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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把科学带回家 ，作者把科学带回家
撰文 | 七君 七君
有不少家长信奉挫折教育，他们认为多打击打击孩子就会使他们进步。我们之前介绍过，父母经常吼孩子骂孩子，孩子的大脑会受伤变形。不过，有些家长和老师并不吼孩子骂孩子，而是用语言打击他们的自信，说他们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不停挑孩子的刺。
重复打击儿童自信会有什么后果？80年前的一个震惊世界的实验给出了残酷的答案。
爱荷华大学
1939年，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知名研究者、语言病理学专家 Wendell Johnson 招募了22个孤儿。他找这些孤儿来，是为了验证一个自己的一个独特理论，那就是不断地批评一个儿童，比如批评他们“说话结巴”的话，那么一个完全正常的儿童就会因为心理压力而向着被批评内容的方向发展，变成一个真正的“结巴”。
Wendell Johnson
全世界大约有5-10%的儿童患有口吃。当时，爱荷华大学也是世界上知名的口吃研究中心。为了研究口吃的治疗方法，患有口吃的研究生们还把自己的手臂绑起来，因为当时盛行的理论认为，是手部的活动干扰了语言信号。
不过，Johnson 并不相信这些理论，他自有一套学说，而他的观点来自童年的痛苦回忆。在他5-6岁的时候，有个老师告诉他的家长，他有口吃的倾向。渐渐地，他开始过分关注自己的言语，说话时开始停顿，并且开始重复一些词。后来，他果然变成了口吃。
因为这段经历，他深信口吃和生理无关，而是后天习得的习惯。他说：“口吃并不来自孩子的嘴，而来自家长的耳朵。”
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如果被证实，将会对口吃的矫正起到无与伦比的作用。可是，孤证不立，Johnson 没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这个理论作证。他需要做实验。如果任何正常的孩子都可以被诱导成口吃，那么就可以证明口吃的源头和生理无关，而是后天教养和学习的罪过。
1938年秋天，Johnson 让这个故事的另一个主角、22岁的硕士研究生 Mary Tudor 来做这个实验。
打击出来的口吃
军人及水手遗孤之家（The Iowa soldiers and Sailors Orphans' Home）
在爱荷华州的达文波特市，有个叫做军人及水手遗孤之家（The Iowa soldiers and Sailors Orphans' Home）的孤儿院。
在1939年的时候，由于美国大萧条，有超过600个孤儿住在这家孤儿院，这为取样带来了不少便利。再加上爱荷华大学和这家孤儿院有合作关系，Tudor 就被派去那儿开始做实验。
不过，Tudor 没有告诉孤儿院自己是来做实验的。研究者的说辞是为这些孩子提供语言评估和治疗服务。
在孤儿院里，Tudor 找到了10个口吃的孩子和12个正常孩子。
10个口吃的儿童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IA组）被告知：“你不口吃，你说话挺好的，你以后会比现在说得好得多。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你，他们不知道这只是人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
另外一组（IB组）则被告知了真相：“你说话口吃。”
在剩下的并不口吃的12个儿童里，6人（IIA组）接受了言语打击操作。Tudor告诉IIA组的小朋友：“工作人员认定你说话很有问题，你表现出了口吃儿童的许多症状。你现在必须马上停止说话，直到你能好好说话之前，你就别开口了。”
被打击的6人里，最小的只有5岁，最大的是15岁。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不断告诉他们发音有问题，必须要立刻纠正。
剩下的6个正常孩子则是实验对照组（IIB组），他们被告知自己没有口吃，并且在发音良好的时候会得到赞扬。
为了维持实验的效果，Tudor 还告诉孤儿院的老师们，IIA组的孩子有口吃的症状。每个月，Tudor 都会让孤儿院的老师和院长给这些孩子重复贴“口吃”标签，让这些孩子意识到自己有问题。
此外，她要求老师们在这些孩子说话不连贯的时候打断他们，并要求这些孩子们在好好说话前别开口。
就这样，实验从1939年1月一直持续到了5月。Tudor 每隔几周就要去孤儿院和每个孤儿进行45分钟的对话。那么实验结果如何呢？
半年内，在6个被无端打击的孩子（IIA组）里，5人开始出现口吃的症状。
