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8日是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80周年诞辰纪念日。虽然普罗大众对霍金的科研成就所知所懂甚少，但这位传奇物理学家对宇宙的纯然热爱和无畏坚持的精神依然感动并鼓励着诸多尊重科学、向往科学的人。

撰文 | 葛之

生于伽利略忌日的霍金，在爱因斯坦生日那天去世。作为英国人的骄傲，霍金的骨灰被安放在伦敦西敏寺中。在时间上与伽利略、爱因斯坦巧合，在空间上与牛顿、达尔文为邻——看来霍金这人真是命里注定的时空大师啊。

一说到霍金，广为人知的必是这三件事：身残志坚，理论泰斗，科普大牛。只要少了其中任一项，他就未必能广为人知。比如彭罗斯、温伯格就只具备后两条，知名度便差了很多——这其实是源于社会和市场的非理性。霍金恐怕是迄今唯一一位活到21世纪的、世界范围内妇孺皆知的科学家。他是得奖电影主角的原型，还亲自客串电视剧，他坐轮椅的样子甚至进入了游戏。更不用说他的科普经典《时间简史》，畅销30多年，经久不衰，以至于后来出了很多书均沿用“简史”为标题，且大都不是拙劣模仿，有的甚至也成了经典，如《万物简史》《人类简史》《信息简史》。所以有人感叹说，霍金既是弃子也是宠儿。

就在逝世的前一年（2017年），霍金访问了牛津大学，跟怀尔斯（费马大定理解决者）、彭罗斯一起留下了这张珍贵历史照片（下图）。他们三位都是当代最具智慧的人：霍金留下了西敏寺的一席之地，怀尔斯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大楼，彭罗斯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地砖。

自左至右：怀尔斯（Andrew John Wiles）、霍金、彭罗斯（Roger Penrose）

2022年对霍金迷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霍金80周年诞辰。在此之际，作为宣传霍金并深得霍金认可的中国独家单位，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爱即生命：史蒂芬·霍金诞辰80周年纪念套装》。我想到霍金的1月8日生日肯定还会有不少活动，唯一有点小遗憾的是，这个生日往往是很多学生复习迎考甚至正在考试的日子。

本文不专门谈及霍金具体的科学贡献，这方面的文章已很多，也不探讨他科普作品的具体内容和风格，而是借此纪念时刻，聊一下现代以来科学和科学家（特别在我国）的形象之变迁，它们与价值观的变化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本文所说的科学家主要指数学家和以物理学家为主的自然科学家）。

国人了解霍金的过程

我还清楚地记得1990年代初第一次在书店里看到包括《时间简史》在内的“第一推动丛书”的情形，黑色封皮，红色护封，摆放在书架上特别引人注目。其实，在此之前还有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的《时间的简明历史》等三个译本，但都悄无声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版本终于一炮而红。从此以后，我一直关注第一推动丛书。经典的科学和科普不会过时，第一推动丛书的生命力是长久的。本来是见一本买一本，后来认识了出版社的吴炜老师，我经常会收到吴老师寄来的书（包括不断更新的丛书，也有并非丛书中的，比如《爱即生命》）。此外，因为工作关系，我也与《时间简史》的译者、霍金的学生吴忠超先生打过一次交道。他们都恰巧姓吴，令人联想到霍金等提出“无”中生有的量子宇宙这样的巧合。

霍金一共来过中国三次，其中2002年第二次来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时在国人心中的名声达到顶点（本来我已报名参加，后因故未能成行，几位朋友去参加会议，有幸见到了霍金以及纳什）。虽然霍金最引人关注的特点是身残志坚，但国人广泛认识他是从《时间简史》开始的。1985年他初次来中国时，《时间简史》尚未出版，行程几乎悄无声息。但当他第二次来中国，《时间简史》已在全世界畅销很久，霍金早已名满全球。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科学和科学家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在1985年还是相当高的，而霍金后两次来中国时，就稍微低一点了（这也是一个必然过程，1980年代“文*革”结束不久，大家比较讲精神、谈理想，后来人们就比较讲求物质，我相信物极必反，所以不会无限地物质下去）。这也可以解释为某种“超前”效应：今天科学和科学家地位的抬升，有霍金做出的贡献（科学启蒙要从娃娃抓起嘛，当年听霍金演讲的很多是中小学生，现在他们中的不少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当然也必须看到，要保持这一地位，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寄希望于霍金一人显然也是不切实际甚至荒唐的。

