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倪忆（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

 

“终身职位”（tenure）是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常见的一种聘任方式。其基本含义是，对于一定级别的学术研究人员，他/她在正常退休前都能有稳定的职位。除了个别极端情况外，研究人员都不会被所在单位解聘。这一制度保障了研究人员能够心无旁骛地从事学术研究，堪称学术自由的“压舱石”。正是有了tenure的保障，普林斯顿大学的怀尔斯（Andrew Wiles）才得以花费七年时间攻克费马大定理，而不必担心在此期间没有科研产出而被学校解雇。

怀尔斯堪称tenure制度的成功范例丨图源：npr.org

 

至于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终身职位，世界各地的做法差异很大。美国大学中广泛使用的是“终身制轨道”（tenure track）。在这一制度下，大学会把有潜力的初级学者聘为“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在六年后进行考核。通常采取的评审方式是同行评议（peer review），即邀请若干名跟此人在相同或相近领域的专家对其研究工作加以评判，是否已经达到大学的tenure标准。根据同行专家的反馈结果，大学内部会有一个委员会讨论表决，是否将此人提升为有终身职位的副教授或者正教授。如果获得晋升，当然是好事。如果没能晋升，大学会给此人一年的时间找下一份工作。这就是所谓的“非升即走”。

 

在tenure track制度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track。也就是说，终身职位的名额已经预留给了这位助理教授。正常情况下，只要达到tenure标准，助理教授就能够获得终身职位，不会发生两三个人竞争一个名额的现象。在美国绝大多数大学里，终身职位评审的通过率都非常高，真正严苛的筛选过程往往发生在竞争助理教授这一环节。大学聘任的是认定有潜力在六年后获得tenure的学者，这些人大部分最终能达到tenure标准才是正常的。

 

如果一位助理教授没能通过tenure考核，对于学校和学者个人的声誉都会有所损害。大学通常会在第三年对助理教授进行中期考核。特别优秀的学者会在中期考核后提前获得tenure，未能提前tenure的人则会被指出其优劣之处。如果前三年表现过差，tenure希望渺茫，学校可能会建议此人主动寻找下家，以免最终tenure失败。

 

当然，万事都有例外。有极少数大学的tenure标准非常高，tenure通过率很低。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都没有助理教授能够晋升。近年来普林斯顿数学系的tenure率提高了，也只有10%左右。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称，1954年菲尔兹奖得主、日本数学家小平邦彦都未能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获得tenure。然而据查证，小平邦彦在普林斯顿大学未曾获得过tenure track职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里有终身职位，但头衔并不是教授。

小平邦彦丨图源：MacTutor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rchive

 

还有极个别大学，虽然有助理教授这一职位，但并非tenure track。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大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和终身教授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助理教授做满六年后并不会自然地被考虑晋升。如果哈佛大学有一个终身教授职位空缺，他们会面向全世界招聘。本校的助理教授也可以申请，但他们将与整个领域的同行竞争。在这种制度下，助理教授最终能获得tenure的情况当然是凤毛麟角。这一政策保证了哈佛大学教授的高质量，但也损害了哈佛大学对年轻学者的吸引力。近年来，哈佛大学的tenure政策已经有所改变。

 

像普林斯顿或者哈佛这样的学校，他们的终身教授更多的是在别处已经功成名就，被挖过来直接授予终身职位。助理教授即便学术水平很高，获得tenure的可能性也不大。但这些学校的助理教授在获聘时已经被告知这一事实，对于未能获得tenure是有心理预期的。学术界对这几所学校的情况也十分清楚，不会因为某人没有在这些学校拿到tenure而产生什么负面的看法。所以普林斯顿或者哈佛的助理教授即便走人了，大多也能在高水平大学里找到下一份工作，日后再回来担任正教授的也不少见。

 

