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保质期只有12天。为了将牛痘传到遥远的新大陆，他们决心采用“人链”为疫苗“保鲜”：几个成年人带着一群孩子，毅然离开熟悉的家园远航。他们付出了惊人的努力，也有生命的代价，最终使接种疫苗预防天花的观念广为人知，奠定了人类消灭天花的重要基石。

 

撰文 | 马之恒

 

从古老的天花和鼠疫，到绵延不绝的流感，再到21世纪初的SARS和时下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破坏力巨大的传染病，不断提醒着人类文明的脆弱。到目前为止，唯一被人类完全消灭的传染病，是1980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宣告野外灭绝的天花。而人类摘取这枚珍贵的胜利果实的长征，是从19世纪初的一艘西班牙帆船开始的。

 

前所未有的远征队

 

1803年11月30日，一艘名叫“玛丽亚·皮塔”号（María Pita）的三桅帆船，载着32名乘客离开了拉科鲁尼亚（La Coruña）。这是一支前往新大陆的探险队，名头却有些特别，叫做“皇家慈善疫苗远征队”（Real Expedición Filantrópica de la Vacuna），领头的也是2名医生：队长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的御医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德·巴尔米斯·贝伦格（Francisco Javier de Balmis y Berenguer），副队长则是来自加泰罗尼亚的军医约瑟夫·萨尔瓦尼·莱奥帕特（Josep Salvany i Lleopart）。与他们同行的，是2名医学助手、2名急救医生、3名护士，以及拉科鲁尼亚一所孤儿院的院长伊莎贝尔·曾达尔·戈麦斯（Isabel Zendal Gómez），她也是团队中唯一的女性成员。

 

 

这10位成年人以外，船上其他的乘客，是22名年幼的男孩。除了伊莎贝尔的独生子，时年9岁的本尼托·韦莱兹（Benito Vélez），其余的孩子都是孤儿。他们分别来自马德里、拉科鲁尼亚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孤儿院，最大的9岁，最小的竟然只有3岁！[1]这些孩子背着装有餐具和换洗衣物的小小行囊，与成年人一起踏上穿越大西洋的未知航程，共同履行一项注定要写进人类历史的重大使命——在西班牙语世界里消灭天花。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感染导致的烈性传染病，其源头至今尚不明晰。有一种理论认为，大约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的古埃及，某种原本生活在家畜身上的痘病毒发生变异，开始以人类作为宿主，成为能够致人于死地的天花，并且从中东向旧大陆各地传播。15世纪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班牙开始向美洲殖民，天花病毒也随着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的接触和争斗，在新大陆传播开来。数千年来与旧大陆几乎没有来往的印第安人，对天花这样的旧大陆疾病全无抵抗力，很快便因为疫病流行而纷纷殒命，不仅拱手让出了祖辈的土地，曾经辉煌的文明也迅速瓦解。

 

与此同时，天花依旧在旧大陆肆虐，感染者无论贫富贵贱，皆有性命之忧。幸运的是，在1768年，英国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乡村医生约翰·菲斯特（John Fewster）无意中发现，有些人似乎能对天花免疫。当时，中国人用天花患者的脓物作为天花疫苗的方法，也就是“人痘”，早已经传到了英国。但这样的疫苗其实是让人患上一次轻微的天花，如果剂量把握不好，就可能使预防变为传播天花。菲斯特改进了这种防疫方法，将农民集中起来进行接种后的护理，使死亡率降低到惊人的2‰，比起同时代中国的大约2%是不小的进步。不过，菲斯特也注意到，村里有些人接种“人痘”一直失败，却不会患上天花，而他们都感染过牛痘。

 

