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期留学生中，多位来自广东省香山县（现中山市），其中就包括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容闳发起了“留美幼童计划”，并促成清政府分四批派120位学子到美国留学，其中香山县人占三成。该计划对后来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作者即是香山县人士，上世纪80年代到美留学，本能地对早期留学同乡产生关注，借此介绍“西学东渐”的几位代表性人物：容闳、黄宽、唐国安、郑玛诺，以及张文湛。

撰文 | 陈关荣（香港城市大学）

我的老家在广东省中山市，历史上为香山县，1925年4月16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而改名。我父亲出生长大在香山县南朗区的茶园村，离孙中山故居南朗翠亨村不远。以前整个茶园村单一陈姓，分东西两园，我父家在茶东，邻近我母家南朗濠涌。据宗祠里保存至今的清朝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陈氏族谱》记载，茶东村的陈氏始祖名玄保，称尚志，北宋时期从闽南流迁至香山茶园之东定居。

我由于在1982年到美国留学的缘故，对中国留学生的历史故事颇为关注，尤其是早年从香山县出国留学的同乡。这里介绍几位，他们与中国现代化的发端息息相关。孙中山先生是其中一位，他1879年13岁时留学夏威夷檀香山，之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期间因政治斗争的原因多次逗留于欧美、日本和新加坡，从事革命活动，在海外停留时间累计十年有余。孙中山的业绩家喻户晓，此处无需多费笔墨予以介绍。

孙中山（1866─1925）

这里要写的是几位“西学东渐”的代表性人物：容闳（1828─1912）、黄宽（1829─1878）、唐国安（1858─1913）、郑玛诺（1633—1673）和张文湛（1858—1894？）。

容闳为大众熟识。在许多历史文献中，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因为他1847年19岁时留学美国，1854年在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成为完成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个中国人，并且后来为中国朝廷遣派大批留学生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然而，另一位香山同乡郑玛诺早在1653年就留学意大利了，并于1666年在葡萄牙完成了神学学业。不过，郑玛诺也不是“第一个”出国的华人留学生。如果对文史宗教等学科都做个统计的话，唐代高僧玄奘（602—664）就更早了，他于贞观三年（629年）从长安出发，经敦煌、新疆及中亚等地，辗转到了中印度的摩揭陀国王舍城，进入了当时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师从戒贤学习了五年。之后，他游历了印度及邻近数国，学习佛教，最终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容易想像，玄奘之前一定还有并且不只一个到过国外去学习的华人学生。由此看来，追究谁是“第一个”出国的华人留学生没有什么意义。今天，如果大家关心现代科学技术的话，本文最后特别介绍的一位香山老乡张文湛，则是第一位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华人工科学生。

一容闳

容闳（英文名Yung Wing）于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香山县南屏镇（今属珠海市）一户贫困农家。

容闳经历了从对太平天国的失望到参与洋务运动至失败，直到支持辛亥革命获得胜利的历史过程。

容闳（1828─1912）

1840年，12岁的容闳被送到了澳门进入免费的教会学校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学堂。该学堂是1839年由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接受马礼逊教育会的邀请到澳门开办的。该校是教会办学慈善事业之一，为贫困学生提供完全免费的教育，包括食宿、衣服、图书和医疗。

著名作家钟叔河（1931─）在《容闳与“西学东渐记”》中写道：“即使在澳门这样的地方，比较有身家的人也是不愿意把子弟送到‘西塾’读书的，因为读这样的书不能考秀才举人，不能仕宦显达。但是，外国人有钱，办洋务可以赚钱，这就对某些家庭有吸引力。”其实，对容闳来说，“办洋务”这样的愿景是不敢企望的。小时候的他只想读点书，希望将来有一条谋生的出路。

马礼逊是第一位从英国来到中国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出生在一个贫雇农家，年轻时读医，向往古老的中国并自学中文。他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他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华英字典》，第一个把《圣经》译成中文，并在澳门开办了第一个中西医合作诊所。