中国人对待科学乃至科学家的情愫确实异常复杂。在古代，几乎没什么科学概念或理论，主要是一些实用技术。近代开始，科学和科学家的地位就像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清朝时期，很多人对科学技术压根就瞧不上。五四时期国难当头，科学的地位变得很高，几十年后急转直下，不少科学家被视为“反动权威”“白专”遭到批斗（当然军事工业还是受到重视）。接着迎来“科学的春天”，科学家又被拔到极高地位，陈景润是我们那代人所知的第一位（很可能也是不少人听说过的唯一一位）数学家。而后呢，又有所下降。1980年代学校里谈理想，几乎人人想当科学家，2000年后则不足两成。只是到了最近，由于量子物理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进展得到商界大佬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科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又有上升。

西方在对待科学的观念上也有起起落落，但周期很长，而且和我们的情形不同——至少在古代。古希腊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举起科学大旗的文明，主要是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人的作用（其他古代文明即使有科学技术，绝大多数也早就失传或进博物馆了，但古希腊包括科学在内的思想则不然——这就是雅斯贝尔斯说的“轴心时代”——不仅指在当时很出名，而且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但是后来罗马以及中世纪的欧洲是另一族人的天下，想法和观念本来就不同，他们不待见科学也属正常。之后就是文艺复兴，柏拉图的主义获得“新生”，柏拉图主义当然是极庞大的思想体系，主要观点是一种精英主义治国论，科学家是典型的精英，所以科学的地位空前地高，还产生了科学主义。直到20世纪，由于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原因，科学技术尤其是科学主义受到了冲击。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现代乃至后现代，西方文明基本上没有断裂，所以严格地说，他们对科学的态度只有两次转变，而我们的文明从来就没有断过，对待科学和科学家的主流态度在短短一百多年内竟然有了三次（细分达五次）变化。

当然，所有的转变往往以第一次、第二次的幅度为最大，之后的振幅就比较小。最近数十年西方文化界对科学技术的批判，远不能（也不该）把科学和科学家“怎么样”：诺贝尔奖照发不误，没有一个科学家遭到布鲁诺的厄运。我们也是，从1980年代科学的春天，到后来科学、科学家遭到一点冷落，以及现在的回升，毕竟不算大起大落，用股票的语言说，就是小幅回落（所以粗分下我们的后三次其实也可以合并为一次）。在五次细分式转变中，我本人经历的就有三次。

下面略微详细地谈一下这几次变化的一些特点。

明星科学家简史

历史往往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然后慢慢回归正常化；当达到另一个极端时，仍不能完全消除前一个极端的影响。比如我国科学家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一下子从臭老九变成香饽饽，地位是反弹了，但俗话说无知者无畏，陈景润走红的年代，过去遗留下来的盲目自信就暴露出来，一大群民科在只有初中甚至小学学历的情况下，个个跃跃欲试，钻研哥德巴赫猜想或尺规作图难题，屡败屡战。有的人宣称自己解决了什么猜想，有的则宣称爱因斯坦、陈景润是错误的（尽管不会再从政治上打压了，但从科学上“批他们错了”还是有的），打扰陈景润们的为数不少。其实不止民科，即使直到1980年代，科学家传记里还要塞进大量现代中国科学家的名字，与牛顿、达尔文等并列。苏联也有这个“毛病”——我翻过他们写的科学家传记，本国科学家至少要占一半。

民科们只知道现代科学最熟悉的几个概念，健在的科学家中，也只知道“明星科学家”。在中国，明星科学家大概出现于1980年代，也就是我读中小学时，这是时代的需要和必然。在通讯、媒体无比发达的今天，通过自身宣传及别人包装，使得自己的言行（无论是否与自己的本行有关）为大众所熟知的科学家，就是明星科学家，它是我们处在海量信息中的时代特有的现象。

