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编辑 | 一个男人在流浪@流浪自然

 

自4月16日开始，一群野生亚洲象从云南普洱市出发一路北上迁徙至玉溪市元江县，最近几天，其中的15头继续北上进入红河州石屏县境内，24日晚，象群进入峨山县，距离昆明市晋宁区不足50公里，距离昆明城区不足100公里。

 

这是建国以来首次有野生亚洲象进入红河州，而目前来看，象群也没有掉头南下的趋势，那么，一路北上逼近昆明的亚洲象究竟是怎么了？是什么导致了它们的北迁？

 

首先，讨论中国境内的亚洲象，必须尊重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中国境内的野生亚洲象，目前主要栖息在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勐腊、景洪，普洱市的思茅、江城，岳宋，南滚河和那帮坝地区。

 

第二个事实是，中国境内的野生亚洲象，不是只能栖息在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勐腊、景洪，普洱市的思茅、江城，岳宋，南滚河和那帮坝地区。

 

这两句的区别核心在于——中国的亚洲象并非是因为只有那么一小片环境适宜其生存，才蜷缩在南国一隅的。想当然的以为只有云南南部少数地区适合亚洲象生存的想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不信？那我们就从古籍上来找找线索。

 

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大象是名副其实的明星生物，但在我们的祖先看来，这无非就是一种格外大的寻常野兽而已。在夏商时代，象还是黄河流域常见的物种，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还经常记载着商王狩猎的场景，其中的几块龟甲尤其引人注目——“辛亥……获象十”“乙亥……获象七”“辛卯……获象二”，可以看到，在大邑商都——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附近，还有足够多的野生亚洲象可供狩猎所用。

 

实际上，夏商及更早之前的遗址挖掘表明，在很长时间里，黄河流域的华北地区还有大片的原生竹林，野水牛、犀牛和亚洲象在此可以安然越冬。更值得一提的是，商代对象资源的利用并不局限于役使，在当时已经流传着“肉之美者，猩猩之唇……髦象之约”的说法，后世吕不韦解读认为，“约即象鼻”，这足以说明我们大吃货国什么都要尝一尝的秉性，怕是在商代的老祖宗们身上就开始发扬光大了。

 

在这个时期，中原地区的气候变化已经发生，黄河流域的冬季气温已经不足以支撑象、犀牛等畏寒生物的生存。到了战国时期，《韩非子》里写到“人希见生象也”，在当时的中原地区，野象或许并未彻底绝迹，但已经十分罕见，人口和农业的发展也导致大量的栖息地被开垦，中国的象群逐渐消退到淮河一带。

 

但要注意，气候变化让野生象南退，也只是退到了淮河一带而已。

 

而且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这两个因素中，哪一个对中国象的分布影响更大呢？

 

必须承认，环境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重要原因，但它造成的影响，却似乎不如前者更为迅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南北朝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导致的人口减少和农业衰退，中原地区的次生林面积重新扩大，淮河流域的亚洲象种群不仅停止了衰退，甚至还有向北的扩散势头，当时记载道“承圣元年（公元552年）十二月……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在隆冬年底，还能出现数百头规模的野象，可见当时的环境还能支撑象群生息。

 

盛唐开始，中原文明再次迎来稳定的增长期，活跃的农业活动再次压缩了野象的栖息环境。在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反叛的李希烈在唐州抓获一头野象，由于当时长江以北已经极少出现野象，李希烈大喜，以为这是祥瑞，可惜啊，封建迷信害死人，没过多久他就人被毒死了。

 

要想一窥中国象群消退的全貌，就必须跳脱出对大象这一个物种的研究。当我们系统的回顾中国野象退却的路径时，就不免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规律——象不断退缩的过程虽然无法排除气候变化的大格局影响，但似乎更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和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成反比。现代的研究认为，中国境内的亚洲象在过去3000年里，以每年1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南退，全线的南移速度大概在每年0.5公里左右，约等于每百年0.5个纬度。基于此，英国汉学权威伊懋可在其专著《大象的消退》里指出：这表明中国的农夫无法与大象这样的野生生物共处。

 

这一断言极大地冲击了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传统认识。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一直为传统农业的可持续性倍感骄傲，我们都听说过祖先们以绿肥保持土壤肥力的例子，也熟知“留得青山在”的道理，可大象的消逝却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些我们所追忆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朴画面并非真实的全景。伊懋可用“三千年不可持续的增长”来定义这一时期的中国发展，他认为，在古老中国的帝国时代，随着人口的增长，自然资源早已遭到严重的破坏和衰退，那些教导我们休养生息的古人智慧思路是正确的，但并未能实现这一宏愿。

