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2年回国所见及忧虑

1972年秋，李政道先生和夫人秦惠䇹女士经欧洲到了上海，几天后抵达北京。这是他自1946年随吴大猷老师去美国学习并获诺贝尔奖后第一次回到祖国。上海是他儿时成长的地方，北京却是他第一次到访。有关部门安排他们在上海和北京参观了一些地方，包括到大学和研究所去访问和座谈。他看到“文革”中国内科学和教育停顿，十分不安。由于他对国内情况了解得不够，在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们夫妇时，他只是向周总理强调了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的重要。

当时美国社会非常不了解中国，他回到美国后，记者纷纷要求采访，他全部拒绝了。一是因为他虽然完全不赞成当时国内“文革”中对科学、教育的方针政策，但决不诋毁祖国。二是他不愿违心地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之类的话。

他一方面对祖国的科学和教育状况十分担忧，另一方面在考虑，如何尽自己力量为祖国未来的科学、教育做点事。

2. 1974年回国，为培养科技人才问题与“四人帮”争论，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的一些建议表示赞同

1974年政道先生再次回国前，做了认真的准备。由于中美仍未通航，他与夫人经欧洲到香港，从深圳入境，先到上海。他要求参观复旦大学及上海芭蕾舞学校，对当时国内教育情况做了进一步的了解。参观访问后，连夜写了“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后的一些建议”，到北京即请老友朱光亚呈周恩来总理，并请总理转呈毛泽东主席。在周总理和当时中央领导人接见他和夫人时，他为科学人才培养问题与江青等“四人帮”进行了十分激烈的辩论，尽管毛泽东主席在后来接见他时，赞同他对发展科学及人才培养的一些意见。这对当时中国科技和教育产生了一点影响，尤其为以后办少年班打下了基础。但整个形势没有什么大变化，仍使他忧心忡忡，冥思苦想地思考自己如何能为祖国科教事业做点事。

3.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看到希望，着手具体帮助中国科学教育事业

1979年两个月的讲课，政道先生目睹了当时祖国面临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忧虑万分。同时亦深感，为加快祖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举办讲座来补课是远远不够的。他从自己成长的经历中深切感到，必须尽快为祖国优秀的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一流的科学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是为祖国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之计，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当时“文革”刚结束，国家经济十分困难，不可能支持很多人出国学习，而且国内还处封闭状态，根本没有出国学习的渠道。加之国内与美国等国家考试制度和规则又完全不接轨，美国各院校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国学生。政道先生花了大量心血和精力，设计和实际操作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冲破了国内外的种种阻碍和困难，竟没花中国政府和学生家长的钱，完全凭他个人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和魅力，在美国物理学家和邓小平等国内领导人的支持下，硬是把不可能的事办成了。1979—1989年十年内，共有951位CUSPEA学者，赴美攻读研究生。这近千名优秀物理学人才，今天不少已在学术上取得了斐然成就，成为国内和国外科学院的院士，还有的在科技企业、金融界做出了十分杰出的成绩。

1. 构想

在亲自补课和创办CUSPEA后，政道先生仍在考虑国内科学人才的培养问题。1986年夏，他与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周光召（1987—1998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同在瑞士的欧洲核子中心访问，两位物理学家都十分关心中国科学，尤其基础科学的发展，深感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严重落后，仍处于“文革”停顿后的“恢复”阶段，不但学术信息获取不畅，国家经济又十分困难，研究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很差，很多“文革”前大学毕业的优秀人才都出国去了。他们两位忧心忡忡，希望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们设想，建立一个学术机构，让国内学者持续及时了解到国外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在学术上能够充分自由讨论交流、并解决稳住中青年优秀人才的鼓励机制，这种机构对当时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

2. 世界实验室

此时正值由意大利政府出资的世界实验室于1986年7月在日内瓦正式成立。这是意大利政府为落实1982年由狄拉克（P. A. M. Dirac）、卡皮查（P. Kapitza）及齐基基（A. Zichchi）等世界知名科学家在意大利埃里切（Erice）岛的埃托里·马约拉纳科学文化中心发表的“埃里切宣言”，倡议“科学应为全人类的和平发展进步服务”而成立的国际非政府的学术机构。1982年的“埃里切宣言”得到世界几万名科学家及邓小平、里根、戈尔巴乔夫等政治家的支持及联合国的承认。

