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取材于首批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重大现实题材作品《功勋》热播，在各大网络平台上收获一致好评，弹幕里打出的是“泪目”“最可爱的人”“那个年代的科学家不容易”，豆瓣评分高达9.1。

在《功勋》8个单元剧中，《无名英雄于敏》《黄旭华的深潜》《孙家栋的天路》《屠呦呦的礼物》《袁隆平的梦》讲述的是科学家的故事。

塑造的这5位科学家形象真实吗？他们的故事能让观众共情吗？当《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身边的科研工作者、科学史及科学传播工作者时，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圈内人”居然大多数没看过《功勋》。

无论是背着“要接受采访”的任务，还是主动观看，几位专家观剧后，有人表示“很上头”，但也有人认为“太出戏”。而这背后其实也正体现了普通公众、科学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对生活与艺术、写实与虚构的观念分歧。

《中国科学报》：您是主动关注了《功勋》这部电视剧吗？您觉得，科技工作者是那些以科学家形象为主角的影视剧作品的受众吗？

姬扬：我并没有主动关注，是经朋友推荐才观看了一部分。我想，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很少有时间“追剧”。就我个人而言，电视剧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我宁愿看科学家的纪录片。

《中国科学报》：所以，您认为纪录片比剧情片更适合讲述科学家的故事？

姬扬：这么说也不完全准确。如果这是一部描写科学家的纯粹的虚构影片，我倒也不排斥，至少我明确地知道影片刻画和传递的就是创作者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和价值观。

但是，《功勋》的创作是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在剧中用的是真实姓名，我就会对它的真实性有要求，而它的情节在我看来既有写实又有虚构，真真假假，容易误导观众，反而可能起到反作用。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就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受到科学训练多一些，注意到的科学细节也多一些。

科学是求真的，如果我们看到一些明显杜撰的细节，而且不符合逻辑，就会觉得尴尬，很容易出戏。纪录片比较真实，不容易出戏。

传播科学家故事、弘扬科学家精神肯定是好事，但采用真人真事改编的剧情片方式确实存在难度。

《中国科学报》：以《功勋》屠呦呦单元为例，主创曾经表示，屠呦呦是个非常冷静的人，没有太多的情绪表现，所以刻意将其这一特质放大。您认同这种创作方法吗？您觉得现在的影视作品对科学家形象的描述还有刻板印象吗？

姬扬：刻板印象一直很严重。具体到剧中的细节设置，比如屠呦呦回家，丈夫给她开门，发现她就端着书在门口看；出差忘记拔钥匙；撞了人也不吭声；屠呦呦父母探望女儿扑了空等，很刻意，不真实。

我从来不认为，科学家这个群体在性格层面和别的人群相比有什么特殊性，人群都是正态分布的，生活中大家都是普通人。

科学家的成就本身已经很伟大了，影视作品没必要非把科学家某方面的性格故意放大，看上去像个“怪人”。

另外，剧中几位都是国家大科学工程推出来的代表性人物，我能理解创作者要把大科学工程具象化，具象到某个人物身上。

但屠呦呦的故事创作给我的感觉是，刻画了一个非常正直的科学家，不会跟人打交道，克服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做出了重大科研成果，这跟我所了解的科学史的叙述是不太一样的，因此总有种怪异感。

《中国科学报》：作为史学工作者，您平时会看关于科学家的文学作品吗？会看纪实类的作品（纪录片、回忆录、人物传记）吗？为什么？

王扬宗：过去经常看。是从喜爱徐迟的科学报告文学开始的，但是近些年看得越来越少了。上大学的时候，各种文学作品都看，现在几乎只看纪实文学。

因为唯有纪实文学，包括关于科学和科学家的纪实文学，离真实的历史和科学史，特别是现当代的科学史和历史更近一些。这或许是一种职业病。

同时，我又对某些纪实文学作品感到很不满意。一些打着“纪实”旗号的作品，却不乏虚构，甚至充斥着虚构的情节，用所谓“艺术的真实”来忽悠读者。

不仅是文学作品，绘画等艺术作品也虚构历史故事和情节。如有一幅油画“科学的春天”，杜撰根本没有的历史场面，却收进了历史著作，当作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成了“名画名作”。其实这是不足为法的。

