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哥哥尼古拉20多年前建立的研究所，也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库，十年前所藏样本就已有148,000份，是他花费20多年心血，走遍世界各大洲辛苦收集而来。这个研究所以前就像是哥哥的另一个家，如今却家徒四壁，工作人员也寥寥无几。

三年前，通往列宁格勒的最后一条铁路切断后，仓促之下，大部分的人员和种子藏品（包括约120吨的种子、坚果和块茎，其中有6000个马铃薯品种）都滞留在此而无法转移。幸运的是，即便经历轰炸、严寒、鼠害、饥饿，这些珍贵的藏品竟然还保留了大部分，可代价是至少19位所里员工牺牲。准确地说，他们是死于饥饿——宁愿活活饿死，也不吃掉这些珍贵的藏品。他们的英勇举动，若哥哥尼古拉泉下有知，当倍觉欣慰。

“如果上帝和这些英灵能再回到这里该有多好。”谢尔盖感叹道。

从所里出来后，谢尔盖继续前行，在经过哥哥以前住的公寓时，天色已晚，里面亮着灯，微光从窗户投射到街上。这套公寓已经归了别人，“人民的敌人”是不配拥有公寓的。不过，公寓事小，就连哥哥的名字、他的研究成果也一并从文献中删除了，好像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三年前，1940年的那个夏天，8月份，哥哥尼古拉在乌克兰采集植物时被特工秘密带走。他曾是享誉世界的植物学家，俄罗斯遗传学的领军人物。然而，他个人的力量终究无法对抗时代的大潮，他被卷走了。

1930年代的苏联因为集体化、粮食征用以及干旱歉收导致大规模饥荒。当局急切地想提升粮食产量，年轻的李森科乘风而起，吹嘘在两三年内就可以培育出新品种，不断虚构粮食增产，在失败后又归咎于“敌人”的破坏。尽管其理论和所谓“春化”方法（vernalization）存在重大缺陷，但李森科本人却得到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高层支持。遗传学家和农学家大多数反对李森科，很多人在大清洗中遭枪决。作为苏联农科院院长的尼古拉起初尝试将争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然而事态越来越政治化，他也无法幸免，先是被李森科取代了农科院院长的职务，之后突然被捕。

然而，很长时间内，有关他的消息被当局刻意封锁，人们只知道他被捕，却不知关在哪里，生死不明。直到1943年秋，莫斯科的秘密警察叫谢尔盖去签署一份文件，确认哥哥的死亡，但只显示日期为1943年1月26日，死因为何，葬于何处，均未写明。

在哥哥被“失踪”的三年里，谢尔盖的日记写满了伤痛——

奥列格（Oleg）是哥哥的长子，与前妻所生，那时正就读于莫斯科大学。他壮着胆子给秘密警察写信，说自己经济极度窘迫，可否申领父亲八月份的工资，可否获得父亲的委托授权。信件如石沉大海，无人回应。

次子尤里尚年幼，是与遗传学家埃琳娜（Elena Ivanovna Barulina）所生。埃琳娜曾试着申请到农学院工作，但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她不可能找得到任何工作。

谢尔盖尽其所能帮助他们。

奥列格毕业到了谢尔盖任所长的科学院物理研究所（Physical Institut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 FIAN）工作。战时，该研究所从莫斯科迁至喀山，而同样由谢尔盖领导的国家光学研究所（State Optical Institute）则从列宁格勒撤离到距喀山300公里的一个城镇。谢尔盖从这些地方寄钱给埃琳娜和尤里。

“我对您的帮助万分感激，没有您的援助，我们根本无法在这段时期生存下去。”在写给谢尔盖的信里，埃琳娜表达着感激之情。

也许是从1941年6月开始的德军入侵，也许是国防任务，也许是哲学家们在意识形态上无休止的攻击，当然还有哥哥的死，谢尔盖一度陷入深度抑郁。死亡也许是最好的解脱，但他知道，目前唯有活着。

