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一位人称“互联网先知”的前理论物理学家，名叫迈克尔·高海伯（Michael Goldhaber）。他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一系列预测：

互联网将完全统治人类社会，美国政治变得越来越无耻，恐怖分子会利用社交媒体干坏事，真人秀节目兴起，自媒体、网红、网络KOL风生水起，转发分享的传播模式成为主流，饭圈文化大行其道……

此外，人们的注意力将被前所未有地分散、操控、利用。

高海伯认为，获取新闻、观点和娱乐的途径太多，超出了人们承受能力，而世界上最有限的资源之一就是人类的注意力——为描述其稀缺性，他借用了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创造的一个术语：“注意力经济”。

迈克尔·高海伯

根据高先知的说法，人们做出的每一个行动，无论是喝咖啡、洗内裤还是刷手机，本质上都是一次交易：把一部分宝贵的注意力投入到一件事物上。这种交易是零和的，你关注了王大妈，就会忽略刘奶奶。

他在自己发表于1997年的预测文章《注意力购买者》（Attention Shoppers!）中指出：

眼下的各行各业，尤其是新闻、政治、流媒体、社交媒体平台等等，都高质量地应验高海伯的预测，都竭尽全力地实践着注意力经济。

科学领域当然也不甘落后。

诚然，注意力经济给科学发展带来了很大助力，例如媒体报道让一些学科和学者更为人所知，能提升科学家和科研团体的声誉，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和职业机遇。

科学从业者追求名利，没有问题；但当流量的价值太大，带给科学家的利益太宝贵，而行业竞争又过于激烈与零和，科学家很可能因为争取注意力而损害科学作为集体资源的价值，破坏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科学和科学家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并非超然世外、不受社会变化影响的存在。五十多年前，有学者预测，随着科学规模扩大，其结构将从社区驱动转向个人驱动，在此过程中，用于定量评价科学家的指标将会越来越多。

过去，评价指标仅限于通过论文被引用次数来衡量同行关注度。

现在，公众对科学家工作的关注会影响其感知价值（perceived value）。科学家选择在简历里列出媒体曝光次数，许多博士论文都包含作者成果出现于科普媒体的次数。科学已经拥抱注意力经济，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无论在哪个年代，科学家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受关注。而当注意力变成货币后，科学生态系统，包括大学、学术出版以及向公众传播科学的方式等，就都会发生变化。

大学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经济市场。因此当注意力经济成为市场主流，大学自然也纷纷投身注意力竞赛。

学术出版目前由营利性公司主导。来自读者的订阅付费，以及科学团队为发表论文而支付的费用，都是出版商的营收来源；当然，现在又多了“注意力”收入。

出版商会为作者提供营销策略，把他们的论文推上社交媒体、科普媒体和播客节目。以此争取到流量的科学家也能收获名利。

传统的科学传播是怎样的？

科学家先向学界同行传达自己的工作成果，后者会做评估、验证或反驳。通过同行评审、具有影响力的工作会获得更大范围关注，当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而一部分突破性成果会“破圈”，会被科普被传播，会进入大众读物。

然而，注意力经济改变了科学传播生态。

眼下的学术成果，往往还没在专业小圈子里传播开，有的甚至还没经过同行评审（预印本论文了解一下），就直接向公众发布，并产生影响。很多时候，一些并不重要的发现、不可重复的结果，被包装炒作成值得所有人一读的重大突破。

上述种种导致了科学领域的几项危机：

结果可重复性危机；被大肆宣传的结果最后达不到要求；科学家之间过度竞争；撤稿率增加。

另一方面，大量言过其实的成果以公共教育为幌子向公众传播。大众很可能感到厌倦，并逐渐丧失对科学的信任。

这就是科学在注意力经济中的悖论：科学家和科学机构当然认为自己的工作有价值有意义，希望获得外界关注，并以此争取名利，这都无可厚非。但客观来讲，科学界的流量争夺势必破坏公众信任，损害科学作为集体资源的价值。

注意力经济可能将科学推向“哈定悲剧”（又名公地悲剧）——共用公共资源的个体会寻求个人收益最大化而不顾公共资源安危，最终导致公共资源崩溃。

The credibility of science is damaged when universities brag about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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