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Rrain Hare，Vanessa Woods

翻译 | 喻柏雅

合作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生存的关键，因为它增加了我们的进化适合度。但在有些时候，“适合度”成了身体适合度的同义词。个中逻辑是，在野外，你体格越大，越愿意战斗，别的动物就越不会招惹你，你就会变得越成功。你可以垄断最好的食物，找到最具吸引力的配偶，拥有最多的后代。可以说，没有哪个关于人性的民间理论造成的伤害或者说是错误比"适者生存"更大。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它一直是社会运动、企业重组和自由市场极端观点的基础。它被用于论证废除政府，判定一群人是劣等人，然后对由此引发的残酷行径进行辩护 。然而对达尔文和现代生物学家来说，"适者生存"的所指非常特定——生存并留下可生育的后代的能力。它的含义不会超出这个范畴。

在186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第五版出版前后，强者和狠人将生存下去而弱者会灭亡的观点已经在人们的集体意识中得到巩固，于是他在书中写道，作为“自然选择”一词的替代，“‘适者生存'更准确，而且有时两者同等好用”。

达尔文一直对他在自然界观察到的友善和合作现象印象深刻，他写道:“那些包含最多最具同情心的成员的群体，最是兴旺，会养育数量最多的后代。”他和许多追随他的生物学家都记录了，在进化游戏中获胜的理想方式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友善度，从而使合作蓬勃开展。

存在于大众想象中的“适者生存”的观念可以变成一种可怕的生存策略。研究表明，成为最大、最强壮、最卑鄙的动物会使你终生承受应激。社会应激会消耗你身体的能量预算，削弱你的免疫系统，减少你的后代数景。攻击性也是有代价的，因为打斗会增加你受伤甚至死亡的概率。这种适合度能换来最高地位，但也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肮脏、野蛮和短暂”。友善度可以大致定义为某种有意或无意的合作，或对他者的积极行为。友善度之所以在自然界非常普遍，是因为它极具威力。在人与人之间，它可以简单到接近某人并希望进行社交互动，也可以复杂到为了合作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读懂别人的心思。

友善度是一种古老的策略。多少亿年前，线粒体是自由漂浮着的细菌，直到它们进入更大的细胞中。线粒体和更大的细胞联合起来，成为动物体内为细胞功能提供动力的电池。你的微生物组使你的身体能够消化食物、制造维生素和发育器官，它是微生物和你的身体之间以类似的互利伙伴关系发展而成的结果。有花植物比大多数植物出现得晚，但它们与授粉昆虫的互利关系让它们进化得非常成功，现在正主导着地表的景观。蚂蚁的总重量最据估计相当于地球上所有其他陆地动物的1/5，它们可以形成由多达5000万个个体组成的超个体，并作为一个社会单位运行。

让我们能够在其他人类走向灭绝之际发展壮大的，是一种认知上的超能力：一种名为合作性交流的特定类型的友善度。我们是与其他人（即使是陌生人）合作的专家。我们可以与素不相识的人就一个共同的目标注行交流，并合作达成这个目标。正如你所预料的，黑猩猩的认知能力在很多方面都与人类一样复杂。然而，尽管黑猩猩和我们非常相似，它们却很难理解交流是为了帮助它们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这意味着，尽管黑猩猩很聪明，但它们几乎没有能力使它们相互间的行为同步，对不同角色进行协调，传递它们的创新成果，甚至无法做出除了一些基本请求之外的交流。我们在会走路或说话之前就发展好了所有这些技能，它们是通往复杂的社会和文化世界的入口。它们使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思想插入他人的思想中，继承历代积累下来的知识。它们是包括复杂语言在内的所有形式的文化和学习的基础，正是这些有文化的人类的密集群体发明了高级的技术。智人之所以能够在其他聪明的人类物种做不到的地方发展壮大，是因为我们擅长一种特定的合作。

我一开始研究动物时，非常专注于社会性竞争，我从未想过动物乃至我们自己的交流或友善度可能对认知进化很重要。我认为操纵或欺骗技能的提高可以解释动物的进化适合度。但我发现，仅仅变得更聪明是不够的。情绪在我们发现有价值、有吸引力、令人痛苦或令人厌恶的事物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对解决某些问题的偏好与我们的计算能力一样，在塑造我们的认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那些最为复杂的社会认识、记忆和策略，只有跟向他人合作交流的能力进行配对之后，才会促进创新。

