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大是谁的？”

“深大是国家的，但是不对外。”

“我们是纳税人，为什么不让进？”……

一则游客与保安对峙于深圳大学校门的视频，近日被传到网上，引发了网友关于校园开放的热议。5月6日，深圳大学迅速调整了校园开放的政策，校外人员凭身份证登记，可直接进入校园，不再需要预约。

当下，还有更多“不让进”的场面在全国高校继续。部分重新开放校园的高校仅允许访客凭校友卡、校外人员凭预约入校，大部分市民仍被“拒之门外”。正是利用这一“有门槛”的开放，一门“生意”悄然在“五一”期间兴起，一些大学生兼职做校园导游，赚够了一个月的生活费。

这种“被动式”的开放尴尬了谁？

“你报备了吗？没有报备不得入校。”校门口，疫情前还不曾比比皆是的铁闸机，以及保安大声的提醒，再一次拦住了北京市民张黎的去路。

“一场疫情让大学校门比从前更难‘打开’了。”张黎印象中，预约式入校原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热门打卡高校的专属，而疫情期间因封闭式管理，几乎成了所有高校的标配。

欣赏夏花绚烂、秋叶静美，不时到校园散步、借道穿行、打球，偶尔蹭个讲座……张黎回味着疫情前自由入校的美好。“都说国外大学不设围墙，我盼望着国内大学先把铁闸机移除了。”

他的需求代表了许多市民朴素的愿望。

在一项调查中，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教授汪德根等人发现，市民进入校园的目的主要是借道穿行，占比32%；其次是欣赏校园风光，占比24%；再次是休闲/娱乐/运动，占比22%，其他原因占比22%。

以公共财政运营的大学本身就有开放属性。1993年，北京大学推倒了南门外长达600米的围墙，建起2.5万平方米的商业街，由此成为国内最早拆围墙的高校。但很快，出于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国内大学拆围墙的行为很快被制止。

久而久之，国外大学的“不设围墙”成了很多人的“诗和远方”。如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采取“无墙”设计，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则修建为“无门”大学。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国外多数高校其实是‘半开放’，即仅对公众开放体育馆、博物馆、音乐厅及历史遗迹等，核心区域的教学楼、宿舍等并不对外开放，只是限时开放或节假日开放”。南京晓庄学院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教授段继业指出，比如哈佛大学为了营造安静的教学环境，一般只在周末组织人们参观校园。

在我国，当下校园开放最大的问题是管理不便及安全隐患。此前，武汉大学的樱花惨遭游客摇树、湖南农业大学的科研玉米被偷摘，暨南大学发生过社会人员殴打学生的事件。

然而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再次开放校园成为大势所趋。在段继业看来，如果大学下定决心做“有组织开放”设计，如限时开放、节假日开放、划定区域开放等，管理不便的问题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 

至于安全隐患问题，在捐资百亿元创办福耀科技大学的知名企业家曹德旺看来，大学生已成年，可以保护自己，应该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每名学生，大学中甚至“保安也不用过多”。

回过头看，真正的大学开放就是赏花、停车、看剧、打球吗？“显然不是。”在段继业眼中，大学开放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学师生“走出去”，服务周边社区，另一方面是大学“开门”，让公众“走进来”。“因为某些管理问题，后者比前者更难以实现。”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特别副研究员王青指出，物理空间的开放只是大学开放的表象或结果，而非最核心内容。“真正的大学开放应包括两层含义——大学不再垄断知识的生产权、评估权，而是与外界共同创造知识；大学与社区是对等、互惠的开放关系，双方互有责权。”

如果看到国外高校不设围墙、自由进出，便认为拆围墙就是实现了大学开放，这无异于寓言故事中“吃了第6个烧饼饱了，就认为前5个不用吃”。

事实上，大学开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结果是经由反复冲突才达成的共识。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贯主张做一名好邻居和有价值的社区成员。为此，该校还成立了社区关系办公室。有意思的是，周边居民曾因本科生太吵上诉至法院，导致该校去年的扩招计划失败。

英国牛津大学14世纪曾爆发“城市与长袍”运动，大学与市民的冲突一度紧张。直到19世纪中叶，牛津地区经济发展，双方才走向和谐。也正因如此，大学与社区重新审视二者关系，并走向开放与包容的共生。在合作中，牛津大学积极促进学习型社区的形成，应对区域性问题和挑战，最终使牛津成为了“欧洲创新之都”。

