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余昕教授早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用作者自己的话说，科大独特的人文环境滋养了她的学术梦，也让她喜欢上了阅读科学家的传记，喜欢通过生动详实的细节，去了解科学发现后面的有趣过程，走近科学家血肉丰满的灵魂。当年得知荣获普利策奖的《美国的普罗米修斯: 奧本海默的凯旋与悲剧》出版后，她第一时间就买来阅读，深深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激动，为科学家跌宕起伏的命运所感叹。

适逢诺兰的大片《奥本海默》上映，让我们随着余昕流畅优美的文笔，一起走进奥本海默的传奇人生。 

8月31日晚21:30《返朴》将同步直播《奥本海默》影片导赏活动。《奥本海默传》译者汪冰、审校方在庆、著名影评人等，从历史、科普、电影等维度，深度探讨奥本海默在科学史上的贡献和争议，奥本海默本人身上的复杂性，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奥本海默。 

撰文 | 余昕（凯斯西储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

今年最引人瞩目的暑期档大片之一，是诺兰执导的《奧本海默》。影片改编自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美国的普罗米修斯: 奧本海默的凯旋与悲剧 》 (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 一书，该书出版于2005年，由传记作家Kai Bird和历史学家Martin Sherwin共同执笔。

此书作者之一Sherwin曾任教于塔夫茨大学，专治核武器发展史。他早在1980年就与出版商签约，欲出版一本关于奧本海默的传记，为此采访了上百位和奥本海默有过交往的人物，搜集的资料有5万页之多，其中包括日记和FBI解密的档案文件。因为资料浩繁，涉及的人物众多，出版计划一拖再拖。直至1999年，Sherwin力邀好友Kai Bird加盟，两人共同完成了该书的创作。

获奖传记《美国的普罗米修斯: 奧本海默的凯旋与悲剧 》（现已出中译本）

该书甫一出版便好评如潮，得到了科学界和知识界的广泛认可。物理学家John S. Rigden也在“今日物理学”上发表书评，对此书大加褒扬，称它是众多奥本海默传记中最全面的一本，其“生动有趣的细节，将奥本海默引人入胜且令人深思的一生呈现给读者”。物理学家有为物理学家立传的传统，Rigden就曾为核磁共振的发明者拉比写了传记《拉比：科学家与公民》。《美国的普罗米修斯》能得到Rigden的首肯，可见作者的功力和心血。

要把一部有700页之多的传记作品搬上银幕实非易事，然而诺兰导演巧妙地把曼哈顿工程和听证会交织穿插在一起，作为两条并行的主线来讲述奥本海默的一生，很好地呼应了原书“凯旋与悲剧”的副标题。美中不足的是奥本海默性格的发展略显突兀，没有原书的娓娓道来和细腻论述，少了一些激情和人格魅力，悲剧色彩较浓。也许是理工科的背景使然，我更喜欢原书把物理学和物理学家放在大时代背景上的视角，觉得在大尺度上政治不过是泡沫与浮尘，探索山川自然和科学人文的愉悦要持久得多，基调色彩也更温暖。建议喜欢电影的朋友们，不妨再去读一读原书。

一

奧本海默，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曼哈顿工程的领导者，常被称为“原子弹之父”。

奧本海默于1904年出生在纽约市一个犹太家庭。他少年才俊，18岁入读哈佛，主攻化学，三年后以优等生的成绩毕业。在校期间，对物理、建筑、艺术、诗歌也多有涉猎。毕业后求学欧洲，先在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从事实验物理研究；后来迷上了理论物理，遂转至当时的理论物理中心哥廷根大学，师从玻恩，23岁取得博士学位。

才情过人的奧本海默，天性敏感多思、内向忧郁，因而也有着比同龄人更不寻常的青春之旅。在剑桥期间，对实验物理的力不从心让他深感失落，以至于做出了把一只浸泡了毒液的苹果放在他导师办公桌上的极端之举。虽然由于父亲的斡旋得以保留学籍，但被迫每周去伦敦看心理医生，可惜收效甚微。

在一次和同伴去柯西嘉岛的度假中，奧本海默读了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书中主人公的心灵挣扎，以及全书内省式的叙事方式，在奧本海默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也让他走出了忧郁和自闭。