“纪实”不实，“文学”和“艺术”手法再好，也不属于纪实文学或纪实艺术。名实不副，这不能不讲究。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功勋》里塑造的科学家形象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批科学家的还原度有多高？您如何评价近几十年来我们文学作品中塑造的科学家形象？

王扬宗：我能感受《功勋》的编创者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有一些历史细节，能够在剧中再现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总的还原度并不是特别好。

这牵涉到怎样理解那一代科学家、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他们的努力和奋斗、他们的精神面貌，以及对他们科学成就的理解等一系列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纪实文学包括传记文学，涌现出很多很好的作品。唯有科学家传记，还在不合时宜地塑造一些假大空的科学家形象。

徐迟为了写陈景润，深入科研机构了解人物环境以理解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塑造的并不是一个符号化的科学英雄，而是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数学家挣扎奋斗和成功的故事。

徐迟笔下的陈景润感人就在于普通而真实，是常人可以学习和努力的榜样。

可是有些作者却添油加醋、杜撰典型情节，以表现科学家的典型性格和精神面貌。这是纪实作品的大忌。

2017年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仪式上曾严厉批评国内科学家传记杜撰情节的问题。

杨先生说：“我希望不久之后，比如五年、十年之后，情况能有所改变，能够使得大家都知道传记文学这种写法是错误、要不得的。” 

但我国科学纪实文学作品的杜撰问题仍在延续。

一方面是专家学者写出来的科学家传记可读性不高，另一方面作家写作的科学家传记等纪实作品可读性虽好但可信性有问题。这种局面恐怕还会继续下去。

《中国科学报》：在知乎里有位答主认为，现在的宣传总强调功勋科学家甘守清贫，但其实那时国家也给予了他们最好的待遇，是“国士待之”。他列举，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1960年），说科学家是相应地“享受部级、副部级待遇”或 “享受司、局级待遇”。他的“考证”靠谱吗？ 

王扬宗：这位答主恐怕不够细心。1960年那份文件所涉及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资深的高级专家，相当于一级、二级和三级教授，在参与“两弹一星”研制攻关的科技工作者中，这样级别的科学家只是极少数。

那一点儿所谓“优待”，也不过是免于饥馑而已。所谓以“国士待之”更是想当然耳。

在“两弹一星”研制的年代，也是知识分子问题政策执行得比较“左”的时候。以钱三强为例，他是一级研究员（原为特级研究员，后来国家取消特级，改为一级）、二机部副部长，但在二机部并不受信任，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原子弹研制成功之际，也是他被排斥在庆功者之列之时。

至于绝大多数普通科研人员，包括许多作出了关键性贡献的科学家，资历不高，工资也不高，哪能指望什么特殊待遇？他们都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默默奋斗、无怨无悔，哪有条件计较个人得失呢？

近些年国防科研系统整理出版了不少“两弹一星”研制参与者的回忆和访谈录，许多事例俱在，大家看看就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了。

《中国科学报》：《功勋》的宣传语是以首批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为人物原型的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我们如何理解有人物原型的电视剧类型，是属于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

星河：我虽然是带着任务（要接受采访）和成见（听过一些不好的评价）去看的《功勋》，看了几集，竟然被“圈粉”了。

决定有时间一定详细认真地再看一遍。我还是很认可这种创作方式的。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描写科学家的文艺作品有两种，一种是纪实作品，一种是重新塑造人物、进行了文学加工的虚构作品——对，虚构作品，以事实为基础的虚构作品。

大家耳熟能详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一部纪实作品（报告文学）；这种作品如果拍成影视，就是所谓的纪录片。

而诸如荣获了奥斯卡奖的《美丽心灵》，则属于再创作的文艺作品，里面有大量的虚构成分；这种作品要是以文字形式出现，就属于小说作品。这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举个例子，《舌尖上的中国》，哪怕拍得再文艺，也属于纪实作品，毕竟那些厨师和食者不是由演员出演的；而有些伪写实的作品，哪怕看着再生活，也属于虚构作品（人物角色由演员出演）。