中国第一个明星科学家应该就是陈景润吧（重新入中国籍的杨振宁算是今天的明星科学家）。陈景润身处两个时代，后一时代是一个转型期，转变是根本的，但仍留下前时代的烙印。人们形容陈景润有着“丑小鸭”般的经历。在国外，霍金不是第一个明星科学家，费曼也可以算是，甚至爱因斯坦也已经开始有了明星科学家的味道。明星科学家本身至少是杰出科学家，肚子里没货色，靠瞎吹只能骗不懂科学的人，骗不了行家，嘚瑟不久。

不得不承认，在巨量信息中，明星科学家起到了指明方向的作用（比如一看到熟悉的科学家新作，我就会毫不犹豫去买），甚至会鼓舞学生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霍金的成就不亚于陈景润，残疾程度又甚于张海迪（陈景润身体也不好），他不成为国际级明星科学家才怪。生物学家道金斯、威尔逊等都算是明星科学家，霍金则是最出名、最典型的一位。绝大多数名人去世时，一般都是寿终正寝，且已离开公众视线很久，所以大家看到报道时不会有多少感觉，霍金的情形比较特殊，因为他的身残志坚，所以他的离去不像一次平常的死亡，而是一种象征性的、励志精神的消逝，引起很多人内心的触动。

然而，也正是作为明星科学家一哥的身份，霍金也常被拿来做比较，并引发一些新老问题的讨论：一是霍金与其他科学大师的比较；一是实用技术和目前看上去没什么用的理论的比较；还有就是明星与科学家的比较。我管它们叫“三大比较”。本节阐述前两个比较，最后一个放在后面一节。

在历史上，科学家一般分为三类（或三个级别），它们呈包含关系：

公众科学家，就是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写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人物，不超过十个，这些人不仅开创了学科的方向，而且开创了时代，影响力远超科学范围，与文化、宗教等也有密切关系。在今天，公众科学家基本上已经“绝迹”。

伟大科学家，公众科学家也在此列，此外如拉瓦锡、开普勒、麦克斯韦、高斯、玻尔等，才智不低于公众科学家，由于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进步，享有显赫地位，但影响基本未超出科学范围，知名度明显减小。伟大科学家在今天也非常稀少。

杰出科学家，其实也包含上面两类，主要是一般的诺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或名校院士、博导等，才智也未必低于上述两类，但因历史机遇等因素，没有机会发现新的矿藏，只能下功夫去挖掘，做出深入的成果。媒体关注度较小。

此外，衡量一个科学家，存在直接影响力、衍生影响力、个人学术功力的综合评价。欧几里得、牛顿的直接影响力高于达尔文（以学校学习内容为准）。达尔文的衍生影响力很大，明显超出欧拉、高斯，但在个人学术功力上，高斯、欧拉应该不亚于任何其他人。

霍金在理论物理方面的成就是第一流的，但也不是说他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爱因斯坦、牛顿身处科学革命时期，有他们的幸运之处。所以拿霍金跟他们比较不是特别合适，应该把霍金与同时代的科学家相比。同时代的科学家甚至同时代的理论物理学家中，有不少成就不在霍金之下，不要说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得主，就是那些年轻的访问学者也不是“吃素的”。但是媒体不会去青睐他们，他们没有什么“传奇”可言。

霍金一生的言行和传奇，完全符合他作为明星科学家的特征。至于他在人工智能、温室效应等方面的言论受重视，是一种光环效应。霍金在这方面的警告没什么特别过人的见解，但名人说话自有媒体在乎，甚至有很多话是别人说了算他头上的。

至于理论和实用，也不能做简单的比较。比如核磁共振技术，这项技术获得了好几项诺奖，你说重要不重要？医学重要还是霍金理论重要？显然，至少在目前，我们可以没有霍金理论，但不能没有医学！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医学主要解决的是人的寿命和健康问题，但人活着决不仅仅是为了健康地活着，人有多方面的精神追求。霍金等人的宇宙学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对于提升人类的见识和精神意义深远，这又是核磁共振技术所不能做到的了，毕竟，任何一件发明或发现都不可能承担一切价值。