菲斯特并没有仔细思考这背后的原因，因为“人痘”的死亡率已经很低，而牛痘有时候会“种不上”；但他的朋友丹尼尔·拉德洛和爱德华·拉德洛（Daniel & Edward Ludlow）兄弟，将这个现象透露给了跟随他们学医的年轻人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经过复杂的实验，琴纳在18世纪末找到了牛痘“不好用”的原因，那就是牛感染牛痘后的溃疡和感染某些细菌产生的溃疡外观相似，使医生在制备疫苗时判断失误；他也同时证明，为人接种牛痘可以起到预防天花的作用，而且产生的症状很轻，比“人痘”更安全。[2]

 

让牛痘传遍西班牙

 

1798年，琴纳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这些知识随即在欧洲各地迅速传播。1800年12月，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皮古列姆·韦达切尔（Francisco Piguillem i Verdacer）的加泰罗尼亚医生，将牛痘带到他的故乡普伊格赛达（Puigcerdá），并且将一份法国的接种说明翻译成加泰罗尼亚语，在12月3日为家乡的人们进行接种。牛痘接种法从此传入了西班牙。

 

紧接着，身在马德里的御医巴尔米斯，将法国医生雅克-路易·莫罗·德·拉·萨尔特（Jacques-Louis Moreau de la Sarthe）的著作《百科全书医学辞典》（Diccionario de Medicina de la 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翻译成西班牙语，让全国的医生都能学到关于牛痘的所有知识，特别是接种牛痘的详细流程。

 

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巴尔米斯向国王进言，派出一支医疗探险队进行环球航行。他们将前往西班牙在新大陆和亚洲的殖民地，将牛痘传遍西班牙语世界。

 

 

在史书中，卡洛斯四世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平庸的好人”。他的执政能力有限，使西班牙难以应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带给欧洲的混乱局面；但在科学方面，他做出了若干颇具前瞻性的决策。1799年，他授权德意志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前往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地考察，并要求当地官员提供协助，使冯·洪堡收获了充足的研究素材，直到晚年写作五卷本的力作《宇宙》时都游刃有余（关于洪堡和这部书，可参看《宇宙》: 在一部书中重现整个物质世界——纪念洪堡诞辰250周年 | 展卷）。牛痘传入西班牙之后，卡洛斯四世也将它视为遏制天花蔓延的希望。因为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eresa）公主，正是感染了天花，在1794年11月2日不幸夭折，离世时还不到4岁。[3] 出于父亲对女儿的思念，以及不希望悲剧重演的愿望，他迅速批准了巴尔米斯的计划。

因为天花不幸夭折的玛丽亚·特蕾莎公主

 

得到国王的许可之后，巴尔米斯开始为这支探险队物色专业人才。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离开故乡阿利坎特（Alicante），移居到新大陆，先后在哈瓦那和墨西哥城居住过很长时间。因为这样一段经历，他深知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地域广阔，而且很多地方交通不便，只有“兵分多路”才能保证接种的效率，也不至于走太多的回头路。

 

这时候，加泰罗尼亚军医萨尔瓦尼刚刚从阿拉贡回到巴塞罗那。之前，他在军中染上了疟疾，不得不暂时离开部队休养。痊愈之后，他试图竞争韦斯卡大学（Universidad de Huesca）解剖学系主任的职位，却铩羽而归，只得在巴塞罗那做起了外科医生。巴尔米斯组建探险队的消息传来，萨尔瓦尼立刻决定加入这支队伍，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保留自己的军职。

 

现在，接种行动只剩下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疫苗的活性保持到新大陆。以当时的技术，牛痘疫苗的保质期只有12天，远远不够帆船横渡大西洋。经过仔细的思考和推演，巴尔米斯和萨尔瓦尼决定采用“人链”的方式为疫苗“保鲜”，他们按照当时欧洲医学界的惯例，选择了孤儿作为“链环”：在越洋的航程开始的时候，他们先用疫苗为两个孩子接种，以确保在其中一个接种失败的情况下，还有另一个作为备份。当牛痘病毒在孩子体内发作，长出脓疱的时候，他们再以孩子身上的牛痘脓物作为疫苗，接种下一组的两个孩子……这个接力方案遵循着严格的时间表，因此，当船抵达新大陆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孩子可以成为疫苗的来源。考虑到路途遥远，这些孩子很可能无法再回到西班牙本土，因此王室承诺支付他们的抚养和教育费用，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可以在新大陆参加工作为止。

