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苗问世了，打还是不打，许多人纠结于疫苗的“副作用”；反观疫情肆虐，人类束手无策的时候，人人都在祈盼疫苗快些问世。这种矛盾的心理，或是过去几十年中人们对疫苗接种的怀疑、忽视、抵制、恐惧心理的延续。

 

二战后，疫苗的广泛普及拯救了无数生命，为人类带来预防致命疾病、健康生存的希望。然而，过去几十年，人们开始质疑疫苗的效用和接种的必要性，导致全球传染病发病率急剧上升。今天这篇文章详细还原了半个世纪前开始的、围绕百日咳疫苗的争议，讲述了反疫苗组织的兴起和第一次“胜利”。毋庸置疑，这“胜利”是豁出千百万儿童的性命，令他们面临死亡的威胁而得到的。

 

本文经授权摘选自《希望与恐惧之间》第八章（中信出版社），有删节，标题为编辑所加。

 

 

撰文 | Michael Kinch

 

翻译 | 金烨

 

背景知识：关于百日咳

 

百日咳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发病症状一开始与普通感冒无异，但是很快就发展出一阵又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并伴有独特的“嗬嗬”声，还常常会使患者无法控制地呕吐。这些症状会持续数月，从而赢得了“百日咳”的绰号。婴幼儿是百日咳的最大受害人，尤其是不到三个月的婴儿，致死率可高达80%。

 

尽管14世纪就有了关于百日咳的明确记载，但直到1906年，科学家才分离出引起这一疾病的百日咳鲍特菌（Bordetella pertussis）。此后几十年，针对鲍特菌的疫苗几乎毫无进展，到 20 世纪 40年代末，百日咳的发病率始终很高，每年有超过 10 万 新病例出现（有时候人数会更多）， 每年有5000~8000 名儿童陆续死于这一致命疾病。

 

最终，三位杰出的美国女科学家（珀尔·肯德里克、格雷丝·埃尔德林、珑内·戈登）研发出全细胞百日咳疫苗，并结合白喉类毒素、破伤风类毒素，提出三联疗法，即我们今天熟知的“百白破”（DTP）疫苗。二战结束后到九十年代中期，百白破疫苗一直保卫着所有婴幼儿的健康与安全。

 

震惊全球的一针

 

百日咳的流行性和致命性意味着任何针对它的疫苗都会在医学界大受欢迎。然而，1973 年英国儿科医生约翰·威尔逊在英国皇家医学会的一场演讲改变了整个情况。他在演讲中指出，接受百日咳疫苗接种的一些儿童会突发高烧，然后出现癫痫症状，之后还会陷入昏迷，产生永久性脑损伤，甚至死亡。在这之前，该疫苗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负面作用，更不用说造成身体损伤。威尔逊的研究虽然尚处于初步阶段，却声称百日咳疫苗和神经损伤有明确的联系。

 

威尔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伦敦富裕的布鲁姆斯伯里区。这一社区群星汇聚，包括备受瞩目的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还恰好居住着大量的医学界和法学界精英人士。有关这个著名社区中儿童得病的研究报告给了英国小报危言耸听的机会。威尔逊多次在电视演讲中煽风点火，严正告诫家长和医生不要使用百日咳疫苗。

 

在这项英国的研究发表一年之后，日本政府公布的一份综述引发了进一步的恐慌。政府已经规定，所有儿童在三岁前（入学后的几个月内）必须接种全细胞百日咳疫苗。百日咳发病率由此出现了显著的下降。1947 年，每年几乎有两万名儿童死于百日咳；到了 1972 年，这个数字下降到零。1974-1975 年冬季，有两个备受关注的婴儿死亡病例被记录下来，他们均在接受 DTP 疫苗接种后的 24 个小时内死亡。这些死亡悲剧被饥不择食的媒体不断放大，结果导致的骚乱不得不让政府暂停了疫苗接种，并成立了研究小组来分析问题。经过集中调查之后，委员会建议恢复疫苗强制接种。然而，家长们开始忽视这一强制措施，同时，百日咳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再次上升，到了1985年年底，每年约有超过 40 个死亡病例。作为回应，日本政府要求制造新疫苗，将与全细胞疫苗有关的副作用减少到原来的 1/10。