布朗则是第一位从美国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他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Connecticut）州，1832年从耶鲁大学毕业。1834年马礼逊在澳门病世，布朗接受了马礼逊教育会的邀请，决定到澳门传教并负责开办马礼逊学堂。1838年10月17日，他偕同新婚妻子从纽约乘搭“马礼逊号”客船，经过四个月航行于次年2月19日到达广州，四天后便来到了澳门。

1839年，马礼逊学堂的首批学生只有5名：黄胜、黄宽、李刚、周文、唐杰（唐国安）。其中，黄胜和黄宽只是同姓，却往往被后人误认为是两兄弟。翌年，又有容闳入学。容闳回忆道：“予等六人为开校之创始班，予年最幼。”这些学生均来自贫苦家庭，年龄在11至15 岁之间。

马礼逊学堂推行英汉双语教学，开设算术、代数、几何、生物、地理、化学、音乐、作文等课程，此外还有《圣经》讲解。中文方面，学校开设儒家经典课程，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以及四书五经之类。布朗在1840年4月写给马礼逊教育会的书面报告中说：“马礼逊学堂……目标是在德育、智育和体育三个方面给予学生全面的训练。按照这个目标，我安排中国学生半天读中文，半天读英文。早上六点钟开始活动，晚上九点钟结束。期间读书共八个小时，余下的三、四个小时让学生们到户外场地上做运动和娱乐。”

容闳后来在英文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译本名为《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中写下了一段回忆：“布朗先生是在1846年冬天离开中国的。在他临走之前四个月，有一天他突然宣布了一个令全校震惊的消息，说由于他和他的夫人健康不佳，需要回美国去。最后他说，他对学堂怀有很深的感情，并说他愿意带几名年龄较大的学生去美国读书，直到完成学业。凡愿意与他同去的，可以站起来。…… 这时，我第一个站了起来，随后是黄宽，最后是黄胜。”

1847年，布朗夫妇出资携带着容闳、黄宽和黄胜三名学生前往美国留学。1月4日，他们一行五人从广州黄埔港乘 Huntress号客船出发，经过98天的海上颠簸抵达纽约。随后，他们来到了康涅狄格州East Windsor镇布朗的老家。布朗将三个学生安排进入了麻省著名的Monson Academy学校读预科，并让母亲照料他们。后来黄胜因水土不服生病辍学，一年后折回香港。容闳和黄宽则读完了两年课程。

1850年两人预科毕业后，容闳决定留在美国并考入了耶鲁大学。在当年耶鲁全校五百多名学生中，他是唯一的华人。黄宽则遇上一位香港来访的英国资深出版商人Andrew Shortrede（中文名萧德锐），他是《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即《中国邮报》）的创办人。萧德锐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是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说如果黄宽愿意去爱丁堡大学读书并答应毕业后回香港为教会服务，则他可以提供资助。黄宽同意了，自行前往英国并考入了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不过那是后话。

容闳1854年夏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从美国大学取得正式高等教育学位的中国人。他旋即回国，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来在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

容闳回国后以多种方式参与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容闳回国后不久，便对太平天国失去期望，说“未敢信其必成”，并拒绝了洪秀全授予的四等官爵。

接踵而来的洋务运动，又称为自强自救运动，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历时三十年之久，容闳一直活跃其中。他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整个经济体系的落后，特别是没有自己的基础工业。他指出：“以中国幅员如是之大，必须有多数各种之机器厂，仍克敷用。而欲立各种之机器厂，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然后乃可发生多数之子厂。即有多数之子厂，乃复并而为一，通力合作。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是即予个人之鄙见也。”

1865年，容闳协助李鸿章和曾国藩从美国买回一大批机器，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总局。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座完整现代机器工厂，开始是军工厂，后来改为造船厂。

容闳从海外归国后，一直主张要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出去读书，学本领、见世面。1870年，容闳向清政府提出了一项建议：“政府宜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遣派之法，初次可以选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实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容闳说服了曾国藩，于是提案获准。次年，朝廷成立了“幼童出洋肄业局”，并于1872年派出了中国最早一批幼童远赴美国留学。据记录，这些学童都很小，平均年龄约为13岁，最年幼的才11 岁。那时的幼童出国，每个孩子及家人都要立下生死状，两国政府均不负责他们的安危和健康。

