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基金评审——往往也是我们的同行——开始评判因个人原因而中断职业生涯是否“合理”时，这样真的公平吗？ 

撰文 | Nathalie Bock

翻译 | 施普林格·自然上海办公室

2021年1月，我和伴侣都在澳大利亚做博士后研究员，生活给我们带来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挑战。我们原本没打算要四个孩子，但第三次怀孕竟然是双胞胎。其中，小儿子Elio出生时患有肠闭锁——他的小肠和大肠没有连接。出生仅一天后，医生便进行了紧急造口手术，挽救了他的生命。 

六周后，当Elio还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时，活检结果显示他患有全结肠性先天性巨结肠病（TCHD）。这意味着他的结肠永远无法正常工作，造口袋将长期相伴。患有TCHD的生活意味着要忍受慢性腹泻、维生素补充、以及持续的脱水风险。 

双胞胎出生后，Nathalie Bock和她的伴侣在育儿、探望住院的孩子与科研工作之间奔波、周旋。来源：Nathalie Bock 

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日子总是难熬的，更别说是在疫情期间了。澳大利亚当时严格的边境封锁让我们的亲人——来自法国和意大利——都无法飞来帮忙。八周后，Elio从NICU转到儿童医院，那里规定必须有一名家长全天陪伴。我的伴侣带着行李箱，在医院又住了三个月，等着Elio的造口排泄量趋于稳定。而我则在家照顾两个年纪分别为五岁和八岁的孩子，同时还要给Elio的双胞胎兄弟Enzo喂奶，每天还要奔波45公里往返医院。 

幸运的是，我们所在的机构都额外批了带薪事假，这帮了大忙。但我们毕竟是拿着固定期合同的材料科学博士后，如今成了六口之家，还包括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于是我们决定：我们要全力陪伴Elio，但不会让任何一方牺牲事业去成全另一方——哪怕很多人（尤其是女性）常常被迫如此。我们花了多年时间走到今天，不想轻易放弃，也相信只要心态正确，我们俩都能继续发展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实现家庭稳定和自我实现的最优解。我们的策略和写基金标书时一样——轮流推进各自的工作，让两份科研都不掉线。 

2021年3月到6月，我的伴侣在继续他的博士后研究——为澳大利亚的商业包装产品开发可持续的可生物降解材料——的同时，还要在医院里插鼻饲、换造口袋、抱娃哄睡。我则是推进自己的博士后项目——研究用于培养和检测癌组织的新型生物材料——同时支撑起整个家庭，所幸有同事和朋友们的帮助。 

我们撑过了那年的6月到12月。虽然Elio的残疾不符合政府救助标准，但亲友的捐助帮我们渡过了难关。然而我们依然请不起专职看护。到2021年底，我们决定尝试唯一愿意接收Elio的托儿所。在医疗团队帮助下，我们调整了日间喂养方式，让他不再需要鼻饲；护士还培训了托儿所的工作人员，教他们如何清理造口袋和给药。不久之后，Elio顺利入托：他不再感到孤单，还能和Enzo及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这是我们一家取得的最大的成就之一。 

但新的挑战随之而来：如何在申请科研经费时回答有关职业生涯中断的问题。许多澳大利亚的资助机构允许申请人说明个人情况，以便评审能更公平地看待研究履历。这本是一个出于善意的举措，旨在为那些因生活事件而中断科研的学者创造更平等的竞争环境。 

Nathalie Bock致力于开发生物材料，以研究细胞微环境在正常和病理组织状态中的作用。来源：Nathalie Bock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我必须向一些并不具备评估资格的人，披露关于我家庭和个人生活的私密细节。这些信息会被送到同行评审那里——他们往往是同领域的同事——而他们的专业在科学，而非社会或医学评估。 

当我的伴侣在一次重要的基金申请中遇到这个要求时，他选择不披露这些信息。他觉得那太私人了，而当时医院生活一片混乱，他也清楚自己没有精力把这份申请打磨到竞争力更高的程度。于是，他请一位资深同事（原本是合作研究员）担任首席研究者。结果项目获批——这是一次团队的胜利——但代价是我的伴侣放弃了领导权。 

我也有同样的顾虑。作为一名基金评审人，我曾读到一些申请者写下的极其私密的经历——而我并没有受过评估这种内容的专业训练。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型研究社群里，我后来甚至与那些在申请中分享过个人故事的研究者共事过。我之所以在这里公开这些经历，是希望引起更多关注，但我相信，在基金评审体系中，没有任何一位研究者希望同事知道这些私事。 

我在2022年1月回到全职工作。在准备下一轮重要基金申请时，我努力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虽然“项目”得分很高，但我在“研究能力”项上落败——评审意见写道：“首席研究者的成果尚未充分转化。”那段职业空白是真实存在的。那一刻，我曾认真考虑放弃科研，觉得那道“疤痕”永远无法抹去，我过去优秀的履历已被永久削弱。 

经过长时间挣扎，在下一次申请博士后奖学金时，我用几句话简要地承认了这段经历，但并未过多赘述，而是把它转化为韧性的体现：“我因照顾一位患有罕见复杂疾病的双胞胎之一而中断工作，包括五个月的住院手术与生命支持。这给我的生活与学术生涯带来巨大压力。然而，我的成果记录显示出持续的跨学科产出与学术影响力，具体表现为……”。我凭借科研本身的质量赢得了这份竞争极高的奖学金，并顺利续签了合同。不久之后，我的伴侣也获得了正式教职。他至今仍选择不在基金申请中披露职业中断的经历。 

如果资助机构真想支持优秀的人去做最好的研究，那么必须改变评价体系。目前，对于那些经历过人生重大中断的科研人员来说，隐私、透明度与公平性都缺乏保障。缺的不是善意，而是明确的规则与合适的专业评估机制。资助机构很少说明哪些细节必须披露、评分如何调整；而同行评审既没有受过评估社会或医疗信息的培训，又被要求承担这份责任，既有伦理风险，也有法律隐患。 

在我看来，基于亲身经历，更合理的做法是设立一个独立且保密的评估委员会，成员应包括医学、心理学与残障公平领域的专家。由他们评估“职业中断”的说明并提出标准化的加权建议，让科研评审只专注于科学本身，而非个人境遇。 

如今，那些日日夜夜的医院生活已成过去，Elio在幼儿园里茁壮成长，我们的职业焦虑也因得到正式合同而缓解。我最大的愿望是：无论是疾病、照护责任，还是体制性不平等，职业中断都不再削弱一个人的竞争力，也不再迫使有才华的研究者离开学术界。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NCareers自然职场”，原文以Parenting, illnesses and medical commitments: the private details grant reviewers shouldn’t need to know 标题发表在2025年10月16日《自然》的职业版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