一年后的1945年5月，随着德国投降，欧洲迎来了久违的和平。6月，适逢苏联科学院建院220周年，大批国外科学家来到莫斯科庆祝这一盛事，75岁的院长科马罗夫（Vladimir Leontyevich Komarov）主持了庆典。然而，仅过了两周，他就向主席团提交了正式的辞职信，并提议谢尔盖为下一任院长。

7月17日，科学院紧急召开会议选举新的院长。科马罗夫没有出席，主席团的一名成员向会议通报了他的辞职，同时提名谢尔盖。其他几位院士随后发言，不出意外支持这一提议——所有人早已心知肚明，谢尔盖已获得最高层的批准，会议只是走走形式。

“选举是一场游戏，有着相当严格的剧本和规则：尽管政治家们在幕后指导着行动，但所有公开表演都由院士们完成。”历史学家科热夫尼科夫（Alexei B. Kojevnikov）在其所著《斯大林的伟大科学》一书中写道。

最终，谢尔盖在94张选票中获得了92票。一些传言说，著名物理学家卡皮查（Kapitza）曾游说反对谢尔盖当选，他可能是投反对票的两人中的一个。很长时间内，卡皮查对谢尔盖的学术和人品都不以为然。他在1936年写信给卢瑟福报道苏联科学界所见所闻时提到：

“瓦维洛夫……很年轻，才45岁。我怀疑你是否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工作是液体荧光。你知道那种工作，你让一束光穿过一个装满液体的容器，然后垂直观察光线。一旦安装好，你就可以终生玩弄这个装置，改变液体，液体的数量是巨大的，你也可以改变原始光束的光谱。因此，你会有如此多的组合，足以让一个研究生忙碌一生，并让他获得正在进行科学工作的满足感。他从未做过其他事情。我一直很奇怪瓦维洛夫怎么会进入科学院，尽管我们物理学家储备不足，但我们有斯科贝尔岑、福克等人，他们比瓦维洛夫强得多。我想你会发现秘密在于，瓦维洛夫是一个非常圆滑的人，他知道说什么和什么时候说什么才能取悦所有人。”

写这份信时的1936年，卡皮查正处于他人生的低谷，两年前，他在回国访学时被苏联当局强行扣留，不允许再出国。这意味他远在英国剑桥的实验室将无人主持，自己的科研生涯也面临着断送的危险。绝望的卡皮查曾一度考虑转行，经过一番痛苦地挣扎后，勉为其难地同意苏联政府的“安排”，一比一复制购买剑桥实验室的设备，在国内重建低温实验室。但整个过程殊为不易，新的实验室直到1937年初才开始运转。他的这番牢骚不免带着几分嫉妒和愤懑，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两人性格和处事风格上的差异。

如今，54岁的谢尔盖就要当上科学院院长，俨然新一代物理学家的领袖，此前的他已经身兼两个研究所的所长。回头看，他的职业之路顺风顺水，在短时间内迅速“蹿升”，但却不是他刻意“钻营”的结果——他某种程度上是被时代推到了前台。

“在革命的最初十二年里，尼古拉似乎将成为科学界的首席行政长官，而谢尔盖似乎注定要成为一名普通的教师和研究员。”历史学家大卫（David Joravsky）在其所写的《瓦维洛夫兄弟》一文中评论道，“谢尔盖钦佩的不是高飞的浮士德，而是他辛苦劳作的仆人瓦格纳。”

的确，与哥哥的热情、雄心壮志不同，内敛的谢尔盖更像是一位安静的学究——每个星期天都会逛旧书店，美术、文学、历史尽览眼底。在革命的最初12年里，他默默地从事光学研究和物理教学，直到1929年，38岁的谢尔盖仍在莫斯科物理与生物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并在莫斯科大学担任类似私人讲师的职位。但在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41岁的他就成为了科学院的正式院士，并当了两个研究所的所长。历史学家经过分析后认为，他的快速晋升有某种机缘巧合。