1872年初抵达美国的部分幼童在旧金山合影

1873年6月，病退归国后的黄胜亲自带领第二批约30名学童赴美，其中包括后面将要介绍的香山同乡唐国安。黄胜在清朝驻美使馆担任翻译官，协助处理外交及留学学童事务，到1876年任满之后返回香港。

钱钢、胡劲草编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1875年，容闳出任“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负责学童们在美国的教育，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说起来撤退学童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学子们出国后眼界变了，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已不苟同于其他“清朝人”；另一方面是由于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的产生。当年的肄业局正委员、驻美公使陈兰彬（1816—1895）建议撤回这些留美幼童，并获得清朝政府批准。这些官派幼童按计划要留美15年，待完全学成了才返回的，但大部分都只好半途而废，先后归国。不过回来后，不少人成为了中国现代化之先行者和领导人。广为人知的包括：詹天佑成了中国铁路之父、唐绍仪成了民国第一任总理、唐国安成了清华大学前身学校首任校长、梁敦彦成了清廷外务大臣等等。所提及的这几位都来自广东，其中唐绍仪和唐国安是香山县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一书详细记录了他和这一批官派学童的传奇经历。该书1985年被收入《走向世界丛书》，2012年再以《容闳回忆录》之名问世。

留美学童组织棒球队，后排右二为詹天佑

1876 年，耶鲁大学授予容闳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美中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1901年9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当大总统。此后，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以失败告终，容闳只好避居美国。他人在美国，依然继续积极参与中国革命活动。他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Homer Lea）和财政部长博特（Charles B. Bothe），为国内革命党人筹得了一大批款项，用以训练武装力量，支援辛亥革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容闳立即致电祝贺。孙中山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邀请他回国担任政府要职。可是这时容闳已经重病缠身，4月21日在康涅狄格州病逝，享年84岁。

1998年，为纪念容闳诞辰170周年，美国康涅狄格州政府官宣，将9月22日即当年第一批中国学童在美国入学的日子定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

2015年8月17-20日，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电视纪录片《容闳》。影片分为4集：“耶鲁骄子”、“中国寻梦”、“幼童留美”、“赤子之心”。

2021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容闳和留美幼童》一书并于4月21日在容闳故乡的容闳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

郑安兴、徐惠萍 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二黄宽

黄宽（英文名Wong Fun）于1829年出生于香山县东岸乡（今属珠海市）。他幼年时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因家境贫困一度辍学。

黄宽（1829─1878）

1840年，11岁的黄宽被送到澳门，进入马礼逊学堂读书。如上所述，1847年布朗夫妇资助并携带了容闳、黄宽和黄胜三位学生从澳门出发到了美国留学。黄胜因水土不服生病，一年后辍学折回香港。1849年，黄宽从Monson Academy预科学校毕业后，翌年便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他入学时就读于文学系，次年改修医学，最后于1855年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胃机能紊乱的研究”（On functional disorders of the stomach）。

在毕业典礼上，时任爱丁堡大学校长的著名医学家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1811─1870）在贺词中说：“在你们中间，黄宽是最值得称赞的一个谦虚好学的学生。在学业竞争中他所获得的众多奖励与荣誉，让我们可以怀有这样的期许，这位中国留学欧洲第一人，一定会成为他的同胞中西方医学的最好代表。我坚信，在座的各位，包括教授和毕业生们，对他今后的事业与幸福都怀着不寻常的祝愿。”

1855年7月3日，黄宽通过了爱丁堡皇家外科学会的考试，获得医学 M.D. 学位证书。

然后，黄宽继续攻读病理学和解剖学的硕博士课程，1857年获得西医从业资格，成为中国最早毕业于英国大学并获西医执照的中国留学生。他随即回国，落脚香港。

黄宽抵达香港后写了一封信给长期资助他读书的“爱丁堡医疗援外协会”（Edinburgh Association for Sending Medical Aid to Foreign Countries） 。信中写道：“经过166天的漫长航程，我终于回到了祖国。1月3日，在距离台湾海峡约300英里的地方，我们遇上了一场非常猛烈的风暴。大风吹走了船的前中桅、船主桅和后中桅。十分感激仁慈上天的保佑，让我死里逃生，在船遇险12天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故土。”在香港，他按照当年与英国教会签订的资助协议志愿书，在伦敦传道会医院服务并兼当传教士。但不久，他因不满传道会中英籍传教士的排挤而辞职，次年到了广州入职惠爱医馆。