如何解决开放中大学与社区的冲突？从国外高校经验看，“要建立大学与社区互惠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共同创造知识，而非主体与从属关系。”王青指出。

比如，美国缅因大学协助缅因州 Wabanaki部落研究社区治理森林环境问题，教授、学生以及社区专业人员共同参与。问题被解决后，缅因大学形成了相关课程，供大学生以及社区居民、待业人员学习。“大学教学融入社区活动中，对大学生进行品格和公民教育；社区居民学习到如何以科学范式解决切实问题，而非依赖科研人员提供直接服务。两者最终走向了和谐共生。”王青说。

然而，由于国内对于“大学开放”的狭隘理解，导致大学与社区共生并不被重视。“大学开放被狭隘地理解为物理空间开放，社会服务被狭隘地理解为科研成果转化。”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谈毅认为，服务地方经济和校园开放分属于校地合作办公室、保卫处或校园管理办公室。校园开放由保卫处或校园管理办公室负责，其职责决定了它对校园的安全和管理更为上心。

然而，“一流大学建设更多强调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甚至将其完全等同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作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环，服务周边社区极易被忽略”。王青说。

当然，大学开放的背后还涉及大学定位，这决定了它究竟是面向社会，还是面向特定对象开放。

目前，国内大学在逐渐剥离继续教育职能，转由开放大学、老年大学完成终身教育任务。在效率层面，这种行为可以理解。但越来越多的大学意识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终身教育将是常态。“高等教育应成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主动承担培养公民的使命。”王青强调。 

在我国，上海市是大学与社区联动最先觉悟的城市。

2003年，上海市杨浦区提出“三区联动”——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三方融合互动，推进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然而在落地过程中，“三区联动”却演化为大学校区、科技园区的“两区联动”，公共社区游离于体系外。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社区没有成为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仅被作为房地产开发的需要列入其中。 

尽管“三区联动”未能成功，但另一个大学与社区联动的项目却进入了公众视野。

2006年，在上海市科委的推动下，我国首家“科学商店”落户华东师范大学。该机构设有理财咨询、儿童发展与教养、绿色生活服务等九个部门，以菜单式、订单式形式服务周边居民。

科学商店首创于上世纪70年代，是当时的欧盟学生运动中，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学生在社区建立的帮助居民解决科学问题的组织，后发展至欧盟以及美国、以色列、南非、韩国等地。

在上海，上海海洋大学、东华大学、同济大学等十余所高校把科学商店开在乡镇、街道、中学，先后成立了百余家门店，并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如华东师范大学的心理健康咨询、上海海洋大学的食品安全检测、上海交通大学的农业咨询等。

曾有居民对媒体表示，过去想解决科学问题，摸不着大学办公室的大门。如今，大学在街道设门店，有问题找到科学商店就能解决。

然而10年后，一度“生意兴隆”的科学商店还是逐渐归于沉寂。谈毅总结了其中的经验与教训。

公众到底应不应该参与科学决策？在该问题上，公众往往被默认为对科学是无知的。上世纪90年代，欧美遇到的很多科学问题不限于科学层面，还涉及社会问题。如某地要建对二甲苯（PX）化工项目，需要多方利益共同参与，而不只是学者提出、政府支持，公众声音被埋没。“弥合学者与公众的知识鸿沟，这是科学商店存在的一重意义。”谈毅说。

谈毅认为，项目制是上海科学商店能坚持10年的原因，也是最后走向沉寂的原因。“一旦项目结束、没有接续，便会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

“科学商店满足了大学的人格养成和社会服务功能的需要，但没有有效连接科研。”谈毅曾对参与科学商店运作的35名专业教师进行调查，其中88.6%的教师认为参与该活动与自身科研无直接联系。

事实上，“议题的设定是影响科学商店开设效果的重要因素”。谈毅说，不同于荷兰以研究者为主导，我国科学商店在发展中走向了大学生科普、志愿活动。没有科学问题，教师不会主动走向社区，让学生自己发现有价值的科学问题相对困难。

对此，谈毅提出，大学与社区之间需要引入第三方力量，帮助发现、整理有社会需求的科学问题，如社团组织、“专业”公众。“科学商店需要为参与的大学生提供专业引导，而不能仅靠高校学生工作负责人或思政教师。”