如果说文学让奧本海默摆脱了心灵困境的话，理论物理则让奧本海默找回了自信和一生的立足点。

奥本海默和荷兰物理学家Hans Kramers

一战后的德国虽然民生凋敝，然而由玻恩领军的哥廷根学派，集聚了当时物理学界众多的精英人物，他们年轻而富有朝气，无视爱因斯坦“上帝不掷骰子”的劝诫，一心要创作出有别于前人的音乐。奧本海默加盟哥廷根学派时，理论物理新音乐的华彩乐章已然成形，人们正在积极探寻一个连贯的主题，好把这些风格迥异的乐章有机地整合起来，一部关于“量子力学”的宽广深远的交响乐已经呼之欲出。置身于这样的氛围中，奧本海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刺激。

结束了求学生涯的奧本海默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同时在加州理工兼职任教。这段期间是奧本海默的高产期，其研究范围涵盖了从基本粒子、核物理、量子电动力学到天体物理、宇宙射线等众多的领域，有不少颇具原创性的工作问世。而奧本海默也以他敏捷的才思和独具魅力的人格，成为学生崇拜和摹仿的对象。

奥本海默是学生们的偶像

奧本海默的求学时代，美国的物理学尚不能望欧洲的项背，美国物理学会的旗舰杂志《物理学评论》（Physics Review）经常被闲置在哥廷根图书馆的书架上一年多都无人问津。然而，奧本海默和他的同龄人一起，改变了这种状况。与奧本海默同属海归的拉比，在哥伦比亚大学领导的分子束实验室率先做出了核磁共振实验。而奧本海默则在伯克利创建了有国际水准的理论物理研究中心，在他和加速器的发明者劳伦斯的共同领军下，伯克利一跃成为美国物理学的研究重镇。

奧本海默在伯克利任教期间，也是美国大萧条处于最低谷的时期。出身于富裕之家的奧本海默却两耳不闻窗外事，还经常带着学生到旧金山的高档餐馆，由美酒相佐来高谈阔论物理，属于“何不食肉糜”一族。然而，从欧洲不断传来的物理学同行被纳粹德国迫害的故事，使奧本海默走出了物理学的象牙塔，开始关心时局与政治。大萧条催化了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当时的东西两岸颇有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情工会，支持罗斯福的新政，也积极参与西班牙内战，奧本海默的妻子、弟弟、弟媳和女友都是美国共产党员，还有几个学生都属于其中的活跃分子，奧本海默也因此深深卷入，为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奥本海默与弟弟Frank

奥本海默与家人在家中的温室里

洛斯阿拉莫斯超然世外的美

1943年初，创建伊始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只有百余位科研和后勤人员，两年之内，迅速发展为拥有4000余工作人员及2000余官兵的大型国立实验室，其规模远远超出了奧本海默最初的设想。那里荟萃了战时众多的物理学精英，有已经功成名就的贝特，也有野心勃勃的泰勒，还有初出茅庐的费曼，这群人的平均年龄不足26岁，充满活力与创新的想法。他们在新墨西哥州的荒山野岭里夜以继日地工作，目标只有一个——赶在纳粹之前造出原子弹。来自英国的塔克写到：在战时的洛斯阿拉莫斯，我看到了雅典精神，看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

不过，若说洛斯阿拉莫斯便是战时的学术桃花源也不尽然。那些在象牙塔里呆惯了的书生们要面对的，不仅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简陋的生活条件，还有来自军方由于保密需要对学术交流的限制。对于习惯了在无碍的交流中碰撞出灵感火花的科学家们，这显然是和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实验室创建伊始，视保密为头等大事的戈罗夫斯将军便主张所有人员皆采用军队编制，遭到许多科学家的反对，不少人干脆表示若是非要穿军服就拒绝参加。对于将军作出的各部门之间必须保密的规定，大家也经常明知故犯，使得这一规定不久便形同虚设。

对于科学家们的抗争，奧本海默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有亲共的前科，无时不在FBI的监控之下；另一方面，他又深谙公开与透明对科学探索的重要性，因而对科学家们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在理论部主任贝特的倡议下，实验室坚持每两周举行一次讨论会，从学术问题到具体操作，事无巨细，都属于讨论的范畴。除此之外，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还同其他参与曼哈顿工程的实验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协调。曼哈顿工程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和科学家们共同营造了一个有高度学术自由、公开透明的交流氛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944年底，盟军登陆诺曼底六个月后，欧洲战场的战事行将结束，曼哈顿工程失去了原有的紧迫感，科学家们开始认真思考原子弹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其实这样的思考一开始便存在着，奧本海默曾力邀拉比担任实验室的副主任，拉比以“不愿意看到三百年的物理学研究结晶成为大规模杀伤武器”为由拒绝了。但更多的科学家出于抵抗纳粹的使命感，投身到了原子弹的研制中。随着德国的战败，有人开始质疑继续研制原子弹的必要性，也有人预见到了战后的核竞赛，实验部主任威尔逊因此组织了公开的讨论会，探讨原子弹对文明的影响和科学家们的立场与态度，在或公开或私下的场合里，这样的讨论贯穿了整个原子弹的后期研制过程。