 

跨洋远航播种希望

 

万事俱备，世界上第一支为医学免疫而组建的探险队扬帆起航。消息很快传到英国，琴纳激动地写道：“我很难想象，在以往的人类历史当中，还能找出另一个如此高尚、如此普惠的慈善榜样。”

 

经过大约一个星期的航行，探险队抵达第一站，加纳利群岛的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Santa Cruz de Tenerife）。这片群岛是西班牙在非洲的领地，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大约一个月，为散落在各个岛屿上的人们接种牛痘。1804年1月6日，接种任务完成，“玛丽亚·皮塔”号再次启航，开始横渡大西洋。他们选择最快的航线全速前进，在2月9日抵达波多黎各的圣胡安（San Juan de Puerto Rico）。有一个孩子在这段航程中不幸夭折，但其余所有人都平安抵达。

 

 

在这里，萨尔瓦尼意外地听到了熟悉的加泰罗尼亚语，因为圣胡安皇家医院的医生弗朗西斯科·奥勒·费勒（Francisco Oller Ferrer）是加泰罗尼亚人，来自离巴塞罗那不远的圣维金-德-卡斯特莱特（San Vicens de Castellet）。经过一番学术讨论，萨尔瓦尼发现奥勒早就知道英国人的改进版“人痘”；在琴纳提出用牛痘代替“人痘”做疫苗之后，奥勒也很快理解了其中的逻辑，并且从波多黎各东面大约100公里的英属维尔京群岛搞来牛痘疫苗，在圣胡安接种了1557个人。探险队继续完成了其余的工作，而后启程前往南美洲大陆上的加拉加斯（今天的委内瑞拉首都），5月8日在城市附近的拉瓜伊拉（La Guaira）靠港。

 

按照预定的计划，探险队在这里分成了两组。巴尔米斯带领一部分医疗人员和所有从西班牙带出来的孩子，继续坐船向北前往哈瓦那（今天的古巴首都）。萨尔瓦尼则带着3个助手和4名加拉加斯的孤儿，坐另一条船向西航行，前往卡塔赫纳（Cartagena，位于今天的哥伦比亚北部的港口），再由艰险的陆路向南跋涉，将牛痘传遍南美洲。

 

5月26日，巴尔米斯这一组人到达哈瓦那，随即发现当地早就普及了牛痘！这都要归功于当地土生土长的医学天才托马斯·罗迈·查孔（Tomás Romay y Chacón）。早在1795年，他就提出一种理论，认为人们可以找到某种症状类似天花，但对人比较“温和”，即使感染也一定不会致命的疾病，再通过主动感染它来预防天花。当琴纳的牛痘传到附近的英国殖民地的时候，罗迈意识到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种疾病。他立刻将关于牛痘来源和疫苗获取方法的文献翻译成西班牙语，寄到马德里出版。但因为信息两度横渡大西洋传播耽误了时间，这些知识在西班牙本土已经不是新闻。与此同时，他也联系英国殖民地当局，希望购买一些牛痘疫苗。可惜的是，因为保管不善，疫苗送到哈瓦那的时候已经失效了。

 

不仅如此，1804年初，罗迈也想到了用“人链”来保管疫苗的方案，并且成功地从波多黎各引进了牛痘疫苗，开始在哈瓦那接种，刚好挡住了即将席卷古巴岛的新一轮天花大流行。他计划等到古巴岛的所有人都接种疫苗之后，就请西班牙海军把疫苗护送到濒临墨西哥湾的韦拉克鲁斯（Veracruz，位于今天的墨西哥东海岸的重要港口）。巴尔米斯一行的到来，刚好让罗迈能够将两件事同步并举。但古巴岛上几乎没有孤儿，在罗迈的建议下，巴尔米斯将所有孩子留在哈瓦那长大和完成学业，另买了4名黑奴作为“人链”，在6月18日启程前往墨西哥城。