1863年，中国粤海关成立了医务处，聘请医官17人，其中黄宽是唯一的中国人。之后，黄宽在华南医学校执教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又任博济医院代理院长。1875年，他出任西南施医局主任。

1878年10月12日，黄宽因患颈疽病不治在广州辞世，享年49岁。

黄宽是中国胚胎解剖手术第一人，也是中国最早担任西医教学为数不多的教师之一。他参与了为中国培养第一代西医人才的医教工作，和同事们联手引进了西医治疗及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及医学科研和医护宣传等一整套全新的医疗体系，被誉为西医东渐的先驱人物。

三唐国安

唐国安（英文名Tong Kwo On），字介臣，小名唐杰，于1858年10月27日出生于香山县唐家湾镇鸡山村（今属珠海市）。

唐国安少时就读私塾，1873年作为第二批中国留美学童之一前往美国，先在康涅狄格州Phillips Exeter Academy学校读预科，后考入耶鲁大学法律系，1881年因清政府终止留学而肄业回国。

第二批留美学童出国前在轮船招商总局大门外合影（第一排右二为唐国安。照片取自清华大学校史馆）

回国后，唐国安先后到过开平煤矿、京奉铁路等处工作，后来在上海圣约翰（Saint John）书院任教。1905年，他与颜惠庆两人为上海《南方报》开设英文版。这位颜惠庆（1877—1950）是个著名人物，他1895年赴美国读高中，两年后考进弗吉尼亚（Virginia）大学，1900年获学士学位后回国，曾任清政府外务部主事和北京清华学校总办等职，官至北洋政府元首。1906年，唐国安担任“环球中国学生会”董事和副会长，创办《环球中国学生报》，发表“劝告中国留学生书”，疾呼海内外学人联合救亡图存。他还出任上海“天足会”董事，组织反对妇女缠足的社会活动。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一笔中国“庚子赔款”，用于办学和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按双方协议，1909年起中国用这笔经费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清政府建立了“游美学务处”，任命唐国安负责。这一年，唐国安还作为清政府代表团专员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万国禁烟会议。

唐国安（1858─1913）

在游美学务处工作期间，为了让留学生出国前有充分准备，唐国安积极筹办了一所“肄业馆”。经宣统皇帝准奏，肄业馆实行高、中两科四四制，成为一所正规的留美预备学校。1910年，他又出任外务部考工司主事。1911年4月29日，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唐国安被任命为清华学堂副监督。后来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将庚子赔款的银子挪为军用，致使清华学堂没有日常教学经费，被迫停课。唐国安等人积极抗争，于1912年5月1日成功复课。唐国安随即被委任为学堂监督。同年10月17日，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出任第一任校长。

唐国安在任校监和校长的几年时间里，负责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童出国留学。1909年、1910年和1911年，清政府派出了三批庚款留学生，分别有47、70和63 人。唐国安亲自护送了清华学校第一批留学生赴美。他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把他们分别安排到合适的学校就读。到了“所有教授、管理诸法，均甚相合，诸生皆安心向学”之后，他才放心回国。这三批留学生中，包括了众所周知的梅贻琦、金邦正、胡刚复、张子高、徐佩璜、胡适、赵元任、胡明复、邹秉文、周仁、秉志、过探先、姜立夫、吴宪、孙学悟、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后来各个领域中的佼佼者。

唐国安在任校长期间，主持修编了《清华学校近章》，改造了旧时的学制和课程，将高等科目的教学内容设置于美国大学相应水平，实行文理分班，并开设必修课和选修课，让中国学生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即可进入美国大学高年级就读。唐国安还亲自考察招聘了8男9女合资格的“美国教师团”到清华任教，开设数学、物理、生物、历史、英文、德文等课程。同时，他还为学校雇用了一名美国体育教员。