 

在许多发达国家，愤怒的家长们（尤其是那些有足够的经济手段，也有足够的激情将情绪化为实际行动的人）开始组织反疫苗运动，强制儿科医生停用疫苗。随着关注度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家长拒绝让自己的孩子接受 DTP 疫苗接种。英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疫苗接种率骤然下降。结果百日咳感染率反弹了，1978-1979 年，仅英格兰一地的感染就超过每年 10 万例。尽管抗生素干预疗法提供了救治机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医生无法实现的奢侈疗法），每年仍有几十名儿童死于百日咳的魔爪之下。

 

1982 年 4 月 19 日，席卷日本和英国的反疫苗风暴跨越大洋，来到了美国。当时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电视台 WRC-TV 播放了一则特别报道，题为《百白破疫苗：疫苗接种轮盘赌》（DTP: Vaccine Roulette）。这部纪录片由当地记者莉·汤普森一手策划。她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用无数镜头展现看着自己的孩子饱受折磨而无能为力、苦苦挣扎的父母。这部危言耸听、大肆宣传的纪录片在被称为“调查周”的一段时期内播出，这是尼尔森等收视率服务机构确定受众规模的关键时期，能够影响当地电视台收取的广告费。WRC-TV 制造出这部纪录片就是放手一搏，结果大获成功——他们的收视率非常高。就在纪录片播出之后，电视台的电话响个不停，因为一些家长对自家年幼孩子的安全忧心如焚。根据一位事件记录者塞思·姆努金的记载，电视台“向来电者提供了其他来电者的电话号码”，由此凝聚起了草根运动，并且快速发展起来。

 

纪录片中家长们表现出来的心痛是情真意切的，但是片中对悲剧故事的报道过分简化，没有科学根据，带有偏见，并且对 DTP 疫苗有不实暗示。根据塞思·姆努金在对该疫苗深入研究后的记述——《恐慌病毒》（The Panic Virus），该纪录片是基于不完整的数据分析完成的，而且引述的内容都高度剪辑过。在之后的一篇文章中，姆努金还引用了美国儿科学会一位官员的话，后者说：“汤普森会反复问同一个问题，但是每次都稍微有点儿不同，显然是为了引导你给出符合节目语境的回答。”保罗·奥菲特在自己的著作《致命选择》（Deadly Choices）中进一步揭示，莉·汤普森会有选择性地陈述她想要展现的细节，给毫不知情的观众真假参半的信息，用不完整或者不精确的数据进行操纵。这种问题常常在监督医学研究的科学同行评议中被指出，然而，对媒体来说不存在这种客观的、用证据支持真相的限制。

 

尽管缺乏医学和科学可信度，纪录片《百白破疫苗：疫苗接种轮盘赌》还是广受好评，莉·汤普森还因此获得了艾美奖。随着这部纪录片产生轰动效应，一个延续不断的连锁反应发生了，它的影响已经远超过华盛顿特区当地的疫苗市场。全美国的家长们很快纷纷产生了同样的恐惧心理，就跟英国人在 10 多年前的反应一样。在更喜欢诉讼的美国，随着针对大部分 DTP 疫苗的主要生产商的集体诉讼不断增加，律师们成了最大的赢家。

 

选择性过滤信息不仅限于这部纪录片。有人用同样的手段选取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出版了一本畅销书，还创立了反疫苗倡导小组，我们在下一章中会详细讲述。就在满是危言耸听的地方电视节目轰动一时之后，哈里斯·库尔特博士和芭芭拉·洛·费希尔成立了一个组织，组织的名称听上去令人印象深刻：（美国）国家疫苗信息中心（NVIC）。这一非营利性组织放大了无事实根据的报道，而这些报道来自迅速兴起的反疫苗运动。