媚雅：高于文化消费

在今天，打扰霍金的人肯定不多。

与陈景润相比，霍金在人们心目中又是什么位置呢？我的回答是，当然远高于知识分子“臭老九”时代的陈景润，但未必比得过“科学春天”的陈景润。

不过，这仍是进步。

霍金在中国红起来的时候，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开始发展之时，接受他的主体是65后至90后，他们脑子里没有批斗、打倒这类概念。此外，自65后开始的一两代人受的教育比较好，所以少有动不动就跃跃欲试的民科挑战霍金。相比之下宣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或成功三等分任意角、发明永动机等多了去了，闹了大笑话还不自知。

霍金的畅销书“打了头阵”。不可否认，霍金能够历史留名主要还是靠他的成就，其次是励志的精神，最后才是科普书，但在普通人心目中这个顺序恰好相反：先是看了科普书，再是了解到他残疾，最后才是成就（大多数人搞不清楚）。

但这并不意味着霍金能够像陈景润一样，成为大家的榜样（尽管这种榜样有负作用——无视差距，生产民科），然而，这说明社会已经开始离开另一个极端了，恰恰是一种进步。

自由社会既然以消费为主体，尽管比“批斗”“打倒”要好多了，但从消费的角度看，也不大可能太尊敬消费对象（现代人自恋着呢！）。但人家霍金有成就摆在那里啊！于是，有人就造了“媚雅”一词，跟媚俗相反。当然在今天，消费总是基础，其他科学家既然没有被消费的可能，也就失去了被集体媚雅的基础（但被少数人尊崇还是可能的）。

“文化消费”的概念大家不陌生，于丹就是典型。霍金的情形不同，他是真正的学问家，但《时间简史》走的是完全的市场路线。霍金的名气和影响力、收入都大大超出那些水平不亚于他的科学家，但我想其他人也不大会妒忌的。霍金使得科学更受关注，有什么不好？霍金的成就究竟有多大，由时间来决定最公正，这也算是一种“历史决定论”。

霍金虽不是人们膜拜的神，但也是大家集体媚雅的明星科学家，比起陈景润，大家尊重他不在霍金之下，但对其专业又往往太不尊重了。此时有人跳出来说了，干吗媚雅呢？一窍不通却在那里瞎起哄！自己去搞懂霍金理论，就是对霍金最大的尊敬。这话说得过了，至少在今天，霍金的学术水平和一般公众的差距之大是难以改变的。达到“精神共富”得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高度发展后，目前是肯定没有办法的。就这一点来说，那些不懂物理学却喜欢《时间简史》、认为霍金跟爱因斯坦一样伟大的人的媚雅，是可以理解的。

《时间简史》的可读性还是比较强的，相比之下，科学元典丛书才真叫读不下去，但这书也卖得挺好。我对“买书就是要读”这句话不是百分百地赞成。在经济能力允许的前提下可以买少许看大不懂的书放在家里供着，这就是媚雅。你可以说媚雅是一种虚荣心作怪，也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化消费，但另一方面，它比批斗、打倒要好很多，媚雅至少承认自己同专家的差距，比纯文化消费也要高一点。

当我们批斗、打倒一个人的时候，肯定是采取俯视的姿势；科学的春天发生“反弹”——近乎直角的仰视；文化消费呢，基本处于平视的姿势；而媚雅呢，带有一点角度的仰视。人们对于大科学家的态度总体上是越发正确，但仍有欠缺。

不过，我们如今也就只能走到媚雅这一步了！霍金的离去，就像博尔特离开了田径赛场，科技界很长一段时间将有些沉寂，除非又迎来一次革命性突破，或者出现一位传奇人物。

西方的学院派和市场其实也一直存在对立。无论《哈利·波特》怎么大卖，罗琳这辈子估计甭想得诺奖，如果能得早就得了。问题在于，人家的这种对立似乎保持着比较好的张力。我们国家因为穷了几千年，一旦开放，很多思想观念都不成熟，因此就会出现一边愤世嫉俗、一边媚俗等比较极端的心态。陈景润广为人知后，也有两种极端的声音，一种是把他捧上天，说他刻苦钻研，为国争光；一种是笑他傻，不懂生活，只会研究毫无用处的数学题。现在的情形好多了，大家都比较宽容，几乎没有人盯着问霍金的理论“有什么用”