 

巴尔米斯幸运地“跳了一关”，接下来的旅程也大体称得上顺利。他在今天的墨西哥境内征揽了26名孤儿，以便穿越太平洋前往菲律宾群岛时作为“人链”，但有一个孩子在出发前（一说为横渡太平洋的航程中）不幸夭折。1805年2月8日，他们离开新大陆，并在4月15日顺利抵达马尼拉（今天的菲律宾首都）。

 

年轻医者鞠躬尽瘁

 

人数更少的萨尔瓦尼却要面对更为艰险的挑战。1804年5月13日，在前往卡塔赫纳途中，他们的船在马格达莱纳河（Río Magdalena，位于今天的哥伦比亚境内）的入海口附近发生了事故，幸好所有人都活了下来，重要的物资也没有损失。但经过这一番波折，他们直到5月24日才抵达卡塔赫纳。

 

在这里，他们为2000多人接种了牛痘，而后沿马格达莱纳河上溯前往波哥大（今天的哥伦比亚首都）。他们直到12月17日才抵达那里，因为要在沿途的每一个城镇停下来，为人们接种牛痘。来到波哥大的萨尔瓦尼一行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据说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就有2000多人前来接种牛痘。

 

当时间进入1805年，繁重的工作和南美洲糟糕的环境，已经快要拖垮萨尔瓦尼的身体。其实，在离开西班牙的时候，疟疾带给他身体的损害还没有复原。于是，体质不佳的他先是在沿河上溯的航程中，因为用眼过度不幸失去了左眼；到波哥大之后，他又染上了肺结核，而且受到肠胃疾病的困扰。

 

刚好这时，基多（今天的厄瓜多尔首都）附近爆发天花大流行的消息传到了波哥大，萨尔瓦尼当即决定尽快赶去那里接种牛痘。他将团队再次分成两部分，曼努埃尔·朱利安·格拉雅莱斯（Manuel Julián Grajales）与资历最浅的巴西利奥·博拉尼奥斯（Basilio Bolaños）组队，设法前往海边，再走海路赶到瓜亚基尔（Guayaquil，位于今天的厄瓜多尔西南部的港口）进行接种。萨尔瓦尼本人则与最后一名助手拉斐尔·洛萨诺（Rafael Lozano）走陆路前往基多。

 

一些历史研究者推断，萨尔瓦尼原本的计划，有可能是要在完成基多的接种，为这个区域救急之后，让整个团队在基多或者瓜亚基尔会合。而后，一部分人带着疫苗北撤，越过连接南北美洲的巴拿马地峡，从大西洋一侧乘船将疫苗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今天的阿根廷首都），南北迎头前进来加快接种的速度。但走陆路的行进速度要比海路慢一些，格拉雅莱斯与博拉尼奥斯在瓜亚基尔完成了接种工作，却没有发现萨尔瓦尼那一组人要到来的迹象。他们认为，即使所有人在基多或者瓜亚基尔聚齐，将疫苗送到巴拿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出于稳妥起见，他们决定继续向前，与萨尔瓦尼在利马（今天的秘鲁首都）会合，因为基多以南很可能也有疫情，他们认为萨尔瓦尼会在分析利害之后继续向南。

 

1805年7月16日，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萨尔瓦尼的团队终于来到了建在高原上，海拔将近3000米的基多。从波哥大赶来的路上，他们已经用牛痘救下了一些流行起天花的城镇。到达基多之后，萨尔瓦尼、洛萨诺和基多当地的医生争分夺秒地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为7000多人接种了疫苗，成功阻止了天花在城市和周边区域的进一步蔓延。而后，这个团队继续向南，抵达了皮乌拉（Piura，位于今天的秘鲁北部）。