 

2009 年去世的库尔特博士没有接受过医学或者科学训练，他是一名社会学家，主张顺势疗法。这是一种在 18 世纪替代医学的伪科学疗法，其理论基于长久以来一直被科学驳斥的概念，比如臭气理论等。同样地，费希尔会被该领域吸引是由于自己孩子的悲剧故事，她的孩子在 1980 年接受过 DTP 疫苗接种之后恰巧遭受了惊厥的折磨。虽然在看《百白破疫苗：疫苗接种轮盘赌》之前没有想到成立一个协会，但是该纪录片显然让费希尔回忆起一些具体细节，这些细节让她坚信 DTP 疫苗是导致自己儿子遭受永久性脑损伤的主要原因。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她和库尔特共同成立 NVIC 的 18 个月之前。接受过公关培训的费希尔凭借自己的能力组织起心怀恐惧的家长，让他们加入新兴的 NVIC。

 

1985 年，NVIC 的两位创始人出版了《百白破疫苗：黑暗中的一针》（DTP: A Shot in the Dark）一书，书中声称疫苗是各种神经性损伤的主因，包括慢性脑病、癫痫发作或者一种当时尚不明确的疾病（如今被称为孤独症）。尽管库尔特和费希尔缺乏科学或者医学资历，这本书仍然卖得相当好，因为其中的逸事和有关小儿神经损伤的令人心碎的描写都是精挑细选而成。此书畅销一时。许多读者接受了这本书的观点，尽管它并没有传达客观的科学或者医学信息。人们的恐惧情绪逐渐加剧，而许多医生都没有意识到这点，也没有事先做好足够的准备（接受培训或者收集客观事实）来回答 DTP 疫苗相关的风险和好处等复杂问题。这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对公共卫生产生了可怕的影响。

 

受到电视纪录片和书的影响，公众对 DTP 疫苗越来越忧虑，这使得美国和英国政府及公共卫生官员不得不直面围绕 DTP 疫苗安全性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一骚动，1986 年 11 月 14 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签署了《（美国）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这项新法案规定，有威望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要对百日咳疫苗的安全性进行全面分析。一个由优秀调查员组成的无党派特派小组展开了一项为期 20 个月的调查，评估所有相关医学和科学文献，仔细审查百日咳疫苗（以及风疹疫苗，我们会在下一章讲述）。他们的审议包括一系列研讨会和公众集会，目的是收集所有的相关数据，并以一种透明的方式来反驳可能还会出现的带有偏见的指控。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综合性研究总结报告发表于 1990 年，该报告完全否定了 DTP 疫苗和孤独症、脑膜炎、慢性神经损伤、痉挛及许多其他潜在副作用之间的关系。报告的概要第一行是这样开头的：“除了清洁的用水之外，没有一种单一干预手段能够像疫苗的广泛使用那样，对减少儿童病死率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报告宣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DTP 疫苗和质疑疫苗者鼓吹的大量副作用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包括慢性神经损伤”。尽管如此，报告确实提到全细胞百日咳疫苗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与休克、过敏反应和长时间哭闹有关。另外一份平行报告指出：“在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疫苗接种后，惊厥风险明显增加，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会造成大脑损伤，或者是癫痫的先兆。各类研究也没有发现疫苗接种和婴儿猝死综合征或者婴儿痉挛之间的联系。”调查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在一篇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手稿标题中进行了总结——“百日咳疫苗脑病：是时候意识到这是迷思了”。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快速发起一项小型研究，委托伦敦的戴维·米勒博士领导。米勒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题为《（英国）全国儿童脑病研究》（NCES）。该调查问卷在 1976-1979 年被分发给儿科医生，让他们报告在 DTP 疫苗接种后 72 个小时内是否出现“发烧”或者“其他”症状。整理完调查结果之后，1982 年米勒令全世界震惊地声称 DTP 疫苗会引发急性神经症状，最明显的就是体温飙升。他推测接种 DTP 疫苗在儿童中引发永久性损伤的概率约为 1/100000。如果将来更彻底详尽的研究证实这一点，那么这将是令人震惊的风险。他的这番话成功地上了新闻头版头条。