Tudor 在研究报告中写道，IIA组的儿童很快就对负面评价做出了反应，所有6个孩子都变得寡言少语，而且说话速度明显变慢了，句子也变短了。2个年纪最小的孩子尽可能用1个单词回应问题。从个性上来看，6个孩子都变得更加害羞，并且承认自己说话是有问题的。
比如，5岁大的 Norma Jean Pugh “开始不愿意开口，尽管此前她说话很流畅。”另外一个9岁大的孩子 Betty Romp “也不愿意说话了，大多数时候都用手挡住眼睛”。
而在IIA组里最大的孩子，15岁的 Hazel Potter “开始变得很内向，也不愿意说话了，”并出现了口吃的症状。这很不寻常，因为大多数口吃患者都是在2-5岁之间首次出现症状的。
Tudor 还注意到，当 Potter 在说话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啊”，她还会烦恼地玩弄手指。Tudor 问她：“你为什么要玩手指？”Potter回答：“我害怕我要说‘啊’。”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 Hazel Potter 回忆：“当时我和谁都不太亲，那段日子里我很沉默。”
在下文的对爱荷华州和爱荷华大学的诉讼中，Norma Jean Pugh （后改名为Kathryn Meacham）的代表律师 Evan Douthit 则表示，成年后的她讨厌说话，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怪胎，只和教堂里的人以及家里人亲。
所有被无端打击的孩子（IIA组）的学习成绩也开始下滑。其中一个男孩子开始不愿意在课堂上背诵课文。11岁大的 Clarence Fifer 也开始常常纠正自己。他告诉 Tudor，他觉得自己无法说话，“话就卡在那里了，说不出来”。
12岁的 Mary Korlaske 开始变得孤僻不愿意和人交往。Tudor 问她：“你的好朋友知不知道你口吃？”Korlaske 回答：“她不知道，我都不怎么和她交谈。”2年后，Korlaske 从孤儿院里逃跑了，后来被另一家条件更差的孤儿院收留。
2003年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Korlaske 表示：“这个实验完全毁了我的人生，我没有和我丈夫说过这件事，我不想聊更多。”Korlaske（后改名为Mary Nixon）在递交给法庭的文件中指出，她一辈子都相信自己有言语困难，心中充满了不安。
你可能想问，那么那些本来就口吃的孩子呢？
在IB组，也就是实际口吃，并且被告知了真相的5个孩子里，3人说话更结巴了。与此相反，在IA组，也就是实际结巴，但是被鼓励了的孩子中，只有1人的口吃情况变严重。
一生的阴影
6个孩子出现的问题已不容忽视，以至于后来孤儿院不得不联系了Johnson，告诉他一些孩子变成了口吃。在 Tudor 和 Johnson 的信件来往中，她也提到一些IIA组的孩子说话结巴。
看到自己的实验造成的严重后果后，Johnson 和 Tudor 后悔不迭。良心不安的 Tudor 在研究结束后的好几年里一直回访这些孩子，劝慰他们，试图为受到影响的孩子进行康复性的辅导。
所幸的是，成年后，IIA组的6个孤儿并没有变成口吃。因为后来学术界才明白，口吃是身心共同作用的结果。Johnson 预言的心因性口吃固然存在，但一些人在中风或者脑部受伤后也会开始口吃（神经源性口吃）。
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儿童期的口吃会“自愈”，四分之三的口吃儿童长大后不再口吃，这种情况被称为发育性口吃。
不过，在被无端打击的孩子中，许多人在成年后郁郁寡欢，对言语表达也很没有自信。显然，Tudor 的后续干预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由于这个实验不人道，无法通过学术期刊的伦理审核，而 Johnson 也害怕被比作纳粹，所以从未发表这个实际上能支持自己的错误诊断理论（Diagnosogenic theory）的研究。这个实验就在爱荷华大学的档案室里尘封了62年。
2001年，在加州的一份报纸报道了研究助理的证言之后，孤儿们才得知当年的实验真相，而此时他们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2001年，爱荷华大学公开道歉。同年，这些孤儿对爱荷华州和爱荷华大学提起了诉讼。
5个原告的代表律师 Evan Douthit 表示：“我相信法官同意，他们的人生遭受了打击。”2007年，这些孤儿得到了115万美金的补偿。
爱荷华的州检察长表示，总共115万美金的补偿是“公平的、合适的”。而口吃研究的大佬 Johnson 的短短半年的实验，则被后人冠上了“魔鬼研究”（Monster Study）的恶名。可是，又有多少孩子，正在接受这样的魔鬼教育呢？
孩子，你不是口吃，你只是说话自带DJ打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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