 

比如在北宋初年，气候发生了一次短暂的回暖，一度萎缩到长江流域的野象，偶然间再次出现在淮河附近甚至更北，史书记载，“建兴三年（962年），有象至黄陂县……明年十二月，于南阳县获之”，“（乾德）五年（967年），有象自至京师（开封）”。

 

可惜这只是短暂的回光返照。靖康之乱之后，为躲避战火，大量中原人口南迁，中国的南北人口比例第一次出现逆转，而随着栖息地的逐渐消失、破碎，国内的野象栖息地快速萎缩到福建、两广和云贵一带。这一人进象退的格局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到了近现代，中国的象群就仅零星出现在云南南部了。现代的研究认为，云南的现存亚洲象与曾经分布在中原的亚洲象并非同一亚种，而这一暂时被命名为中国象的亚种，最晚在明清时期就彻底绝灭了。

 

也就是说，中国的亚洲象在云南之外的地区、在云南省内除最南端地区之外的地区的消失，并非是因为这里的气候条件不适宜大象生活，只是因为人口压力导致的被迫南退。

 

那么，这次的野象群北上，是否说明云南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以至于玉溪一带的亚洲象传统栖息地的人为活动压力变小，又变得适宜亚洲象生存了呢？

 

未必。

 

对我国境内现存野生象群的多年调查和监测得出的结论，20 人/km²是中国亚洲象生存可耐受的最大人口压力阈值，然而这样的人口压力红线在很多地方已经无法保持。

 

以国内亚洲象现在主要分布的西双版纳地区为例，全州国土面积是19124.5km²，人口是130万（七普），平均人口密度是67.96人/km²，远超亚洲象的承受阈值。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是2474.39km²，保护区内有村寨122个，总人口18145人，周边则还有138个村寨，总人口29714人，虽然保护区整体上的平均人口密度还刚好卡在亚洲象阈值范围内，但由于西双版纳保护区其实是由5个互不相连的子保护区组成的，各个自保护区的人口密度差异很大。比如曼稿片区的面积最小，但人口却并不少，它的人口密度早就超过了亚洲象的承受阈值，所以也早就没有亚洲象的身影，其次就是勐仑片区，人口密度也在亚洲象承受阈值之上，近些年也很少有稳定的象群在其中栖息，只是偶尔出现路过的亚洲象。整体上看，云南的野生亚洲象栖息地都存在人口密度持续增长的态势。

来源：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资源现状及管理对策

 

尽管西双版纳保护区成立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对保护区资源的人为开发、在保护区内的种植活动，甚至直接蚕食保护区植被的情况至今还屡禁不止：

 

勐养和勐腊片区里，有至少3000公顷的砂仁种植，这样的种植对林下植被的损害极大；

 

西双版纳州不少农村还存在以烧柴为主要燃料的情况，尤其是是保护区内和周边社区的燃料获取结构里，直接烧柴也极为普遍，每户平均年烧柴6-8m³。2008年西双版纳州发改委给出的数据是全州每年薪柴消费量是2000万m³，而整个“十三五（2016-2020）期间，西双版纳州在全州范围尤其是保护区内和周边村寨进行的液化气替代薪柴工程目标是做到每年减少薪柴消费量10万m³；

 

保护区内及周边村寨房屋多使用木材，住房建设用木材大约为15-20m³/户；

 

5个子片区里都有经济林种植情况；

 

5个子片区里都有农耕地开垦情况；

 

5个片区里还有总数为3万头以上的牛放养；

 

当地水坝和公路建设多次直接占用保护区林地；

 

保护区内已经出现紫茎泽兰、飞机草等外来生物入侵；

 

近30年来天然橡胶、油茶，茶叶等作物的旺盛需求，更是导致保护区外围的天然林地面积急剧减少，保护区内的热带森林也曾达到每年减少1.5万公顷的高峰；

 

其他保护区的情况基本大同小异，一些和邻国交界的保护区还面临一种特殊情况，比如中缅交界的南滚河流域，原本有连片的河谷林地，20世纪80年代之前，亚洲象种群还有在中缅之间自由觅食、但随着土地利用加剧，中缅边境的森林被破坏，两国的象群已经30多年没有跨境交流，南滚河现存的12头亚洲象已经成了一个孤立的极小种群，生存和繁衍都受到严重威胁，还有研究认为，生活在普洱的亚洲象区域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甚至比南滚河的还要糟糕……

 

