些或喜或悲的记号，人类就是这样在探寻真理的征途上萍水相逢而又相互激励着，并希望能把一条路走得更深远一些，为后人留下一些记号。恍然记得，苏东坡在临去世前写的最后一首诗：心似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相隔遥远时空的人们有时又是多么相似啊。如今我们可以告慰邦格的是，他曾走过的那些哲学小道，如今仍然有人在走，而且人声鼎沸。
 

【加】马里奥·邦格著：《搞科学，在哲学的启示下》，范岱年、潘涛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