为清华学校呕心沥血的唐国安积劳成疾，终于1913年8月病倒。8月21日，他向朝廷外务部递交了“自请免官”报告，提出“因病辞职，荐贤自代”，说自己“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教务者半，耗于款务者亦半。入春以来，陡患心疾，比时轻旋时重，方冀霍然，讵料渐入膏肓，势将不起。校长职务重要，未可一日虚席，谨恳钧部免官另委贤员担任。”8月22下午，唐国安因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享年53岁。

清华校友、著名儿童心理和教育学家陈鹤琴（1892─1982）在《我的半生》（1941年初版，2014年上海三联书店再版）中回忆唐国安时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待人非常诚恳，办事非常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可惜做了[校长]不久，就得病去世。我们都觉得很悲痛，好像失掉一位可爱的慈母。”

1914年4月12日， 清华学校举行了唐国安纪念铜牌揭幕典礼，在游美学务处（现清华大学工字厅）大门前举行。唐国安纪念铜牌安置在门廊东侧前壁上，镌刻着“纪念校长唐国安君”。

1914年8月，清华学校编辑出版了英文版《清华年刊》第一期，在首页献词中庄重标明：“本刊献给清华学校已故校长唐介臣先生”，还刊登了唐国安的照片和小传。献词最后一句话是：“作为一个人，唐先生坦率而勇敢。他曾经许下的诺言，无论遇到什么实际困难都一定会去兑现。”

2010年9月，唐国安纪念学校在他家乡落成招生。2011年3月，唐国安纪念馆也在他家乡落成开幕。

唐绍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四郑玛诺

郑玛诺（葡萄牙名Manoel de Sequeira）于1633年5月25日出生在广东香山镇（今中山市）。

郑玛诺的名字由他的虔诚天主教徒父亲取定。他的父亲是当年颇为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罗德（Alexandre de Rhodes，1593—1660）的挚友。1640年代，罗德在澳门传教达十年之久。这位罗德到广东之前曾在越南传教多年，他用拉丁文记录了当地的方言，后来成为越南文字的原型。他因此获得“安南使徒”即越南使者的美誉。1651年，他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越南文-葡萄牙文-拉丁文”词典。

郑玛诺的青少年时代有一段传奇经历。1645年，罗德计划将一名中国学生和两名越南学生带到意大利罗马去接受宗教培训。但限于经济能力，澳门耶稣会只允许他带一个学童出行，于是他带走了12岁的郑玛诺。12月20日，他俩乘船从澳门出发，经过马六甲前行。但到了Batavia（现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他们被荷兰人囚禁了三个月，之后遣返马六甲。他俩改道经过印度洋到达印度的葡属海滨城市果阿（Goa），再由陆路经过波斯地区到达亚美尼亚（Armenia）。两人在一所隐修院中居住了半年，那时小玛诺的亚美尼亚语便说得和当地人一样好。随后，当他俩前往意大利路经土耳其时，小玛诺被认为是蒙古人而受到拘禁。后来据说是因为他的亚美尼亚语说得道地，很快便获释了。两人一路上颠沛流离，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抵达罗马。

郑玛诺在罗马开始学习拉丁语和古希腊语。1651年10月17日，他进入了罗马耶稣会的初学院。两年后，他正式进入了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在这所学院里，他学习了一年修辞学和三年哲学（其中一年逻辑学，一年物理学和自然科学，一年形上学）。1658年，郑玛诺毕业，随后留校任教至1660年。在那里，他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语法和文学课程。

1661年，郑玛诺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Bologna）逗留了一年，学习神学。之后，他前往葡萄牙里斯本（Lisbon），在Collegium Conimbricense学院继续学习神学，并且于1664年毕业。最后，他到了葡萄牙科英布拉（Coimbra），在耶稣会会院中当祝圣司铎。

1666年4月13日，郑玛诺与14名传教士在葡萄牙国王接见之后扬帆出发，取道印度前往中国。这批传教士中只有两名中国人：郑玛诺和澳门人冯思嘉（葡萄牙名Nicolasda Fonseca）。冯思嘉去欧洲的时间比郑玛诺晚几年，这次两人同返澳门当司铎。当时他们乘坐的船队有四条船，于同年10月13日到达印度果阿。路上，因疾病和颠簸，船队四百名旅客中有七十多人丧生，包括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医生。