时至今日，类似这样的大学与社区融合在国内是否有生存土壤，会不会水土不服？

一两次失败并不代表全部。在与上海相隔300多公里的南京，段继业在“服务性学习”上迈出坚定的步伐。

服务性学习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方法，它将学业、学习和社区服务有机结合在一起，几十年来迅速发展。

为什么要选择社区开展服务性学习？在段继业看来，当下大学与社区的融合显得更加重要。“特别在疫情期间，学生不能出校门，对于一墙之隔的外界不了解，甚至没兴趣了解，只是盯着手机、电脑获知外界信息。进社区服务是他们人格成长、认识社会的重要一步。”

“学生去政府部门、企业实习有较多限制，在社区进行简单的志愿者服务又容易形式化、表面化。”考虑到这些，十一二年前，段继业将社工专业的大二学生派往社区担任社区主任助理，从事实习工作直到毕业。

8年前，他们迎来了一个机遇——南京公布了一系列公益创投项目。项目菜单罗列了资助范围，如为老人提供康复服务、救助困境中的年轻人、帮扶留守人员等，供法人机构竞标，市、区、街道分别拿出经费支持。为此，他们还成立了3个法人机构，并建立了12个社会工作站。

南京晓庄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李嘉睿就是当初被派往社会工作站的一名学生。她加入了七彩童年儿童绘画艺术治疗项目。“我们通过小朋友的画进行心理分析，比如他们不画窗户、门，可能暴露了内心拒绝交流的想法。之后我们再对症治疗。”如今，李嘉睿与人聊天充满了自信，“我最大的收获是能和他人快速建立联系，不只是沟通技能提升，更重要的是能迅速建立同理心。”

十多年间，他们通过南京市民政局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培训大批南京社区工作者，“不少社区工作者第一次系统接受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学习”。教师科研也收获颇丰，先后出版多项研究成果。

小环境下成功的原因在于学科带头人对教师和学生十年如一日服务社区的要求。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南京晓庄学院本身的定位——该校创始人陶行知作为我国社会教育运动的最早创始人之一，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以及近年来将社会服务纳入教师评价机制的变革。

“社会上一直在呼吁工科人才培养要重视实践，其实文科生同样有强烈的实践需求，而服务性学习是最好的载体之一。”段继业补充道，“它适用于几乎所有的文科、艺术、体育专业，通过实践，新闻专业的师生可以借作品反映社会问题，体育专业的师生可以服务居民健身等。”

虽然上海的两次探索均未能成功，但谈毅仍坚信科学商店对大学开放的意义。“如果把大学开放等同于进校赏花、打球及拆围墙，就会陷入浅层次的理解中。大学开放更应考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进行知识传递、知识溢出，思考怎样做科研。”

上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吉本斯提出重视在广阔应用场景下产生的知识。但在我国，“很多教师熟知海外大学的情况，却从未踏足校门外1公里内的社区”。段继业坦言。

无论是科学商店还是服务性学习，其部分功能都可以在很多地方找到“影子”， 比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以下简称大创）。

王青表示，大创的选题多来自社会需求，但其项目在提高公民素养的功能上相对欠缺，更多是在育人上发挥作用。而且，许多大创项目仅为比赛而生，真实创业有限，随比赛结束而结束。

在国家的重视下，科普的吸引力在迅速提升。然而在科学商店的事例中，大学与社区的互动最终走向科普、志愿者活动，难以调动专业教师服务的积极性。“这提示后来者不要狭隘地理解社会服务，要重视社会服务在评价中的权重，创新机制鼓励教师进入。”谈毅说。

无论是科学商店还是服务性学习，都可以在劳动教育、通识教育中找到“走得更远”的希望。

对于“项目停止就关张”的现象，段继业同样担忧。近年来，劳动教育被纳入中小学、大学教育的基本内容，而非采取项目制，且一些大学将实践教育纳入劳动教育范畴，让他看到了服务性学习进入的可能。

谈毅对通识教育做了反思，一些高校的通识教育变味为琴棋书画。真正更有深度、带有专业特色的通识教育可以在课程形式和课程设计上与科学商店的模式对接。

“相比高校育人，公民素养提升更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段继业坦言，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没有自下而上的大学开放探索，拆除“大学围墙”只会更加艰难。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报”，《中国科学报》 (2023-05-09 第4版 高教聚焦 原标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