 

米勒的 NCES 报告的早期发现在疫苗争论的各个方面掀起了风暴。一方面，反疫苗界宣称他们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米勒的研究设计在经过严格审查之后，被发现存在根本缺陷。比如，NCES 研究的参与者数量不足以得出米勒所宣称的广泛性结论。进一步检验就会发现，调查问卷的设计以及收到的回复，往往表达了不准确的结果。举例来说，病毒性脑炎和雷氏综合征这两种与 DTP 疫苗完全无关的疾病指标，也被包含在分析中。上述这些缺陷，加上公众对疫苗安全性的质疑，在全世界范围内激发了一系列研究，包括由美国国家科学院领导的研究。每一项研究都分别得出独立的结论，声称 DTP 疫苗和神经损伤之间没有联系。实际上，就连一项为期 10 年的 NCES 跟踪研究也解除了上述联系。尽管如此，伤害已成事实。

 

在美国与英国研究报告不一致的基础上，对抗百日咳疫苗的斗争在法庭上打响了，原被告双方虽然都受到金钱利益驱使，却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所有事实都被放在聚光灯下。最全面的庭审是在英国，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案例出于权宜之计，倾向于达成庭外和解，以免高调登上新闻头条，引发长篇累牍的讨论。在英国，自反疫苗联盟提起诉讼之后，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陆续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诉讼案件。

 

在最直言不讳的反疫苗支持者中，有一位背景非同寻常。1919 年 2 月 5 日，戈登·T. 斯图尔特出生在苏格兰低地中西部。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战争爆发之后，戈登在危险的护航舰上当了一段时间的外科医生。他接下来的经历就是在实验室埋头研究青霉素。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他和亚历山大·弗莱明共同发现了青霉素，但是青霉素发现于 1928 年，当时斯图尔特只有 9 岁。这位海军医生在 1945 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项关于青霉素的实验室研究，评估了这种抗生素的早期临床研究。大约 20 年之后（1963 年），斯图尔特发表了早期证据，证明细菌可能会对甲氧西林产生抗药性。甲氧西林是青霉素衍生物，也是控制感染的中流砥柱性药物。实际上，耐药性病原体的课题自此以后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迎来尾声，斯图尔特的研究方向开始往传统科学的边界探索。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那篇富有争议的论文，题目为“细菌理论的局限性”，于 1968 年 5 月 18 日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这篇论文提出的观点是：科赫的疾病假说属于“严重简化”，因为它们忽视了决定疾病是否产生及如何产生的其他因素的复杂性，这些因素包括遗传构成（比如种族）、行为和社会经济状况。

 

无论斯图尔特的最初意图如何，他的这篇论文都很快成了激进的边缘分子的宣言，并且最终将斯图尔特本人卷入其中。比方说，20 世纪 80 年代初，斯图尔特曾公开表示，艾滋病不是由 HIV 这种病毒引起的，而是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他还进一步维护一种后来被人揭穿的理论，声称留在直肠中的精子触发了强力的免疫应答，导致了后来免疫系统的崩溃，最终表现为艾滋病。他继而与传统科学和医疗机构对抗，宣称“每次有公开性取向的同性恋或者双性恋摇滚明星和电影明星死于艾滋病的时候，他就会被追捧为殉道者和英雄”。也许斯图尔特最具破坏性的行为是他严厉地责难公共卫生官员，因为后者试图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比如齐多夫定）来试图限制疾病传播的速度。

 