在果阿，当地的耶稣会不允许他们马上离开前往中国，要求先在印度服务一段时间。郑玛诺又开始学习果阿方言，并为当地教会服务。当年，清廷钦天监（掌管天文和历法）的监正官杨光先（1597－1669）在北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基督教运动。杨光先一派反对地圆说，坚持使用并不精确的陈年旧历“回回历”和“大统历”，而以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和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为代表的西学派则提倡天主教皇格里哥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1502─1585）倡定的历法，即沿用至今的公历。杨光先以其权力， 将两位传教士先后打入了牢狱。其时，清廷为了防止郑成功反攻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同时禁止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郑玛诺一行只好在果阿继续停留。

1668年5月14日，郑玛诺与其他六名传教士一起离开果阿，于8月19日抵达澳门。郑玛诺随后给澳门耶稣会总会会长用意大利文写了一封信，说：“我现在正准备潜入中国。”不过他后来没有成行。当时，传教士潜入中国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一些人被捉到后囚禁，包括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6－1696），他被关押在广州。关于这位传教士殷铎泽，2017年2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时就提及：“中意友谊源远流长，在悠久的历史中我们两个文明之间互相吸引。在清朝顺治皇帝在位期间，殷铎泽离开西西里前往中国，之后他又将儒家经典《四书》之一《中庸》带回了欧洲。”

1669年康熙亲政，后来请南怀仁当自己的科学老师，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南怀仁将《几何原本》译成满文，并经常陪同皇帝去观天测地。康熙皇帝慢慢就接受了自然科学，撤掉了杨光先的官位并废除了他推行使用的旧历法。最后杨光先被问罪流放回乡，病死于途中。康熙默许了西方宗教，对传教士持宽容态度，还允许当时在广州的一些传教士到京。于是传教士们乘船从广州北上，其中包括有郑玛诺。可是他在途中染上肺炎，到京后挣扎了一年多，终于1673年5月26日去世，享年40岁。

同年9月，北京耶稣会会长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1609－1677）给总会长写了封讣告，说：“对郑玛诺神父之逝世，悼惜殊深。他的确是中国的光辉和荣耀。到达北京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无法治疗，肺部已经完全腐烂。请您尽快培养中国司铎。我自己也为此而努力，使郑神父后继有人。”耶稣会司罗列奥（Francis A. Rouleau）拟文“耶稣会的第一个中国籍神父郑玛诺（1633-1673）”作悼，其中写道：“当南怀仁安装六分仪来测定星体，安文思制作模型来辐射棱镜各种颜色，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1624—1684）制作精巧仪器及装置而深得当朝皇帝和臣子们的青睐以至心醉神迷的时侯，那个瘦小的中国耶稣会教徒每天都在邻近的城镇乡村里进行非常平凡的宗教仪式活动，尽他最大的努力传授教义和为人们施行洗礼，以及其他一些圣礼圣事。他的教徒中有许多人同他一样，出身贫寒。他与这些人一起渡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耶稣会史料杂志》第28卷，1959年，罗马）。

来自奥地利的知名学者雷立柏（Leopold Leeb，1967—）在北京生活了22年，期间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拉丁文和古希腊语等课程。他编写了几本拉丁语教程，特别是出版了《张衡，科学与宗教》、《西方学者眼中的中西文化》（共10册）等宗教文史书籍。在《我的灵都》一书中，他详细地介绍了郑玛诺，并感叹道：“如此伟大的人物，他的故事令我非常感动。”

查实同时代但比郑玛诺稍晚的早期中国留学生还有不少，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福宗（英文名Alfonso Michel Chen，1657—1691）、黄嘉略（法文名Arcade Huang，1679－1716）、樊守义（1682－1753）等几位， 在雷立柏的书中都有提及。

[奥] 雷立柏著，新星出版社，2017

2018 年6 月，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的北京市委党校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宗教文物时，发现了位于车公庄外滕公栅栏天主教墓地的郑玛诺墓碑。碑文内容如下 ：