世界实验室的宗旨是提倡科技信息的自由交流，不论地理、政治、意识、宗教和人种的差异，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员与发达国家的同行进行合作研究。即促进东-西，南-北的科技合作，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项目的支持。

李政道和周光召认真研究世界实验室的宗旨后，希望中国能在世界实验室资助下，在中国国内组建一个学术机构，来促进国内科学界与世界科学界的交流，使中国学者能及时得到世界科学发展的信息，并建立相应激励机制，稳定和培养国内基础科学人才，促进中国基础科学的恢复和发展。

李政道和周光召与对中国很友好的物理学家、世界实验室主任齐基基教授沟通和商讨了此设想，得到了齐基基的支持。政道先生在当年回国与邓小平等国内领导人会面时建议：由中国科学院和世界实验室合作在中国成立一个中外合作的民间学术机构，亦即世界实验室的中国分部，受世界实验室和中国政府的双重资助。目的是在中国创造一个具世界水平的、宽松的、不受行政和学术流派干涉、面向科学新发展的研究环境，资助国内科学家进行前沿性基础研究，促进国内研究机构及科学家之间的广泛联系和交流，鼓励中国科学家在国内做出世界水平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都赞成和支持此事。并得到邓小平、宋平、方毅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赏，定名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方毅为中心题写了名字。中心于1986年10月正式成立。世界实验室主任齐基基教授专程来北京祝贺。邓小平接见了他，并对世界实验室的支持表示感谢。周光召亲拟中心章程，规定了中心由主任负责。并提议，政道先生为中心“终身主任”。周光召为副主任。1998年路甬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后也担任该中心副主任。

中心下设“凝聚态物理分中心”“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分中心”“天文和天体物理分中心”及“理论物理分中心”，后由于资金原因，分中心很快停办。

中心当时是国内唯一具独立法人，独立编制的中外合作的民间学术机构。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专门以对外科学交流为特色的学术单位。但为便于国内外联系渠道，出入境签证等技术性事务的方便，挂靠在了中国科学院，由科学院的有关部门协助办理各种事务性手续及工作。

4. 中心宗旨

中心旨在支持和帮助中国科学技术人员获得科技信息并进行学术交流，资助科研人员在中国国内进行基础前沿研究，建立不受行政和学术流派影响的宽松学术环境。各种学术观点均可得到展现。

中心主要工作是常年不断举行各种学术交流研讨会，向全国开放。让国内学者及时了解国内外学术进展的情况。同时，进行学术的交流，培养人才。

由政道先生领导的中心，聘请了30多位国内物理学为主的、有一定的成就并在研究第一线的科学家，其中大都是中青年院士，组成中心学术顾问委员会。每年开两次会，对国外学术的发展及国内的需求，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后，确定下一个半年的各个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各个学术活动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一般都选定该研究领域第一线的领军人物进行组织工作，并确定人数和时间的分配。

2. 每年一、二次大型国际学术活动

在中心举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的方式上，政道先生选择世界上该领域前沿工作的5至7位第一线学者，来中国参加一周左右的研讨会，并规定每人一般要讲三次以上，每次都不少于1小时。将该研究领域的由来、发展情况研究的困难和前景、专利申请进展等都要讲清楚，使听者对这领域的研究前世今生都弄明白。报告人还必须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参加讨论，以使国内参会学者有机会与这些第一线研究的报告人认识并深入交流，后续还可保持联系、沟通、请教和研讨，使我国参加会议的学者都能很快进入到这领域的前沿从事研究。

为便于年轻学者、尤其是研究生更快更有效地学习到该领域的知识，政道先生还在会前安排了二至三天的“会前准备班”，请国内该领域的“学长”讲授这方面的基础知识，以提高会议的效果。

20年来中心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18次，有几千人次与会，还有不少年轻学者旁听。

中心虽以物理学研讨为主，但他亦十分关注环境等方面的研讨，1990年中心举办了关于地球危机的学术研讨会。此后，还举行过“中国水资源持续开发利用”“中国酸雨及其控制”“荒漠化防治、黄河断源和北方缺水问题”“中国草原的经济效益问题”的讨论会。1994年又举办了“21世纪中国的环境与发展”大型学术研讨会，中央主管领导与会并作了有关学术报告，还参加了讨论。该会收到了109篇有关环境的论文并汇制成论文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环境机构重要文献。