1945年7月16日，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三位一体”（Trinity）在阿拉摩高德沙漠获得成功，巨大的蘑菇云升起之后，戈罗夫斯将军说：“常规战争的时代结束了。”奧本海默则想起了印度教经书《薄伽梵歌》中的诗句：“我变成了死神，世界的摧毁者。”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

奥本海默（右）与爱因斯坦在 IAS

在IAS的意气风发的四小金刚。左起：派斯、李政道、杨振宁、戴森

在研究院众多的重量级学者中，论学问和成就，许多人远在奥本海默之上，要“管理”好这些人并非易事。加上奥本海默本人挟领导“曼哈顿工程”之威，难免盛气凌人，因此远非一个没有争议的院长。然而这些无非是学者之间在一些具体事务上的分歧，而他和斯特劳斯的冲突，则为日后的政治迫害埋下了祸根。奧本海默虽然是由斯特劳斯亲自出面招为院长的，但两人在理念上相去甚远，所以奧本海默甫一任院长，便明示董事会斯特劳斯不宜出任董事会会长一职。对于斯特劳斯意欲购买离任教授的房产以便近距离控制研究院的意图，奧本海默也迅速作出回应：以研究院的名义购下房产，出租给后来的学者。以此传达给斯特劳斯一个清晰的信号。

奧本海默和斯特劳斯更大的矛盾，则来自于在AEC的共事中。对于原子能技术和其在战后世界格局中的作用，早在洛斯阿拉莫斯时期，奧本海默便和玻尔在午夜的雪野中有过长谈。对于玻尔提出的通过公开与透明来抑制核竞赛的主张，奧本海默不仅深表认同而且身体力行。但这样的立场不过是科学家们单纯的一厢情愿，和总统要做核大国的主张格格不入。而时任AEC主席的斯特劳斯，正是这样的核政策的制定者与推行者。

奧本海默和斯特劳斯最初的联手，或许有很强的互惠互利的成分。奧本海默希望以研究院为据点，建筑学术上的精神王国，并通过涉足政坛来实现兼济天下的抱负；斯特劳斯则想利用奧本海默的声望，来牢牢控制住AEC，进一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然而理念上的差异使二人渐行渐远，直至最后分道扬镳。

1948年，由包括尼克松在内的国会议员组成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of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开始举行一系列听证会，调查大学校园里的共产主义运动。“原子弹之父”的光环未能使奧本海默免于被传讯的命运，更糟糕的是：面对议员们紧锣密鼓的盘问，奧本海默完全乱了阵脚，居然指名道姓地把仅有亲共思想的学生定性为“红色”，令不少同行感到不解和愤怒，也为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一处败笔。

与HUAC听证会几乎同时，国会也在讨论是否允许出口放射性同位素。虽然AEC以4：1的多数批准了放射性同位素的出口，然而反对的一票来自主席斯特劳斯，于是奥本海默被再一次招到国会。这一次奧本海默立场异常坚定，明确表示出口同位素不会危及国家安全，当有人以放射性同位素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为由提出异议时，奥本海默反唇相讥道：一瓶啤酒，一把铁锹，都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引来议员们的一阵哄笑，也让他和斯特劳斯的关系雪上加霜。

1949年8月，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令杜鲁门幻想的核垄断仅维持了不到五年，美苏间的核竞赛就正式拉开帷幕。泰勒随即提出研制氢弹，遭到奥本海默的反对，成为其以后被问罪的主要原因。

自1950年始，麦卡锡主义席卷美国，斯特劳斯不失时机地和FBI联手，向白宫递交了几英寸厚的对奥本海默的指控。1954年4月，AEC进行了长达四周的听证会，对奥本海默进行安全审查。听证会是在极度不公平的情况下进行的，奥本海默的律师无权接触有关文件，他们的谈话也被监听。最后的裁决虽然肯定了奥本海默是个忠诚的美国公民，但不再被允许接触任何机密了。

听证会结束后,奥本海默院长的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爱因斯坦迅速在研究院的教授中征集签名，向董事会表明了学者们对这场政治迫害的态度，奥本海默才得以继续担任院长。与此同时，来自美国各大院校的上万名学者联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表达科学家们对此事的愤怒和谴责。

而此时的奥本海默已然苍老了许多，英气不再。

1967年2月28日，奥本海默因喉癌去世，骨灰遵其遗嘱被抛撒在维京群岛的大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