一般认为，从1928年到1931年，苏联进行了所谓的“文化革命”，力图削弱革命前老一辈资深“资产阶级专家”的地位，提升年轻的政治激进分子作学术带头人。不过，瓦维洛夫虽然年轻，但政治上很难说得上激进。

“他远非叛逆的改革者或激进的批评家，他似乎并没有过多地参与斗争。尽管如此，他还是从一些资深同事的失败中获益。”科热夫尼科夫分析道。

在这一时期内，苏联政府曾强制其科学院进行增选，希望通过增加院士名额削弱老辈科学家的影响，达到改造控制科学院的目的，让其政治上更为可靠，同时更好地服务于计划经济。

1931年，经过物理学领域内五位院士的“内部平衡”，作为莫斯科物理与生物物理研究所拉扎列夫（Lazarev）院士的弟子，谢尔盖当选为通讯院士。但恰恰在这年的3月，拉扎列夫被捕流放，谢尔盖在次年3月29日“补位”，成为正式院士。

紧接着，另一位院士，国家光学研究所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Rozhdestvensky）突然辞职（在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比例问题上，他与工业人民委员部官员、所里的年轻共产党员发生矛盾），随后提名谢尔盖为继任者，理由是后者不仅是光学专家，而且是外所的，没有卷入内部冲突。

短时间内，谢尔盖的头衔就多了两个，可这还没完。

1932年春，以伽莫夫、朗道为首的苏联年轻一代的理论物理学家意图复制玻尔研究所，将科学院物理数学研究所的物理部分独立出来，建立一个新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力图摆脱理论为实验打工的局面。然而，他们的想法遭到约费（Joffe）等老一辈物理学家反对，争斗的结果是，可以在科学院建一个新的物理研究所，但必须要由实验物理学家领导，理论研究还是要附属在实验下面。在1932年4月的讨论中，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提议让谢尔盖担任这个新研究所的所长。

就这样，在进入30年代的头两年内，谢尔盖由一位普通的科研人员，一下子不仅成了科学院的正式院士，更成了两个研究所的所长。这似乎不是靠着“圆滑”就能实现的。

此外，1930年代，苏联科学在组织结构上也发生了重大的调整，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重工业人民委员部（NKTP）权力的衰落与科学院的崛起。谢尔盖再次成为了这个时代背景下的受益者。

1937年，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遭到一系列清洗，解散为若干小型专业部委，之后三年间，其旗下许多科研机构并入科学院。最终，科学院超过大学主导了全国科学，性质上也从之前少数学者的学会转变为了某种程度上的科学部，拥有多个研究所，获得了政府科研资助中最大的份额。

伴随着科学院在1934年由圣彼得堡迁到莫斯科，原来的科学院物理数学研究所拆分完成，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正式（Physical Institut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IAN）成立，与此同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源。谢尔盖抓住机会招兵买马，从莫斯科大学挖来三位著名学者，兰兹伯格（Grigory Landsberg）、帕帕列克西（Nikolai Papaleksi）和伊戈尔·塔姆（Igor Tamm），分别领导光学、振荡和理论物理实验室，自己兼任核物理方面的负责人，研究所的规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展。

同时，谢尔盖还继续领导着光学研究所，常奔波往返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之间。除了这些，他还在科学院主席团里任职，担任了十几个较小的委员会职务。谢尔盖越来越忙。

“档案文件显示他试图减少职责，却事与愿违，特别是他不想加入主席团，且愿意放弃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只保留光学研究所的职务。在给主席团的一封信中，瓦维洛夫指出，尽管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但行政事务占用了太多时间，几乎没有空余留给自己的实验工作和阅读。事实上，自1930年代中期以来，他只能偶尔进行一些绝望的尝试来亲手进行实验。”科热夫尼科夫写道。