许多其他不知情的人听信了斯图尔特的话，最终受到艾滋病无法逆转的伤害，甚至走向死亡。比如，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引用斯图尔特的偏激观点来支持“HIV不是肆虐南非的艾滋病病因”这一错误声明。借用约翰·勒卡雷的惊悚小说《永恒的园丁》，姆贝基向公众表示，他相信艾滋病是医药行业鼓吹的阴谋，通过向民众兜售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获利，而这种药物杀死的只是跟艾滋病毫无关系的 HIV 这种病毒。戈登·斯图尔特积极支持姆贝基的误导性观点，后者的观点受到斯图尔特 1968 年的论文鼓舞。直到 2007 年 8 月，斯图尔特将一封写给南非共和国最高委员会的公开信公之于众，宣布与姆贝基断绝关系，因为委员会正在调查姆贝基那些鲁莽的言论和政策。姆贝基和斯图尔特的争强好斗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让艾滋病致死率快速上升。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份 2008 年的报告估计，由于在斯图尔特支持下姆贝基实行了否认 HIV 影响的政策，南非有 36.5 万人无辜死亡。

 

因爱而生的灾难

 

百日咳给斯图尔特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来反驳广为人们接受的细菌致病理论。从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开始，斯图尔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来诽谤一些 20 世纪最重要的医学突破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包括抗生素和百日咳疫苗。由于他对此类话题所持的观点越来越极端，斯图尔特成了纪录片《百白破疫苗：疫苗接种轮盘赌》中一个理所当然的关键采访对象，他在其中说道：“我相信，现在疫苗带来的损伤风险要远超过疾病本身带来的。”毫不让人意外地，斯图尔特也成了超级明星证人，支持针对百日咳疫苗的法律诉讼。

 

在斯图尔特卷入针对百日咳疫苗的法律纠纷之前，第一场官司于1985 年发生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一名 9 岁儿童理查德·邦思伦的家长起诉了医生、护士和卫生部门，声称自己的儿子在接受 DTP 疫苗接种 9 天后遭受了一连串癫痫发作的折磨，这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发育迟缓。法官引用专家的证词否决了家长的控告，对孩子的父母所称的疏忽提出严重质疑。

 

在此后不断升级的疫苗战争中，苏格兰的这场官司只不过是一场小小的冲突。第二场官司数月之后发生在更往南的英格兰。这次来自约翰尼·金尼尔的父母，他们声称自己的孩子在接受百日咳疫苗接种 7 个小时后出现了癫痫症状。当事人还进一步申诉医生忽视了孩子所受的折磨，导致癫痫持续了好几个月，最终造成了永久性大脑损伤。正如保罗·奥菲特在《致命选择》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医生和卫生部门是主要的被告，而维康基金会（疫苗生产商）则被免责了，因为人们并不清楚具体的疫苗生产商。然而，出现了令人意外的转折，维康自愿加入了诉讼案件，冒着相当大的责任风险来为自己正名，试图恢复这几个月来金尼尔一家的诉讼造成的名誉损失。法官同意维康加入案件，但判定他们不对原告遭受的身体损伤负责。

 

按照计划，极具个人魅力的斯图尔特是原告的明星证人，他引用各种逸事传闻，暗示百日咳疫苗具有毒性。拜他的证词所赐，事情变得更加戏剧性，斯图尔特引用了过分夸张的说法来描述疫苗的毒性，连最激进的反疫苗运动者也不会如此作为，最终反而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比如说，他阐述了一项研究结果，暗示疫苗对过敏儿童造成的大脑损伤。令人尴尬的是，法庭在进行与该研究相关的交叉核查时发现，该研究只在小鼠而非人类身上做了实验。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因为父母接下来的证词反而揭示了在疫苗接种和后来的癫痫发作以及大脑损伤之间存在时间上相当大的矛盾性。具体来讲，母亲最初证明说，自己儿子在接受疫苗接种 7 个小时后开始出现癫痫症状；但接下来的询问则表明，症状并不是在接种后 7 个小时，而是在 5 个月之后才出现的。基于这类矛盾证词，法官判决起诉无效。

 