《中国科学报》：大部分观众是创作圈外、科学圈外的人，如果他们，特别是青少年把故事里的事当作真事、当作历史，会不会造成误导呢？ 

星河：担心青少年观众将一些具体细节当真，我觉得大可不必。

告诉他们有些是艺术加工即可，甚至不必反复刻意地强调。

其实我们对很多人和事的认识，往往都建立在对文艺作品的了解上。

经典名著《三国演义》，很多青少年读者读过或者早晚要读，但其实里面的曹操、关羽、孙权之类，全是艺术形象。

说得极端一点，除了名字之外很多事情都是假的。我们对此又有所担心了吗？

我们读《三国演义》，不是为了学习历史，而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波澜壮阔，也许由此会激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

同样的，有关科学家和科学事件的文艺作品，起到的也是类似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科研人员的努力与钻研，我们能够看到科学如何一步步发展，也许会由此激发青少年投身科学的兴趣。

文艺作品基于事实，但毕竟不是事实。

《中国科学报》：观众对周迅扮演的屠呦呦评价分歧比较大，一方面是关于演技的讨论，另一方面是关于剧中所表现的人物性格，有人认为剧中屠呦呦性格“很不讨喜”。我们都不了解真实的屠呦呦，像与不像无从评价。但以此来看，是否公众心中是有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的？如果作品中表现的科学家与自己认知的不相符就会不太接受？ 

星河：公众不只是对科学家有刻板印象，或者说对“有名望、有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有刻板印象，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距离太近”所造成的。

假如文艺作品塑造的是古代或者外国的科学家，距离观众的生活较远，大家也就接受了；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还在世或者刚刚离世不久的人，就不那么容易让观众认同了。这一点很正常。

在虚构作品当中，有时为了人物形象鲜明，典型化地集中展示一些人物特征，是十分正常的，这种艺术创作，目的是让人物更加丰满和鲜活。

只不过中国文化中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所以有些稍显夸张的创作会让观众感觉不舒服。

《中国科学报》：以科学家为主角的影视作品为什么相对比较少？

饶曙光：在大众传播领域，科学家群体的显示度比较低，广大老百姓对他们本身就比较陌生。科学这个领域专业性非常强，科学家的个人生活大都又缺少故事性和戏剧冲突，这对艺术创作来说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在观众对《功勋》的反馈中，《能文能武李延年》的评价是最高的，从客观上来说，战争故事本身的戏剧冲突就非常强烈，就更容易吸引观众。

如果聚焦到科学家的人物传记片，传记片在国外市场都是一个创作难度非常高的类型，在影视圈，他们公认演过人物传记片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演员，可见它对表演者来说是有极高难度的。

《中国科学报》：在我们的采访中，科技工作者对于电视剧情节的真实性还原提出了一些质疑。您认为，影视作品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这对关系？

饶曙光：《功勋》首先不是纪录片，它更接近传记片，属于剧情片的一种。有真实人物作为原型，又经过了艺术加工和创造。

传记片创作就像是戴着镣铐跳舞，在影视创作中是很有难度的一个类型。

真实性在这类作品中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科技工作者在领域内很专业，他们有自己的关于真实性的一套标准。

但前提这是一个艺术作品，需要具备应有的戏剧张力和审美情趣，不能完全拿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来要求人物的创作。

影视剧作品的情节，不能跟正史画等号。如果一味评论真实不真实，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说明评论者不太能理解艺术创作的基本逻辑和规律。

如果影视剧作品只讲求真实，那就变成了一件完全与艺术无关的事了。

《美丽心灵》《模仿游戏》《万物理论》《国王的演讲》《丘吉尔》……这些优质的传记片难道是因为强调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正确性才得到观众的认可吗？并不是。

最终衡量影视剧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在于创作者是否成功地塑造了人物形象，符合基本的事实，契合人物的精神气质，能够真正感染观众、打动观众，让观众进入到创作者的叙事情景中，认同他们在艺术表达、艺术价值理念上的一个传递，这是艺术创作的根本。

《中国科学报》：除了科技工作者，普通观众也对《功勋》中部分情节刻画提出了意见，比如袁隆平单元，意象化的浪漫化的呈现方式过多，让人觉得刻意，还有屠呦呦单元，为凸显人物性格的一些行为方式缺乏逻辑合理性，让一些观众出戏。您认为，什么样的科学家形象更符合现在观众的审美，创作者如何塑造这样的科学家形象？

饶曙光：总的来说，《功勋》的创作者们还是下了很大力气，饱含着感情，尽可能地让科学家形象在屏幕上动起来、活起来，能被更多观众接受，并且产生共情。这样的努力是存在的。

