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导研究具有重大的应用意义。在强电应用方面，除了大家熟悉的超导直流输电和超导磁悬浮之外，超导体还可以用来产生强大的磁场。这种强大的磁场不仅可以用于粒子加速器和极端条件下的前沿基础研究，也可以用于高分辨医学成像等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更重要的是，强磁场提供的磁约束是人类实现受控热核聚变，从而终极解决能源问题的不可替代的技术手段。在弱电应用方面，超导量子干涉技术使人类探测磁信号的灵敏度达到了一个磁通量子的水平（一个磁通量子约等于2*10^-15韦伯）。同时，超导量子比特是目前构造量子计算机最有希望的硬件单元，而拓扑超导体则是实现拓扑保护的量子计算最有希望的材料体系。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超导弱电应用是，利用理想导电性我们可以制造具有超高品质因子的超导滤波器，这为提高电子通讯的带宽和保真度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当然，超导的应用并不限于以上这些可能。如何将超导这朵量子物理的奇葩转化为造福人类的技术需要更多睿智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的参与。

超导研究同时也具有重大的基础物理意义。例如，超导电性的金兹堡-朗道理论不仅是朗道关于物态的对称破缺思想最伟大的应用之一，也为后世有效场思想在物理学中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又如，Anderson对于超导体中规范对称破缺的研究为粒子物理中Anderson-Higgs机制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启发。还有，超导BCS理论对于从原子核结构到中子星物理这个宽达13个量级的尺度里的物理研究提供思想源泉。最后，对于铜氧化物高温超导机理的长达三十年的持续求索为人类超越现有凝聚态物理框架，发展全新的量子物态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物理线索和机遇。

由于超导发生所需的极低温条件极大地阻碍了超导体的实际应用，提高超导临界温度一直是超导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然而，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超导临界温度的记录只是从当初的4.2K（金属汞, 1911年）提升到23.2K（铌三锗，1973年）。人们甚至一度悲观地认为超导临界温度不会超过40K（麦克米兰极限）。但是在1986年，IBM苏黎世研究所的Bednorz和Muller在一类铜氧化物中发现了超越上述极限的可能。在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人们通过元素替代将这类铜氧化物的超导临界温度提升到135K（目前常压下的临界温度记录）。其中，中科院物理所赵忠贤先生和Huston大学朱经武先生各自领导的研究组首先突破了液氮温度极限（77K）。在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之后，超导研究的另一个高峰是东京工业大学的Hosono研究组于2006年发现的铁基超导体。通过中外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铁基超导体的临界温度很快也突破了40K的极限，甚至显示出超越77K极限的证据。在这一领域，中国科学家表现非常出色，目前铁基超导体的临界温度记录仍然由中国科学家保持。在最近三十年里，超导研究的目标也逐步多样化。这些年来，人们发现了大量性质不同于传统超导体的非常规超导体，例如拓扑非平庸的超导体。这些超导体的临界温度虽然较低，但是对于这些超导体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关于超导机理的认识，也有助于实现一些新奇的应用，如量子计算。

尽管已经取得了这些辉煌的成就，人们仍然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在常温常压的条件下实现能承载更强超电流的超导体，也希望我们能够为实现量子计算找到更加可靠的硬件平台，从而为人类解决能源和信息处理这两个终极挑战带来希望。这些希望的实现都需要未来的你的参与。
 

在超导机理研究方面，金兹堡-朗道理论（1950年）揭示了超导现象的实质在于电子运动的宏观量子相干，而BCS理论（1957年）则告诉我们，通过动态地共享晶格畸变发生的电子配对以及电子对的玻色凝聚是实现上述宏观量子相干的一种可能途径。然而，在高温超导体的研究中人们发现，BCS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即电子在进入超导态之前近似独立地运动这一假设，并不成立。同时，在高温超导体中观察到的一些奇异物态的性质，并不能按照朗道物态理论通过对称性的破缺来加以刻画。而以上两点正是凝聚态物理的两块基石。因此，任何关于高温超导机理的完整理解必然包含对于现有凝聚态物理框架的突破，其核心是解决如何处理电子运动的强关联效应这一问题。近三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是离形成系统的理论还有不小的距离。另外，人们最近发现，关于高温超导体奇异物态和强关联效应的研究与黑洞物理、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处于幺正散射极限的超冷原子体系以及量子混沌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向未来的研究者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自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发现以来，中国在超导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很高的声誉。例如，中国曾两次主办国际超导大会（M2S-1997, M2S-2018）。

人大物理系是成立于2005年的一个研究型物理系，在中国超导学术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主要得益于人大物理系在凝聚态物理方面系统的学科布局和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