即便如此，谢尔盖在科学上也没有放弃追求，他也决非卡皮查口中的平庸之辈。

1933年，谢尔盖向他的研究生切连科夫（Pavel Cherenkov ）布置了博士论文题目：“硬伽马射线影响下的铀酰盐溶液的发光”。在实验中，切连科夫发现不仅盐溶液会发光，纯硫酸也发光——这是他不想看到的，纯硫酸发光作为背景掩盖了铀酰盐发光，给测量带来了困难。他随后要求导师更换论文题目，但谢尔盖说服切连科夫继续实验，仔细提纯酸；当发现怎么提纯都起不到作用时，谢尔盖提出可否检查其他纯溶剂的发光情况。接下来，切连科夫研究了16种不同的高纯度溶剂，发现所有纯液体在伽马射线作用下都以几乎相等的强度发光，而且用尽了各种办法消除，这种神秘的辐射依然存在。

谢尔盖分析后得出明确结论：“这不是发光，而是一种科学上未知的全新光学现象。”他还提出了第一个解释——这种新辐射是由伽马射线从液体原子中撞击出的康普顿电子产生的。

在研究所搬到莫斯科后，师生二人继续研究这种辐射。谢尔盖还与所里的理论家共同讨论，催促让他们提出理论解释这种现象。最终，弗兰克（llya Frank）和塔姆于1937年给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

最终，弗兰克、塔姆和切连科夫因为这个发现，荣获了195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塔姆在其诺奖演讲中说：“我或许应该解释一下，在苏联，我们使用‘瓦维洛夫-切连科夫辐射’的名称，而不仅是‘切连科夫辐射’，是为了强调已故的谢尔盖·瓦维洛夫教授在这一辐射发现中的决定性作用。”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越来越多的行政事务，也许谢尔盖在科学上会有更多的发现。他在短时内得到了这些外界看起来光鲜的“官职”，这是他“圆滑”导向的结果吗？可能有部分作用，但他的确没有主动追逐过这些职位，他只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然而，他的下一个职位，科学院的院长，却不啻是上天向他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

图说：1945年的谢尔盖，这一年他被斯大林敲定为苏联科学院院长。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关于谢尔盖如何被选为院长的，多年之后，曾经在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任职的物理学家叶·列·费因伯格（E L Feinberg）给出了详尽的描述。

1945年，当政府决定替换年老多病的老院长时，主席团经过讨论后决定推荐谢尔盖。暂代老院长工作的第一副院长巴尔丁（Ivan Petrovich Bardin）跑去向斯大林汇报。听完巴尔丁的话，斯大林思索片刻后问道：“维辛斯基（Andrey Vyshinsky）会不会更合适？”巴尔丁解释说，此刻院长得是个物理学家，还得是个知名科学家，如此物理学家可以与之交流。斯大林又思索了一会，同意了。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当前院长人选得是个物理学家，巴尔丁没有更多的解释。不过，考虑到战后的苏联马上就要进行经济建设，全力发展科技，国防成为重中之重，原子弹的研制也即将从实验室研发进入生产制造，科学院在其中承担了重要使命，此时提名一位物理学家做院长应该是在情理之中。

斯大林提到的维辛斯基，曾在1931年至1939年期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在大清洗中也曾扮演重要角色，是莫斯科审判和纽伦堡审判的公诉人。他还提出“被告供词是证据之王”，并将其作为基本论点引入法庭审判的理论和实践中，无疑刺激后续的刑讯逼供。这样一个人作科学院院长，显然是科学界不愿意看到的。费因伯格认为，谢尔盖之所以接受这个任命，是已经了解到，如果他不当院长，当的人可能就是维辛斯基。

不过，又有另外的证据显示，院长的候选人名单并没有维辛斯基。这是一份秘密警察向政治局提供的个人清单，简短地介绍了每个人的特征：

至于哥哥这位“人民公敌”会不会对谢尔盖当选造成障碍，历史学家认为，考虑到苏联当时的政治文化，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尼古拉的悲惨命运在谢尔盖被考虑担任科学院院长时肯定受到了关注。中层权力机构不会为提拔一位罪犯的近亲承担责任，而斯大林和政治局可以随心所欲；事实上，可以说，能够经受住亲属被捕考验，反而是忠诚的证明。”科热夫尼科夫写道。