特别有意思的是，科学大牛的价值观竟然感染了一些看上去三观似乎完全背道而驰的企业家，如稻盛和夫、邵逸夫、扎克伯格、米尔纳、马云、马化腾、任正非等，他们不惜出重金任用、奖励科学家，包括霍金在内。这正体现了企业家的眼光和见识，他们也看出市场的缺陷——难以对原创性科学成就进行评价。有人可能会说，那些企业家奖励科学家，不也是希望更多的科学成就更好地转化为商业价值，话虽有理，但是别忘了，有很多大奖是奖给纯理论研究的。

其实，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崇或忽视，以及学院派和市场的矛盾，都来源于西方。中国在传统意义上并没有科学家，有的是能工巧匠，不可能得到尊崇；此外，也没有成熟的市场。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说，科学家的日子过得不如明星，有人不满意，对具体个体来说是理性的缺乏，对社会总体来说却不无意义。对于远离市场、没有得到好处的人，抱怨是必然的，不抱怨倒反而有点不正常了。如果一个人发自情绪的抱怨，在理智上又能坦然接受，这不是不可以，但有点奇怪。

所幸市场并没有彻底吞没学院派和文化人，而是保持了必要张力，给了他们生存的空间。不过就总体来说，市场的力量还是太大（市场的“弄潮儿”企业家奖励纯理论科学家，看上去正是跟市场规律背道而驰的做法），人们努力的效果还是不够的。如果市场一统天下，物质化内卷化严重，那么霍金只能被文化消费。媚雅也许可以看成是市场和精神文化价值冲突、整合的结果。

霍金热离基础科学普遍受重视还有多远？

近30年来，霍金一直很热，但霍金热就真能说明基础科学受到重视吗？

比较合理的回答是：不太能，但热比不热好，媚雅比不媚雅好，比纯文化消费好。如果要展望未来，就必须认识媚雅的不足了。

霍金去世后，看看都是哪些人跳出来公开哀悼：企业界、技术界、媒体，可是数学和物理学界呢？相对沉默。人家只是把霍金看成是当代杰出物理学家的一员。而在中国这样曾经盛行崇拜的国度，较易引起大家的“狂哀”。在欧美国家，即便诺奖得主平时也没多少人搭理，一到中国就被捧上天。不过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目前诺奖太少，以后也会变得越来越理性的。

目前，我们仍需要明星科学家——如果有比没有好的话。相比耍嘴皮子和写作的，世上许多发明家都是默默无闻的，但他们或许更为重要，我们在享受生活便利的同时，得时常怀有感恩之心。我们需要霍金，更需要千百个健康的霍金以及更多的宣传。

如果说爱因斯坦是现代科学家的代表，那么霍金就是当代科学家、后现代科学家的代表。60后70后们总觉得爱因斯坦真有思想，但世界终究只是集中于接受他的科学成就，没怎么理会他的社会理想，这必有深刻原因。爱因斯坦的价值观也许坐了柏拉图主义的“末班车”（至少他知道自己当不了政治家）？柏拉图在今天的处境跟孔夫子有点像，人们已将其从神坛上请下，甚至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他，另一方面，他的影响力其实还不小，甚至可能永不消失。具体地说，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世界大战就是围绕着包括精英主义在内的一场决战，此后世界进入后现代主义。科学技术依然发达，但柏拉图主义失宠了。也许还要过50年、100年，我们才能看清这场深刻的变革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中人工智能是最大的变数。

当我第一次知道霍金晚年关心人工智能时颇感奇怪，我想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人工智能不是霍金的专业，霍金也无须依靠人工智能来蹭热度，那霍金是为了什么呢？也许这样一个回答是比较贴切的：霍金是一位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学者。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十分合适，那就是“文化自觉”，这是每个时代大科学家的思考方式中从来就隐含着的一种基因。

我也相信，这次不一样——科学家和基础科学再次受到重视，但那一定不是我们1980年代的样子，也不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样子。虽说媚雅仍有不足，那比它还要好的状态是什么呢？这个我实在想不出来，只能留给未来去回答。真的，当我一想到未来时，因为一无所知，总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有点困惑，但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