1996年举办的“加速器驱动核裂能源”学术研讨会，包括了用加速器驱动核裂变和用激光压缩点火核裂变等，产生能源的问题的研讨。王淦昌、朱光亚、于敏、胡仁宇、贺贤土、王乃彦、何祚庥、李家明、方守贤等11位院士参加研讨会。此后，中心又举办了一次这方面的研讨会。后来由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对此问题有极大兴趣，这方面学术研讨活动就转由原子能所主办了。

3. 常年举行专题学术交流研讨的“工作月”

4. “雪中送炭”的强化培训

中心还按政道先生“雪中送炭”的思想，针对国内特定的需要，举办特别的强化培训班，如1988年国内计划在上海建设一个同步辐射光源，急需培养一些年轻的骨干人才。于是中心在1998年和美国加速器学校（USPAS）合作从美国、欧洲聘请了30位国际上著名的加速器物理和技术专家，2名中国加速器专家为教师，在北京开办了“1988年中国加速器物理学校”（CAPS98）。来自全国相关大学和研究所的118人（其中博士35人、硕士23人、研究生33人、学士23人、其他4人）参加了这个为期一个月的强化培训。开始两周全体都上“加速器引论”的基础课，后两周共开14门专题课，每个学员可选两门。每天师生都从清晨到深夜一起学习、讨论，强度很大，为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加速器建设和运行培养了一批人才。

1989年下半年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制裁”，停止了与中国的科技交流。为应对因国内与国际学术的交流减少而产生的对中国基础研究的影响，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计委领导与政道先生商讨，提出了“海外青年学者归国访问计划”。1990年夏开始邀请在海外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共211人，其中很多是CUSPEA学者，回国进行几周的学术访问，参加中心的“工作月”学术活动。向国内学者介绍国外的科学发展信息情况及其本人的学术成就。使国内继续了解国际科学发展的情况。同时，他们“来去自由”，也使得他们把国内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在返回美国等西方国家后向公众介绍，对消除国外的种种误解和不实之传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6. 推进科学与艺术的交流和沟通

中心在进行促进国内科学学术交流的同时，还推动了科学与艺术的沟通。政道先生本人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对艺术、尤其绘画和古代瓷器有相当的兴趣和造诣。他认为，科学与艺术两者共同的基础都是人类的创造力，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都源于人类活动的最高部分，都具有自己的深刻性、普遍性和永恒性。科学与艺术犹如硬币的两面，是人类进步的两翼。他借中心的科学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使科学家与艺术家进行交流和沟通。他请李可染、吴冠中、黄胄、常沙娜、刘巨德等著名画家分别通过创作表达中心某国际学术研讨会科学含义的主题画，作为该会的标志。一般是由他与画家朋友进行交流沟通，介绍这个学术研讨会的科学内涵，边说明边勾画，再由画家根据自己理解的科学含义进行艺术创作。有的作品完全改变了画家的原风格，成为创新的作品。以至于有些作品，我送“荣宝斋”去装裱时，“荣宝斋”师傅不相信是这位画家之作。这些在当时引起了科学界、艺术界乃至新闻、出版等各界的关注和兴趣。同时，每次国际学术会议以主题画为主体的海报，政道先生又都请当时中央工艺美院装璜设计的老师进行设计而成，亦成为艺术佳品。被很多科学家收藏。

中心还分别在他主持下与黄胄艺术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科技日报》合作举行了几次“科学与艺术展”，每次都引起社会各界很大兴趣。

1986年中心成立时，国内大学和研究所的计算机性能很低且很少，大大影响了很多科学研究的进行，因此国内急需大型计算机。在政道先生推动下，中心与世界实验室商定，由世界实验室出资近70万美元为中心购买了当时很先进的美国DEC公司的VAX8550计算机和配套设备，无偿向全国科技人员开放，当时有几百名科技人员使用了这台机器。这台VAX8550的CPU的利用率达90%以上，是当时国内利用率最高的计算机之一。