在斯大林的决定与科学院主席团的推荐下，谢尔盖恐怕不得不接受这次任命。然而，对于这个职位，谢尔盖的第一反应却是惊惧。

据费因伯格，在1946年的6月，身在列宁格勒的谢尔盖突然接到莫斯科的电话，要求他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在路上，他顺道拜访了熟人、科学院出版社的主编利希滕施泰因。谢尔盖向其提起了自己的困惑，不知道此去会发生什么。结果，利希滕施泰因告诉他：“谢尔盖，您将成为院长。”听到这句话，谢尔盖表现得十分惊惧，连连摆手说，“胡说些什么，让老天诅咒你的毒舌”。

“让他感到恐惧的并非是与工作相关的困难。作为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他早已清醒地预见到：在如此残酷的时代身居高位，意味着他将被迫言说和书写自己并不认同的言论，不得不作出可耻而屈辱的让步与妥协，他也将成为愚昧压制科学的无力的旁观者。而他挚爱兄长的悲惨命运，更为这一切覆上了一层卡夫卡式的荒诞底色。”费因伯格解释道。

同时代的很多人，都知道尼古拉是如何死的；他们也同样清楚，谢尔盖一旦接受这个任命，将会对他的名声造成巨大的损害。

“诚然，谢尔盖不仅从未遭受迫害，反而荣任苏联科学院院长；而其兄尼古拉·瓦维洛夫却于1940年被捕，并于1943年1月26日瘐毙狱中。这便成为某些人指控他背叛兄长的口实。”曾在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任职的物理学家金兹堡（Vitaly Lazarevich Ginzburg）在回忆所长的文章中写道。

金兹堡还特别提到，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写道：“伟大的兄长遇害后，院士谢尔盖·瓦维洛夫竟成了俯首帖耳的科学院院长。（那个蓄着大胡子的暴君如此安排，正是为了嘲弄人心。）”

那么，谢尔盖为何最终接受了这个任命呢？

就其自身意愿而言，当他接受任命的1945年，科学院刚刚庆祝了建院220周年，许多外国科学家参会，空气中弥漫着乐观的气氛，一些苏联科学家相信，战后的社会会变得较为宽松和自由，被隔绝了多年的国际科学合作也有望再次活跃。

“类似的希望也体现在瓦维洛夫担任院长第一年甚至1947年的著作中，并且一定影响了他对1945年夏天提议的理解。”科热夫尼科夫在其著作中写道。

不过，费因伯格认为，谢尔盖对未来的期望也许并不像其他人那么乐观，他有着一定的清醒，当同意成为院长时，他明白自己将要面对什么；但之所以继续接受这个职务，是为了科学，为了延续文化——

“他以千年的尺度思考文化。他知道，艺术家或科学家受到屈辱，他们的成就被残酷的权力持有者利用，同时他们的个性被完全忽视，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普遍现象。古代如此，文艺复兴时期如此，罗蒙诺索夫时代亦是如此。所有这一切似乎不可能发生在20世纪，但它确实发生了，而且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国家。对杰出科学和艺术人才的羞辱程度和消灭规模，甚至超越了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

在他看来，谢尔盖明知艰难，但也要薪尽火传，忍辱负重地向前。

无论如何，对于生活在那个的时代下的苏联知识分子，多少都有些“忍辱负重”的味道，谢尔盖的选择不算是个特例，只是因人因事，有程度上的差别罢了。看看他物理学界的同行——