耶稣会士郑公之墓　　郑先生讳玛诺，号惟信，中国广东香山人也。自幼入会真修。康熙十二年癸丑四月十一日卒于京师，寿三十有八。（碑中的拉丁文部分译文如下）

郑玛诺神父，来自中国澳门，年幼时前往罗马，入耶稣会。他是耶稣会中第一位华裔神父。他出色地完成了哲学、神学学业后返回中国，向同胞们传播福音。1673年 5 月 26 日逝世于北京，享年 38 岁。

郑玛诺在北京滕公栅栏天主教墓地的墓碑

五张文湛

张文湛（英文名Mon Cham Cheong）在清朝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初七出生于香山县三乡镇古鹤村（现属中山市）一个丝茶商人家里。他父亲擅长跟外国人做生意，眼界开阔，期望儿子张文湛能够前往美国读书深造，特别是学习机械技术，回国后可弥补国内之不足。1874年，父亲付全费让16岁的儿子取道香港到了美国留学。张文湛首先进入麻省的Monson Academy，也就是1847年容闳、黄宽和黄胜刚到美国时就读的预科学校。

张文湛（Monson Academy档案）

由1850年从广东移居波士顿的第一位中国人、茶商黄阿绍（英文名Oong Ar-Showe）作为担保人，1877年张文湛考进了“波士顿博学大书院”（即麻省理工学院MIT），成为该校第一个华人学生。

张文湛1879年从麻省理工学院寄出的明信片

根据当年的学校记录，张文湛首先进入了两年学制的机械工艺学院（School of Mechanic Arts），开始时补习英文和地理，然后主修代数、机械制图、铸造工艺等课程。记录表明，他曾于1878年5月离开过学校一段时间，1879年到1882年又以Special Student的身份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复学机械工程。他原定1883年毕业（Class of 1883），但却在1881或1882年肄业回国。1882年10月11日《麻省理工学院学生报》报道说，张文湛已经在香港任职工作了。后来还有记录表明，1885年他成为了一名矿业高级工程师（Senior Engineer of Mine）。

张文湛曾从香港西湾河大街266号寄出过一封信给在上海的侄子张庆荃，谈及自己在香港的居所及家人生活状况。至于张文湛是否在香港渡过余生，何时何地去世，则不得而知（麻省理工学院网页标示他的去世年份时带上问号：1894？）。

然而值得提及的是，张文湛曾经为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后编》作“跋”。

郑观应（1842─1921）也是广东香山县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观念的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郑观应的名著有《盛世危言》和《易言》等。他的《盛世危言》一书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他在中国率先使用“宪法”一词，被认为是中国宪法理念的开启者。书中还主张习商战、兴学校，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一些积极方案，被认为是一部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光绪皇帝看到该书大为赞赏，立即下令印刷两千本，分发给大臣们阅读。这部著作问世后在社会上反响巨大，时人称之为“医国之灵枢金匮”。这本书极大地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并为蔡元培推崇备至。

张文湛为《盛世危言后编》所作的“跋”，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晚清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不满，并通过中日两国的对比，指出中国要向外国学习，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进行改革，才能挽救民族危亡。

根据留美华人学生的历史记录，在1877至1931年间先后有大约400名中国留学生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早年从该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有许多重要的创造发明，包括世界上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和航海训练飞机，以及开创性的科学研究如微波波谱学和非线性自动控制理论（参见以前介绍过的“最后一位旷世通才”顾毓秀，1902─2002）。

2017年，麻省理工学院为纪念招收第一位中国留学生140周年，在校园隆重举办了一场“中国迎接科技：1877─1931”（China Comes to Tech: 1877─1931）展览会。

今天， 麻省理工学院还有一个固定的网页“麻省理工学院早期中国留学生：1877─1931”（MIT's First Chinese Students/早期中国留学生：1877─1931），内有许多内容丰富的专题，包括：The First Graduates，Bringing China to "Tech"，Bringing "Tech" to China，以及Chinese Exclusion: 1882-1943。尤其值得一看的是专栏“1877：中国第一个留学生”，主题为：“Mon Cham Cheong 张文湛：Dreaming Dreams”。

网址：https://earlychinesemit.mit.edu/1877-first-chinese-student

网址：http://chinacomestomi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