我们再来看亚洲象对栖息环境的要求。亚洲象体型巨大，野外缺少（除人之外的）天敌，食性也比较杂，对环境的需求其实并非特别苛刻，但国内的监测发现，亚洲象趋向于生活在坡度小于10°，向阳的、海拔低于1000米的平坦谷沟和山脚处，也倾向于生活在距离水源较近的地区，然而这些平坦、向阳、低矮、便于灌溉的地区，恰好也是人们建设村寨、开垦农田种庄稼、种植砂仁橡胶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理想所在，这就让象和人对栖息地的争夺更为激烈。

勐养镇附近的亚洲象，或许是由于散热的需求，西双版纳的亚洲象倾向于生活在水源附近，来自inaturalist.org，拍摄者silurian

 

相比于保护区里天然的植被，人类种植的芭蕉、甘蔗和玉米更容易采食，营养也更丰富，这也导致野生亚洲象出现了明显的喜欢到人类农田附近活动的趋势——西双版纳保护区核心区的8个村寨曾是亚洲象损害庄稼最严重的地区，但保护区管理部门把这些村寨搬迁出去后，由于这些村落旧址再也没有农作物可以觅食，亚洲象也就很少再到这里活动，反而是到附近的其他村落农田继续吃庄稼。

 

为破解这一难题，云南的各个保护区曾试图在保护区内建设“食物基地”，通过利用空置林地栽种亚洲象野外食物来满足象群的觅食需求，这一措施的目的原本是希望吸引亚洲象在保护区里边觅食，减少对周边村寨的人象冲突，但近年来长期的追踪结果显示，食物基地对亚洲象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少量、短期、零散的食物补给并不能满足国内野生亚洲象的食物需求。

 

为什么食物供应不足？除了原始林地面积有限之外，是不是说明国内的亚洲象越来越多了，“象丁兴旺”，“象多粥少”，所以吃不饱？

 

有可能，但也不一定，因为我们其实并不能确定国内的亚洲象是不是真的越来越多了。从1957年确定云南南部确实有亚洲象之后，国内到底有多少野生亚洲象就一直只能靠估计，最早的估计是266-299头（1987年），后来又估计是200-250头左右（1998-2006年），后来又认为只有165-213头，甚至更少只有150-200头（2006-2012年），直到2018年云南省林草厅组织了中国野生亚洲象资源本底调查之后，国内的亚洲象种群规模才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数字——293头，既然没有同样准确的其他年代的数据可以做对比，我们也就无法得出象群是在增多、减少还是不增不减的任何判断。而且这个数字其实也不一定就绝对准确，因为我们现在对国内亚洲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双版纳和普洱，对沧源的亚洲象研究很不充分，其他区域的就更少了。

 

所以这一次的野象游荡出原本的活动范围，最乐观的说，是意味着中国野生亚洲象种群规模扩大了，原有保护区的食物已经不能满足它们的需求，所以它们走出保护区进入人类活动区域觅食；往悲观里说，则意味着中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并没有什么大的起色，但原有的保护区里的食物连这么多的象也无法满足了，它们被迫走出保护区进入人类活动区域觅食。

 

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值得庆贺。

 

我们应该还都记得，去年国内连续发生了两起熊伤人事件，当时的网络讨论画风都是要求“坚决枪杀”，前东北出现野生东北虎进村，杭州动物园跑出了豹子，最近又有动物园跑出了老虎伤人致死，又是“坚决枪杀”。

 

然而亚洲象跑到人类活动密集区域，似乎画风就突变了，有人调侃的认为，是大象迷路了，甚至还有一点可爱，当地居民还表示“欢迎大象来玩。”

 

但这种态度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先来看几组数字，1991年-2009年，西双版纳州全州累计有153080户农户遭受野生动物侵害，损失粮食7603.08万公斤，人员伤亡198人，直接经济损失2.58亿元；2011-2018年，西双版纳保护区内及周边村寨共有14340户农户收到野生动物侵害，损失农作物1317.12万元，经济作物915万元，人员伤亡率虽然得到各种措施的控制，也还有3死5伤。

 

其中93.4%是亚洲象导致的。

 

野生动物和人发生人兽冲突，导致人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的，就是“动物肇事”，具体到亚洲象的动物肇事，主要体现在亚洲象侵入人类领地导致破坏，其中主要是破坏农田、果园，此外还有人象遭遇时象受到惊吓意外伤人，还有极个别的是象的报复性行为（比如去农田觅食的时候被农民驱赶，可能会伺机报复）。而反过来，受到动物伤害的人也会进行报复性行为，人兽冲突其实是个两败俱伤的局面，对人不利，对保护野生动物也无益。