即便自视甚高的卡皮查不也在当局限制其出境、科研被迫中断后，顶着绝望与愤怒重新建立实验室，把鼻子贴在实验桌上埋头工作？还有年轻一代的才华横溢的伽莫夫，在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受挫，不允许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后选择逃亡他国；还有桀骜不驯的朗道，在1938年的大清洗中被捕入狱，被关一年险些命丧黄泉，在卡皮查数次给当局写信求助之下才死里逃生，余生甘愿做“科学的奴隶”。还有哥哥尼古拉，多次忍受着李森科等人的无理攻击，仍然坚持遗传学是真理，直到被关押，被消亡……

对博闻多识的谢尔盖而言，他的生存与忍让的哲学也不是简单的膝跳式反应，而是有着深广的历史认知作为支撑，或者说已经内化为了某种人生信仰。历史学家大卫注意到，早在1939年，谢尔盖在科学院做的一次有关法国大革命时期科学的讲演中就已透露出这一点。

“当时正值大清洗时期，谢尔盖将加斯帕德·蒙日（Gaspard Monge）奉为革命科学家的典范——尽管他有雅各宾派情怀，但他始终忠诚地为革命服务，经历了所有的冲击和变迁，甚至包括帝国时代的‘穿靴子的革命’。这次演讲比任何关于间谍和破坏者的陈词滥调都更有效地向谢尔盖的同事们传达了信息：默许吧，科学会进步的。”大卫写道。

几年后，在战火纷飞的后方，为了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新历1643年1月4日），谢尔盖推动出版了五部有关牛顿研究的专著，其中包括他亲自执笔的《牛顿传》。费因伯格和金兹堡认为，这部著作是谢尔盖对人类文化延续、拯救与传承的卓越贡献；但在历史学家科热夫尼科夫看来却是“心意相通”之作，他尤其注意到谢尔盖借牛顿表达了自己的生活策略。

牛顿在写给弗朗西斯·阿斯顿的信中说：

如果谢尔盖真的把蒙日和牛顿视作榜样，也许就不难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图说：李森科于1935年在克里姆林宫发表演讲，他身后最右边是约瑟夫·斯大林。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存在于1945年的乐观氛围很快就消失了，冷战带来的排外、意识形态的收紧将给知识界带来更为猛烈的风雨，而作为院长的谢尔盖不得不面对更为艰难的时刻。

战后，苏联的生物学家以及外国同行对李森科也一直有批评，然而斯大林笃信李森科的正确。李森科的观点，环境在生物性状转变中起关键作用与斯大林关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认知颇多契合；此外，李森科所反对的遗传学，正好可以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学问，也是斯大林愿意去打压的。1947年的5月，斯大林曾对三位作家说——

“拿我们中的知识分子来说，科学知识分子、教授、医生，在苏联的爱国主义方面，他们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他们对外国文化有一种毫无道理的钦佩。他们都觉得自己还未成年，没得满分，他们习惯把自己想成是永远的学生……开始是德国人，之后是法国人，对外国人崇拜……一个简单的农民，不会平白无故地摘下帽子，低头；但这些人，没有足够的尊严和爱国主义，不了解俄罗斯扮演的角色。”

如此言语就不难理解，为何代表“本土”的李森科可以战胜国际著名的遗传学家尼古拉。

随着李森科和遗传学家冲突的加剧，他开始寻求斯大林的保护。1947年10月27日，李森科致信斯大林：“孟德尔主义-摩尔根主义、魏斯曼的新达尔文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非为农业目的而发展，而是服务于优生学、种族主义等反动目的。农业实践与资产阶级遗传学理论之间毫无关系。”他要求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打击遗传学，斯大林表示同意。

1948年7月31日至8月7日，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VASKhNIL）会议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召开，李森科的主旨演讲“生物科学的现状”占据了一整天，其讲演稿事先得到了斯大林逐字逐句的修改，把只要是存在“遗传物质”的陈述归类为反动、唯心主义；而有关获得性遗传的陈述则是唯物主义。