1988 年 2 月，英国发生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反疫苗游说团体的法律行动。这是一次集体诉讼，围绕一名 17 岁英国女孩苏珊·洛夫迪展开。乍看上去，洛夫迪诉伦顿和维康基金会案件似乎能轻而易举地胜诉。女孩的父母证明说孩子几乎在接受第一剂 DTP 疫苗接种之后立刻出现了不寻常的高烧，并且哭个不停。一年后接受的第二次接种引发了更加剧烈的反应，而第三次接种最终造成了严重且不可逆转的发育迟缓。维康基金会再一次主动加入庭审，期望面对这次欺骗性指控，能够再次为自己正名。

 

法官默里·斯图尔特–史密斯对这起集体诉讼案件中的超过 200 名 儿童的家长表示同情。为了证明自己的关切，他不仅审阅了洛夫迪的案件，还看了其他原告的指控。这对反疫苗运动者来说是一个幸运的结果，因为更加深入的调查彻底否决了洛夫迪的指控。就连早已无人理会的戈登·斯图尔特也承认：“她不是因为疫苗而受到损伤的，而是之前身体已受损伤。”

 

支持或者反对 DTP 疫苗是导致永久性神经损伤原因的案例不断在法庭上出现，它们背后都有数年来许多流行病学和病理学研究的证据支持。反疫苗运动者特别强调米勒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小样本研究中的该死发现，那些发现被大量引用。支持疫苗方则引证其他临床试验结果，证明无法重现米勒的发现。具体来讲，小范围的布鲁姆斯伯里社区受害者情况无法在更大、更加综合性的分析中重现，这些调查分别在瑞典、丹麦、美国甚至英国本土展开。

 

在对数据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分析之后，法官发表了一份超过 10 万词（大致相当于本书的篇幅）的深思熟虑的判决书，免除了任何有关疫苗导致永久性神经损伤的罪名。法官特别对约翰·威尔逊表示谴责，指出威尔逊控诉中提到的 50 名受到疫苗伤害的儿童，其中有 22 个人根本没接受过百日咳疫苗接种。他进一步表示，威尔逊将这些人包括在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导致了带着严重偏见的结论。

 

该判决还揭示了戴维·米勒的流行病学研究是和一小群伦敦医生一起在匆忙中开展的，而且在当时愈演愈烈的针对 DTP 疫苗的反疫苗狂潮中进行。这项研究存在根本上的缺陷，也受到了公众压力的影响。法官得出结论：该研究从设计、执行到分析结果都很仓促，显然是为了迎合公众的紧张情绪。斯图尔特–史密斯明确表示：“我认为可以说，这说明是在有意引起过度焦虑，为的是满足疫苗损伤游说团队（我这样称呼他们）的需要。”由于做出了如此详细的判决，英国的反疫苗案件从此彻底平息。

 

然而在更喜好诉讼的美国，做出判决的是情绪化的陪审员，而不是客观冷静的法官。一开始，对于一个在接种了 DTP 疫苗后患上脑病的婴儿的家长，他们就裁定了 1500 万美元的补偿，从此犹如打开了泄洪的闸门，一发不可收拾。损伤赔偿金额稳步上升，从 1981 年的 2500 万美元到 1985 年的 30 亿美元。

 

由于这些备受瞩目的官司和吸引来的媒体关注，公共卫生官员越来越焦虑于两种平行发展的趋势。首先，家长们在面对自己的孩子是否接受 DTP 疫苗接种的问题时，要么犹豫不决，要么彻底拒绝。其次，使这一情况加剧的是，许多传统疫苗生产商不愿冒着风险继续销售疫苗。由于疫苗生产商越来越多地被个人和集体诉讼所淹没，公司的责任保险成本像坐着火箭一样迅速上升。这样的情况让许多公司不得不从产品目录中撤下疫苗。根据《致命选择》一书所述，1960 年有 7 家公司生产 DTP 疫苗，到了 1982 年只剩 3 家。其他疫苗产品均受到了同样的威胁。

 