一次典型的人兽冲突：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一群人向一对亚洲象母子投掷燃烧的焦油球后，母子俩匆忙逃离现场。这样的激烈对抗很有可能会导致 大象的报复性行为，和人类的再次报复。摄影：BIPLAB HAZRA，来自：ngchina.com.cn

 

解决人兽冲突和动物肇事问题，最彻底的办法当然是把动物和人隔离，这就涉及到“荒野”的概念。最早从国家立法层面确认荒野地位的是美国，他们对荒野的定义是——荒野是土地及其生物群落不受人类控制的区域， 在那里人类是不做停留的访客。1994年，IUCN正式采用荒野的概念，进一步定义为——大面积的，自然原貌得到基本保留或只被轻微改变的 区域，保存着自然的特征和影响力，没有永久的或明显的人类聚居点，该类区域被保护和管理，以保存其自然状态。随后有48个国家立法确认了荒野地位，23个国家建立了荒野保护区。

一个典型的荒野地，美国阿拉斯加科迪亚克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来自wikipedia，拍摄者Steve Hillebrand

 

中国有没有荒野保护区？目前没有。中国有没有荒野，有。实际上我们国内的荒野面积非常大，总面积排到全球第六，但这些荒野大多是生态环境恶劣的区域，比如沙漠、戈壁等，而且即便这样的区域里，也有不同程度的人类活动。比如三江源保护区这样环境恶劣的地区，它的保护区范围内也还有12个乡镇、53个行政村。

 

寄希望于依靠这样形态单一的荒野完成生物多样性的完整保护肯定是不现实的。而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那些生态环境相对优良的区域几乎很少有荒野存在，而把生活在这里的人整体搬迁出去异地安置更不现实，比如云南这样人口稠密野生动物多样性也相对丰富的地区，把人和动植物彻底隔离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只能基于现实去解决问题，以亚洲象为例，减少人象冲突的根本其实是对它们栖息地的保护，现有的生存空间已经不够，就更不能继续侵占、挤压和破碎化它们的栖息地，不仅不能减少，还要通过建设生态走廊，把已经破碎化的林地链接起来，一些处于保护区内的矿场、林场也应该清退还林，以往穿行在保护区内部的道路也应该继续加设动物走廊（横穿保护区的思小高速上就多次出现过车象相撞的事故）；保护区内和周边的村落，可以适当的替代种植一些象不太喜欢吃的经济作物，或者发展土地使用面积并不大、经济价值比传统农作物种植更高的禽畜养殖业（但不要散养破坏植被，也要做好禽畜的粪便、废水处理，以及禽畜疫情控制）；受到象群危害比较严重的村落，还可以建设太阳能的防护电网（非致死性），防护栅栏之类的；还要推广动物肇事保险机制；给象群佩戴GPS信标，监测它们的活动轨迹等等……

 

实际上有些工作现在当地管理部门已经在做，但显然还做的不够。比如在2009年之前，西双版纳州主要依靠政府财政对受到象群威胁的受灾农户予以经济补偿，但西双版纳州财政有限，这些赔偿只能达到市场价格的5%-10%左右；2010年，西双版纳州引入了太平洋财保，施行政府投保，保险公司理赔，但同样是受限于当地财力，每年投保金额虽然在不断增加，但还是不能彻底满足受灾户的实际补偿需求，更何况如果因为象群带来生命健康威胁，那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

 

野生动物能不能和人共处，其实可以，不止是亚洲象，看起来更凶猛更致命（但实际上并不一定是）的猛兽、猛禽也可以，比如东北的虎，青海的熊，最近河北出现的狼等等。从国际上的经典例子来看，洛杉矶城区不远的圣莫妮卡山就生活着猞猁，丛林狼还有美洲狮，城市中心的格里菲斯公园就生活着一只成年美洲狮P22，国内的上海市中心也有数量相当多的小型犬科动物貉。

 

但只有建立在足够的基础上——比如对它们习性充分的了解，给它们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它们保持足够安全的距离不去主动侵扰，也有足够多的预防意外发生的手段，这样的共存对双方才是安全的。

印度北部Snow leopard，以铁丝圈防护的圈养替代散养，尽量减少牧民的牛羊遭受当地猛兽——雪豹的侵害，来自mindenpictures，拍摄者Nick Garbutt

洛杉矶城中心的“好莱坞之狮”P22，可以看到它带着GPS项圈，人们可以充分掌握它的动态，而自从它搬进城中公园之后，也没有发生过人故意去侵犯它，或者它袭击人的危险情况

印度北部某村落，工作人员正在假设防象围网，来自mindenpictures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流浪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