在会议闭幕的前一天，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宫召见李森科，告诉他需要在会议上宣布“党中央已经批准了他在生物学上的方向”，并口授了李森科总结发言的第一段。次日的闭幕式，李森科照办，当着与会者宣布：党中央审查了我的报告，并予以批准。此刻，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问题已经定了性。

这次决定性的会议后，“反对者”或被捕，或开除出党，或自杀，他们的部门和实验室遭到关闭。苏联科学院遗传学发展史委员会主席斯特鲁姆尼科夫（Strumnikov）院士写道：“仅1948年秋季，就有127名教师被解雇，其中包括66名教授。在1948年的会议后，被解雇、降级或免去领导职务的总人数达数千人。”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按照指示，确保“对教育和研究活动进行根本性重组，使学生和研究人员掌握开创性的、进步的米丘林主义学说知识，大力根除反动的唯心主义魏斯曼主义（孟德尔主义-摩尔根主义）分支”。多本生物学教科书以及学术著作被销毁。

而李森科派系却是各种荣誉加身，获得加薪、公寓、别墅和私家车等物质奖励，他本人则是在50岁之前又一次获得列宁勋章。李森科俨然成了科学的化身，国家的英雄，他的画像悬挂在科学机构，他的半身像在艺术商店出售，他的纪念碑树立在城镇。而那个曾经的国际著名的遗传学家尼古拉似乎被完全遗忘了。谢尔盖在日记中写道：“报纸上尽是李森科，这是他的胜利。”

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的会议开完不久，8月24日至26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生物科学学部主任、生理学家列昂·奥尔别利（Leon Orbeli）因拒绝悔改被撤销职务，由李森科的支持者代替。作为院长的谢尔盖“承认”李森科的思想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并承诺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米丘林生物科学在生物研究所、期刊和出版活动中得到充分发展”，同时彻底消除“反动唯心主义生物学”。

谢尔盖向李森科屈服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如此可悲和可耻”。

一些档案影片继续记录着谢尔盖后续的“可悲和可耻”。其中一段展示了他代表科学院向李森科院士的周年庆典致敬并与之拥抱；另一段是他在科学院全体大会上发表演讲，结束时感谢斯大林“对科学的关怀”。还有他那些留存下来的歌颂斯大林是“科学天才”“科学领袖”的文章。

尽管如此，谢尔盖并非完全地放弃。1949年，他给斯大林写信，回忆了兄弟两人的童年，哥哥对自己人生的巨大影响，在哥哥的帮助下他才成为一名科学家；他还详细介绍了尼古拉的科学工作，以及学术上的坦率和正直，以及哥哥绝不可能参与任何敌对行为。他恳请斯大林为哥哥平反。

“如果我的兄长得不到平反，我将无法再担任科学院院长。”谢尔盖写道。这份信先是被送到了警察头子贝里亚的办公桌，接着被盖了章：“不予批准。”这份信清楚地表明，谢尔盖已经无法继续屈从于现实，忍受于侮辱。

斯大林是否看到了这份信不得而知，但在这一年的7月14日，两人有过一次直接的一个半小时的会面。谢尔盖在日记中写道，会谈内容是“关于科学院和《苏联百科全书》……他（斯大林）起初接见我时相当严厉，没有笑容……但送我出门时却在微笑……他抱怨科学院无所作为，一事无成……我提交了十五份材料。总体来说，不知道是好是坏。我充满焦虑，必须休假，一切都太不明朗了。”谢尔盖是否当面提起为哥哥平反一事，不得而知。

一年多后，1951年1月25日，谢尔盖心脏病发作离世。作为政府高官，他的葬礼庄严而隆重，棺材周围鲜花拥簇，供前来吊唁的人们瞻仰。

在哥哥去世的那几年里，谢尔盖有时会有几分恍惚，他曾经把桌面上自己的倒影错看成哥哥；有时候是在梦中，哥哥瘦弱的身影浮现，身上的伤疤带着干涸的血迹。他终于迎来了死亡，不用继续受苦了，可以永久地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