8. 稳定人才的激励机制

1986年夏，李政道与周光召在瑞士CERN讨论中国科学发展时，令两人都十分忧愁的还有当时由于国内经济状况，中国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待遇太低这一问题，一级研究员每月工资才人民币360元。“文革”前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每月仅几十元，以致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纷纷出国去工作，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队伍很不稳定，人才流失现象很严重。而当时国家的经济力量又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政道先生提出了通过世界实验室提供的资助，先在中心的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天文及天体物理、理论物理四个领域，聘请少数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中青年骨干为中心研究成员，任期一年。给他们相当的津贴，改善他们的生活，以稳住他们在国内进行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成员分特别成员和一般成员两类。特别成员一般在55岁以下，可连任一次，1986—1989年共三届，每人每年可获6000美元的津贴，其中5000美元可自己支配，共55人；一般成员一般40岁以下，不得连任，三届共72人，每人每年可获4000美元津贴，其中3000美元可自己支配。经政道先生与世界实验室多次研究，世界实验室同意提供这笔费用。政道先生亲自主持评选委员会，认真、严格、公正评定了在国内相关学术领域有成就的中青年骨干。除学术成就外，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在任期内必须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这样的津贴大大改善了这些优秀中青年骨干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某种程度，稳住了一些物理学研究人才，1989年后，世界实验室停止了这项资助。但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国内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也已有了很大提高。

中心还设立了另一个“协联成员”的激励机制，激励国内科研人员，尤其是年轻科研人员参与国际科学的交流与竞争。国内科学工作者均可申请为中心的“协联成员”。凡在中心规定的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科学论文的“协联成员”，均可获中心100美元以上的奖金。这个措施大大改善了当时一些从事基础研究的优秀中青年研究人员的生活条件，30多年后这些人均已成材，成为了中国基础科学的领军人物了，仍会常回忆当年靠中心资助的津贴“脱贫”的情况。

1. 精干有效的管理

中心学术方面工作由叶铭汉院士和赵维勤研究员协助，成立前期日常行政事务管理工作曾先后由裘照明、李小源协助。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工程时期，政道先生在国内的主要精力放在帮助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上。我负责他与工程领导小组的联系、沟通。1987年工程结束后，我到中国科学办公厅工作后就兼任中心秘书长，协助他处理中心及他在国内其他工作。从1983年开始，政道先生在国内期间，我都全程陪同并协助他工作。1996年他的夫人秦惠䇹女士逝世后，他每次回国时，我每天晚饭后与他一起讨论工作或陪他聊天至深夜。他学术渊博，使我受益匪浅。他不在国内期间，每天还都与我有传真来往，有时甚至有二三个传真。他还常让他身边的弟子庞阳给我打电话，传达他的意见。2000年我从科学院退休后，仍在中心工作，直到2007年我因患脑血栓请辞彻底退休。

政道先生亲力亲为，大到安排与中央领导同志的会面，小到过年贺卡的制作，他亲自过问安排，甚至手把手教外聘的年轻工作人员，复印及整理文件。

2. 资金

⑴ 中心是由中国政府和世界实验室共同出资，中国国家计委投资建设办公和会议场所、部分参加会议人的住宿公寓以及购买车辆等。中国科学院则负责拨发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日常行政费用。

⑵ 凡是当时中国财政规定不能报销的一些费用，如部分来参加会议的国内外专家及研究生的交通和在京开会的食宿费用，招待宴请国内外科学家、艺术家以及下午茶等费用均向世界实验室核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物资还十分匮乏，中心的办公家俱等均由意大利进口，公寓的煤气罐由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批了才解决的。

3. 在中国开始了下午茶

由于中心这个激励的方式带动了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优秀科学论文的奖励。使2005年我国学者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总数已进入世界各国排名第五。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心几乎是国内唯一面向国内外开放科学交流的学术机构。当年中心所进行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在进入21世纪后，国内各科学机构和大学均已广泛开展，遍地开花，中心已无当年特殊优势。中心体制也在2021年改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领导。但李政道、周光召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支持下创办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冲破了“文革”十年造成的封闭局面，促进了中国科学工作重新对外开放和交流。抚今追昔，1915年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王琎等中国现代科学先驱，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民间综合性现代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引进了现代科学。从某种意义上，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可以说是传承了中国科学社的余绪，80年代重新开启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对外开放的局面，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