Tenure track制度意味着，学者在职业生涯早期就需要做出重大成果。这会导致青年人倾向于进入更加“流行”的研究领域，选择更加“安全”的问题，不这样做就容易被学术界淘汰。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九十年代前期曾在美国从事博士后工作。在他证明“灵魂猜想”后，一些美国顶级大学给了他tenure track的职位。但佩雷尔曼拒绝接受任何没有直接tenure的职位，于是他回到俄国，潜心研究庞加莱猜想。[1] 他最终因为证明庞加莱猜想和几何化猜想而获得2006年菲尔兹奖，但他拒绝接受这一荣誉，并退出了数学界。

大隐于市的佩雷尔曼丨图源：Russia Beyond

 

另外一个不适应tenure track制度的例子就是张益唐，他从博士期间就只关注大问题。导师莫宗坚评论说张益唐不能在“tenure track”、“tenure”和“promotion”（晋升）的生活里生存下来。[2]

张益唐在孪生素数猜想上作出了重大突破丨图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要保证tenure track制度的成功实施，公正的评审是必要的。为了避免人际关系对评审带来的干扰，被评审的助理教授可以要求回避某些专家，同时评审专家的信息对于被评审的人是保密的。即便如此，因为科研成果很难作定量比较，而且许多成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清其价值，所以还是难免产生争议。

 

一个例子是新西兰数学家琼斯（Vaughan Jones），他曾在八十年代前期在常春藤联盟里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但未能获得终身职位。[3] 据称宾大认为琼斯的科研不够好，尽管当时他已经在算子代数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工作。在宾大的最后一年里，琼斯发现了琼斯多项式这一全新的纽结不变量，并由此获得1990年的菲尔兹奖。（关于琼斯多项式，可参见《出名要趁早？94岁的新科女院士，41岁才获得博士学位》一文。）以琼斯日后的成就而言，宾大的tenure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但是，琼斯本人对此似乎怨念颇深。2020年，在美国数学会发布的对琼斯逝世的报道中，连他仅工作过一年的UCLA都提到了，却没有提到他工作四年的宾大。

美国数学会发布的对琼斯逝世的报道

 

在大多数一流大学里，tenure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是科研。然而，也有部分一流大学非常强调教学。有一位著名数学家跟琼斯同时在宾大做助理教授，他的科研通过了tenure评审，教学却没有，于是没能拿到tenure。这位数学家随后在西海岸一所名校获得tenure，许多年后又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教授，并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毫无疑问，被拒tenure是个人学术道路上的重大挫折，大多数人很难像琼斯一样再创辉煌。许多人选择走上法庭起诉大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发生进一步的悲剧。2010年，44岁的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生物学助理教授Amy Bishop在被拒绝tenure后，开枪打死了包括系主任在内的三名教授，并打伤了另外三名同事。Bishop把自己的tenure失败归咎于同事们对她的压迫，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更可能是因为Bishop本人科研水平确实不高。事后人们调查发现，Amy Bishop在21岁时曾经开枪打死自己18岁的亲弟弟Seth，但Amy和她的母亲说这是一起事故，让Amy逃脱了法律制裁，甚至还能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4] 到了阿拉巴马大学后，Amy有过许多令人不安的行为，还暴力攻击过别人。可惜这些都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年轻时的Amy Bishop丨图源：New Yorker杂志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Tenure track制度帮助造就了美国科学的辉煌，但也饱受争议。前苏联和英法德日等国家没有采用tenure track制度，同样取得了卓越的科学成就。如何完善制度，发扬优势，避免缺陷，才是值得关注的。

 

注释

 

[1] Masha Gessen, Perfect Rigor, A Genius and the Mathematical Breakthrough of the Century.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9

 

[2] 莫宗坚, Zhang, Yitang’s life at Purdue (Jan 1985-1991), https://www.math.purdue.edu/~ttm/ZhangYt.pdf

 

[3] 参见 https://sites.math.rutgers.edu/~zeilberg/Appendix48.html

 

[4] Patrick Radden Keefe, A Loaded Gun, A mass shooter’s tragic past. New Yorker, 2013.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普林小虎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