 

萨尔瓦尼终于病倒了。在病床上，他查阅了将近一年来的记录，发现他们从离开波哥大以来，总共为100401人接种了疫苗！这完全称得上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与天花的战斗还远远没有到停息的时候。身体稍稍恢复一些，他就在分析各种信息之后决定继续向南。这支弱小的团队冒险穿过强烈敌视疫苗的印第安人的领地，在1806年5月23日抵达利马。

 

在这里，萨尔瓦尼遇到了正在给当地居民接种“人痘”的西班牙海军军医佩德罗·贝洛莫（Pedro Belomo）。贝洛莫的疫苗是从天花患者的淋巴组织里提取而来，安全性显然不如牛痘。他告诉萨尔瓦尼，这种方法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学来的。萨尔瓦尼当即介绍了更先进的牛痘，也在这一刻意识到，他必须把种牛痘的方法传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让人们能更安全地预防天花。

 

1806年10月1日，萨尔瓦尼发信给卡洛斯四世汇报成绩：利马一带已经有22726人接种了牛痘。而后，萨尔瓦尼有可能应邀在利马的圣马科斯大学进行了短暂的访学，介绍牛痘顺便休养身体。接下来，在1807年1月28日，他带着团队离开利马，渡过的的喀喀湖（Lago Titicaca，位于今天的玻利维亚和秘鲁交界处的大湖）前往拉巴斯（今天的玻利维亚首都），顺便为沿路的城镇和的的喀喀湖上各个岛屿的居民都接种了牛痘。1807年9月15日，他们终于到达了拉巴斯。格拉雅莱斯与博拉尼奥斯则留在利马继续工作到1807年11月，而后按照萨尔瓦尼的安排，启程前往圣地亚哥（今天的智利首都）。

 

在拉巴斯，萨尔瓦尼的生命也即将走到终点。他的肺结核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时常吐血；他在前往拉巴斯的途中再次染上疟疾，浑身无力，还患了白喉，呼吸困难；赶路时跌倒受伤脱臼的右手腕也没能恢复。尽管知道生命的活力正在渐渐地离开自己，他还是尽力指导当地的医生，为拉巴斯和奥鲁罗、科恰班巴（Oruro，Cochabamba，都位于今天的玻利维亚境内）的人们接种牛痘。在发往西班牙本土的最后一封信里，他表示上秘鲁殖民地（今天的玻利维亚）已经有197004人完成了接种。1810年7月21日，饱受病痛折磨的萨尔瓦尼在科恰班巴离世，为人类战胜天花的事业，献出了年仅34岁的宝贵生命。

 

 

吹响灭绝天花的号角

 

在萨尔瓦尼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西班牙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转折。南美洲的殖民地看准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欧洲乱局，纷纷谋求脱离宗主国走向独立。“灵魂人物”的离开，加上起义者和忠于西班牙王室的殖民军之间连绵不断的冲突，让接种牛痘的工作在南美洲暂时停了下来。格拉雅莱斯和博拉尼奥斯在用尽所有的疫苗之后，不得不结束工作，返回拉科鲁尼亚。

 

但“皇家慈善疫苗远征队”的工作，已经吹响了彻底剿灭天花的号角。仅仅是在南美洲，萨尔瓦尼和他的同伴们，就让超过100万人接种了牛痘疫苗。在殖民体系瓦解的前夜，西班牙显现出了一个欧洲大国的担当，以当时最先进的医学知识，努力去弥补当年将天花传播到新大陆的过失，并且将制伏天花的方法，尽可能传播给更多的人。

 

1805年仲夏，巴尔米斯结束了在菲律宾群岛的工作。他知道，如果萨尔瓦尼那一组人也进展顺利，探险队就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此时，他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那就是暂时不回欧洲，并且将牛痘介绍给西班牙语世界之外的人们。他首先来到澳门，为当地的中国人和葡萄牙人接种；而后，他计划通过广州将牛痘传入中国，取代不安全的“人痘”，但因清政府不感兴趣而作罢。于是，他只在广州接种了大约20个人，就踏上了返回西班牙本土的旅程。