由于意识到上述两种趋势带来的公共健康风险，1986 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签署了称作《（美国）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的成文法律。我们来简要地了解一下这部新法，它要求美国科学院展开一项全面评估，报告百日咳和风疹疫苗（风疹这一主题我们会在下一章谈到）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除此之外，法案先于给疫苗制造商定罪，创建了对受害家庭的补偿机制。它还建立了疫苗反应和毒性报告体系，要求家长更多地了解免疫接种的风险和益处。尽管如此，通过建立一种无过失制度来补偿过去以及未来由于合法强制接种疫苗而产生的受害者，这套限制疫苗产业责任的明文法条无疑缓解了行业危机。

 

虽然美国科学院的报告和诉讼判决解除了全细胞百日咳疫苗自 20 世纪初使用起就摆脱不了的毒性控诉，但这种疫苗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正如存在的一些副作用所证明的那样。因此，创造一个全新的疫苗市场的机遇激励着全球的科学家，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日本国立卫生研究所的跨国合作。这个联合团队认为，全细胞的百日咳致病菌具有广泛的靶点，它们可能会无意间触发意想不到的免疫反应，而这种凶猛的反应是全细胞疫苗引发罕见炎症毒性反应的原因。

 

因此，科学家设计了一种新方法，识别细菌中最能诱发保护性免疫反应的成分，然后集中研发只靶向一小部分蛋白质的疫苗。这些分子被广泛称为血凝素。一场看谁能先研发出针对病毒关键成分的疫苗的比赛拉开序幕。一支日本团队在 1981 年研发并测试了一种血凝素疫苗。一项在动物和人类身上进行的关键研究表明，有一种由不同“部件”组成的无细胞疫苗（不包含整个细菌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具体来讲，该团队报告说该疫苗已经能够消除 90% 以上的与全细胞疫苗相关的毒性。虽然这种疫苗被证明确实有效，但是在获得人体试验的长期数据之前，它已匆忙进入日本市场。

 

就在日本这份关键的新疫苗报告公布后的几个月之内，一支由美国科学家和医生组成的团队去日本审查他们的发现。截至当时，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已经被用在 2000 多万日本人身上了。1987 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份报告表示，美国科学家赞同他们日本同行的说法，该疫苗至少在接种后的短期内（几周或者数月内）是能提供有效保护的。更重要的是，鉴于如噩梦般困扰美国疫苗生产商的法律纠纷和庞大支出，这种全新的无细胞疫苗的安全系数颇具前景。他们总结和分析了新的 DTaP 疫苗（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分别用 D 和 T 代表，再加上代表“无细胞百日咳”的 aP）。报告建议在瑞典和美国展开的持续研究结果出来之前，已经可以采用这种新疫苗了。这些结果同样鼓舞人心，1992 年新产品快速投入美国市场，给焦虑的家长们吃了颗定心丸。

 

讲到这里，百日咳疫苗的故事本可以圆满结束了，前提是不再追究新型疫苗的耐久性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虽然无细胞疫苗有限的抗原多样性让它更安全，但这一点同样损害其持久保护的能力。事实上， 1992 年这种疫苗推出时，日本、瑞典和美国的基础性研究刚刚起步。根据 2012 年发表在《石板》（Slat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一位专家汤姆·克拉克医生提出，缺乏对耐久性的研究，以及对新的无细胞疫苗保护能力的界定指标存在敏感度问题，这些都可能意味着“新疫苗实际上并不能像老疫苗那样长效”。2005 年的一 项新建议提出通过对 11~12 岁儿童进行后续疫苗注射来重新激活免疫系统，从而对付百日咳，这一举措减轻了人们的担忧。

 