对个体而言，观剧感受总是见仁见智的，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是艺术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很正常的现象。

叙事可以有艺术加工，但人性要真实，尤其是在呈现英雄形象时。

我相信，观众更希望看到一个能展现真实人性的科学家形象，他们内心的痛苦、挣扎、委屈、不舍，甚至是后悔，种种复杂的情绪，能够带给观众更多的共鸣和感动。

放眼全球，一些成功的人物传记片，最关键的创作方法就是要长时间地去研究人物，把握人物最核心的精神气质。

据我所知，国外一些大牌演员为了拍摄一部人物传记片，准备期长达几年。

比如奥斯卡史上唯一一位三次获得影帝的男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他为了演好林肯，花了几年时间完全沉浸在自己跟人物的对话当中，使得艺术完成度非常之高。

《功勋》的创作时间毕竟还是有限，留给创作者去认真体验生活、深入研究人物的机会有限。

因此，我认为这类作品确实需要给艺术家们更多的创作时间和空间。

《中国科学报》：最近您看了电视剧《功勋》吗？作为科学史学者，您平时会关注科学家题材的文艺作品吗？

胡翌霖：我没看过《功勋》。说来惭愧，我平时也很少看文艺作品。

如果需要获得某位科学家的信息，我一般会看传记或其他科学史研究，比如艾萨克森的《爱因斯坦传》就写得很好。

我的专业主要在西方科技史方面，一般情况下，对一位科学家最入门的了解无非是维基百科，这是最快捷的入口。

然后是科学史学界知名的科学家传记或辞典，以及在ISIS等科学史期刊中检索相关文章。

《中国科学报》：相比于科学史研究，文艺作品在塑造科学家形象时，会进行艺术加工，且还有创作者局限等多种因素，造成呈现出的科学家形象只是部分真实，您怎么看？

胡翌霖：且不说文艺作品，哪怕是正经的科学史研究、口述史研究、传记写作，也会遇到当事人的保留、创作者认识有限等种种原因而导致刻画不全面的问题。

无论是文艺创作、历史研究、法庭判案乃至于自然科学研究，人类的认识都是有限的，要达到绝对的真实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掌握绝对真实的标准。

所以，事实上我们追求的与其说是“真实性”，不如说是“丰富性”。

法庭上讲“孤证不立”，你主张，你就要有证据，还要有佐证、旁证，加上逻辑重构和意图揣测，形成证据链条，就让人觉得比较可靠了。这就是“丰富性”，证据越丰富，主张就越成立。

当然，我们还要求各条线索的探究之间是相对独立的，比如虽然证据很多，但都是同一个人提供的，那其实也不够丰富。

要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描绘出多个侧面，这样才算丰富，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才算丰满。

回到科学家形象的塑造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真正的科学家的形象存在。

科学家有千千万，每一位科学家都是独立的个人，性格和追求都很不一样。

屠呦呦是科学家，陈景润也是科学家，不能套进一个简单的模板里。更何况，哪怕是同一个人，他在生活和工作中往往也有很多面相。 

今天我们对科学家形象的塑造，确实比几十年前有进步，或者说更加丰满。

因为我们不再满足于一种脸谱化的叙事方式，把多样的人套用到若干个标准的模式之下来刻画。

另外，这种丰富性还体现在，我们能够允许更丰富的解读方式并存，而不是说对某一个人只许这样解读，其他都是误读。

《中国科学报》：科学家形象的丰富化，对大众理解科学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您认为，影视剧是传播科学精神的好方式吗？

胡翌霖：在单调的、刻板化的理解下，科学仿佛变成了一门宗教，科学家成了圣徒，高尚、完美、正确，但缺乏人性。

我们要让科学走下神坛，从而真正走向大众。科学家形象丰富化后，科学家仍然是高尚的，但不再是高不可攀的。

他们可以像“邻居家的好孩子”，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学习榜样，始终生活在我们身边。

在我看来，传播科学精神的最好渠道当然是中小学教育。其次是中小学阶段的课外阅读，其他都是额外的补充和丰富。

在读书学习中如果没有树立良好的观念，靠影视剧是很难补救的。

当然，一些影视剧也许会通过触动家长、激励家长重视孩子的科学文化素养这种间接的方式来起作用。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报”，编辑：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