 

同样是在1805年里，探险队在新大陆接种疫苗的成效，传到了马德里的王宫。读罢这些报告，卡洛斯四世对牛痘有了更深的理解，随即颁布了一项皇家法令，要求西班牙所有的医院都必须辟出一个专门的房间，用来储存牛痘疫苗，以保证品质并能随时取用。[3]此后，越来越多的人接种了牛痘，得到了这道无惧天花的“保命符”。

 

1806年，在穿越印度洋并绕过好望角之后，巴尔米斯造访了南大西洋上的英国领地圣赫勒拿岛。关于牛痘的知识还没有传到这里，因此在补给休整的同时，他也将最后一些牛痘疫苗留在了这个远离大陆，几乎是全球最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多年以后，战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会被流放至此，再没有看到过故乡的土地。他或许并不知道，这座成为他葬身之地的小岛，竟然是当时世界上极少数已经根除了天花的净土。

 

时光飞逝，牛痘疫苗的普及，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免于天花的威胁。1977年，世界上最后一位在自然条件下感染天花的患者，索马里一家医院的炊事员阿里·马奥·马阿林（Ali Maow Maalin）痊愈出院。此后在1978年，英国伯明翰的一座实验室中保管的天花病毒不慎泄漏，导致研究人员珍妮特·帕克（Janet Parker）不幸染病离世，但这起由事故引发的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1980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庄严宣告，天花已经在野外灭绝。人类终于摆脱了这个古老的梦魇。

 

1990年，在天花野外灭绝10周年之际，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认定，由巴尔米斯和萨尔瓦尼共同领导的牛痘疫苗接种行动，奠定了人类消灭天花的第一块基石。在信息传递不算便捷的19世纪初，他们毅然离开熟悉的家园，付出了惊人的努力，最终使接种疫苗预防天花的观念广为人知。

 

今天，加泰罗尼亚公共卫生局位于巴塞罗那洛克·博罗纳特街（Calle Roc Boronat）81号的办公楼，被命名为“萨尔瓦尼大厦”，以提醒人们记住这位名气不如巴尔米斯，但为消灭天花献出生命的副队长。而在探险队当年出发的港口拉科鲁尼亚，人们以远征队中唯一的女性成员、孤儿院院长伊莎贝尔·曾达尔·戈麦斯，以及同行的孩子们为原型建起纪念碑，感谢他们为人类根除天花做出的牺牲。2006年，多米尼加裔美国人朱莉亚·阿尔瓦雷兹（Julia Alvarez）出版了小说《拯救世界》（Saving The World），通过这位女院长的视角，讲述“皇家慈善疫苗远征队”的航程，还有他们为全世界播种的希望。

 

皇家慈善疫苗远征队纪念碑，以伊莎贝尔·曾达尔·戈麦斯和同行的孩子们为原型

 

本文基于埃米利奥·巴拉格·佩里盖尔（Emilio Balaguer Perigüell）与罗莎·巴莱斯特·阿隆（Rosa Ballester Añón）所著的《以孩子们的名义：皇家慈善疫苗远征队（1803-1806）》（En el nombre de los Niños: Real Expedición Filantrópica de la Vacuna 1803-1806）一书写成。配图或来源于此书，或为开源图片，或为基于GNU协议的图片。

 

其余的参考资料

 

[1]https://www.cmaj.ca/content/161/12/1543.full.

 

[2]https://www.guokr.com/article/455828.

 

[3]https://nosvamosdeviaje.com/jose-salvany-y-la-expedicion-de-la-vacuna-de-la-viruela-por-sudamerica.html.

 

作者简介：

 

马之恒，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曾为科技记者，现为科幻与科普自由撰稿人。科技史与科技博物馆重度爱好者、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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