然而，即使这样做了也实属徒劳，随后暴发的一系列流行病证明了这一点。2010 年 6 月 23 日，加利福尼亚州公共卫生部对外宣布，美国遭受了自 1947 年以来最严重的百日咳疫情紧急暴发。据统计，共报告了 1144 例确诊或者疑似病例，51 名儿童住院接受治疗，至少 10 人死亡。《儿科传染病学会杂志》上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揭示，在 10 名生病的儿童中至少有 9 人接受过至少 1 次疫苗接种，很多人在过去三年内还接受过后续疫苗注射，这表明使用的 DTaP 疫苗没有提供持久的保护。

 

两年后，百日咳这种疾病再次卷土重来，肆意攻击美国各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威斯康星州、佛蒙特州和华盛顿州。流行病学随访研究再一次揭示，接种疫苗后时间越久，患病的可能性越大，程度也越严重。更糟的是，额外的后续注射似乎没有任何益处。也许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接受过全细胞疫苗接种的儿童们得到了保护，而他们那些接受过无细胞疫苗接种的同伴们则未能幸免。这些发现表明，从全细胞到无细胞百日咳疫苗的仓促转变，可能预示着百日咳这个古老杀手有了新的机会。

 

反常的是，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接受疫苗弊大于利的观点。尽管《百白破疫苗：黑暗中的一针》和《百白破疫苗：疫苗接种轮盘赌》传递的信息已经被许多科学报告彻底否定，但这些观点多年来早就在许多家长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了。

 

也许其中最奇怪的事情是，与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拥有医疗保险的家庭疫苗接种率下降得最厉害，仅 2009 年一年就下降了 4%。这些家庭有能力负担疫苗接种费用，却选择不给自己的孩子接种（在某些情况下，这是违反当地或该州法律的）。2010 年 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对凯撒健康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詹森·格兰茨进行了一次采访，格兰茨说：“有一部分人对疫苗接种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他们往往受过高等教育，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白人。”将百日咳的恐怖回归仅仅归咎于小部分受过教育的家长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这并不公平，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问题可以更加准确地追溯到反疫苗运动。具体说来，对于全细胞百日咳疫苗潜在副作用的过分敏感让医学界接受了一种效果较弱的疫苗变体。反疫苗者的动机很单纯：改善我们最珍贵的资源——儿童的健康安全。然而结果很讽刺，这反而引发了危及更多儿童性命的情况。做出这些选择主要是由于《百白破疫苗：疫苗接种轮盘赌》和《百白破疫苗：黑暗中的一针》所施加的压力，它们在不知不觉中与死亡串通一气，夺走了那些没有接种疫苗或者接种了效果较弱疫苗的儿童的未来。

 

与百日咳持续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们，接种疫苗可能是两种可怕结果之间的必要权衡。一方面，全细胞百日咳疫苗会偶然触发极其罕见的灾难性事件，其中之一就是芭芭拉·费希尔的孩子的遭遇（尽管这可能永远无法得到确认，因为悲剧发生的日子与她认为 DTP 疫苗接种是罪魁祸首的时间相隔甚远）。另一方面，经验让我们认识到，不接种百日咳疫苗无疑会不可避免地害死更多的孩子。为了找到平衡之法，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共同努力，以最有建设性的方式研发了一种更安全的无细胞疫苗，它在短期内似乎和全细胞疫苗一样有效。然而，就如生活中和医学界经常发生的那样，时间的检验最终揭露新疫苗的保护性较差。21 世纪初的我们正在逐渐重新经历 20 世纪初的人们所遭受的惨痛损失。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许多人倡导创造一种新的百日咳疫苗，至少能够和无细胞疫苗一样安全可靠，但是要有更强的效力和持久的保护性。与此同时，生物医学界和其监管机构应该明智地考虑重新引入全细胞疫苗，虽然这种疫苗在罕见的情况下有产生毒性的风险，可能造成悲剧性事件，但是它已被证明能够为大多数的儿童提供更强有力的保护。

 

可惜的是，反疫苗运动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百日咳。实际上，像 NVIC 这种组织产生的影响和破坏到现在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这一切都将随着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风疹疫苗的运动而发生改变，他们声称这些疫苗会导致孤独症，我们在下一章就来详细展开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