这种友善度是通过自我驯化进化而来的。

驯化不仅仅是人类选择哪种动物用于繁殖这一人工选择的结果，它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后一种情况下，选择的压力在于友善度，对同类或者其他物种的友善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驯化。自我驯化给了我们在其他人类走向灭绝之际延续下去所需的友善优势。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我们自己身上，在狗身上，以及在我们最亲近的表亲倭黑猩猩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随着人类变得更加友善，我们能够从像尼安德特人那样生活在10~15人的小群中转变为生活在100人或更多人的大群中。即使没有更大的大脑，我们更大的且协调性更好的群体也很容易胜过其他人类物种。我们对他人的体察使我们能够以越来越复杂的方式进行合作和交流，使我们的文化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迅速地创新并分享这些创新。其他人类物种可没戏。

对友善度的选择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社会类别，一个其他动物没有的类别一一群体内的陌生人。这个类别是由催产素引发和维持的，这种激素在婴儿出生时大量涌入母亲体内。有了催产素，即使隔着一定距离，我们也能对一个正在靠近、看着和我们一样的陌生人感到亲切。也许他们的身体上画着特定的赭石图案，或者戴着我们海岸线上的贝壳制成的项链。当他们靠近到足以握住我们的手时，目光接触会让我们双方都释放另一道催产素脉冲。我们会减少恐惧感，增加信任与合作。再加上我们与所有人类物种共事的非凡自我控制水平，我们可以权衡合作带来的好处。我们能够更好地思考我们行动的后果。

人类在8万年前的自我驯化引发了我们在化石记录中看到的人口增长和技术革命。友善度通过其他人类物种无法做到的方式将创新者群体联系在一起，从而推动了这场技术革命。自我驯化给了我们一种超能力，在进化尺度上一眨眼的时间里，我们占领了这个世界。

其他所有人类物种则一个接一个地灭绝了。

我们对陌生人表示友善的能力不断增强。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暴力水平已经稳步下降。尤瓦尔·赫拉利写道：“丛林法则即使没有被废除，也终于被打破了……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可能发生战争。”

对此我们要感谢人类的自我驯化。群体内陌生人的概念使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爱扩展到那些我们从未见过的人身上。这种大家庭的概念帮助我们在过去取得成功，也是我们未来的巨大希望。随着我们人口的增长和更多资源的使用，我们必须不断扩大我们的信任圈，以图发展壮大。

然而，这种对我们自己的乐观看法与我们仍在对彼此造成的苦难和伤害存在矛盾。我们的心理理论赋予我们独特的同情能力，但有时它似乎不见了。

我们知道人类的自我驯化如何解释了我们身上最好的品质，但它是否也解释了最坏的品质?我们如何调和我们独特的友善度与我们表现出残忍的能力?

当两群人感到彼此的威胁时，两个群体的黑暗面就会被打开。更强大的那个群体会发起攻击，就像胡图人攻击巴尼亚穆伦格人一样，被攻击的群体则会进行报复。自我驯化指出了我们最坏的攻击形式的起源。

作为自我驯化的结果，狗和倭黑猩猩变得更加友善，但这两个物种也都进化出了新的攻击形式，来对付那些威胁它们家庭的动物或人。狗对靠近它们人类家园的陌生人发出攻击性的吠叫。雌性倭黑猩猩的保护性母亲风格以及雌性之间的联结导致她们对雄性的攻击性比雌性黑猩猩更强。我们猜想这些攻击性的增加出现在自我驯化过程中，是催产素系统变化的结果。

由于催产素似乎对亲代抚育行为至关重要，它有时被称为拥抱激素。不过我更愿意称它为熊妈妈激素。当母亲生下孩子时，催产素会涌入她体内，而当有人威胁婴儿时，让她感到愤怒的同样是催产素。例如，给仓鼠母亲提供额外的催产素，它们就更有可能攻击和撕咬有威胁的雄鼠。催产素也参与相关形式的雄性攻击行为。当雄性大鼠与它的配偶联结时，可利用的催产素会增加。它对配偶更加关心，但也更有可能攻击威胁配偶的陌生大鼠。社会联结、催产素和攻击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哺乳动物中都可以看到。这意味着北极熊妈妈最有爱的时刻一一当它和它的幼崽在一起时一一也是它表现得最危险的时刻。对其幼崽的威胁，即便是无意的，也会让它变身梦魇中才会出现的家伙。它对幼崽的爱使它愿意以死来保护它们。

由于我们的物种是通过自我驯化塑造的，我们友善度的增加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攻击形式。在人脑的生长过程中，血清素的利用度较高，这增加了催产素对我们行为的影响。群体成员有能力相互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结非常紧密，感觉就像家人一样。随着大脑心理理论网络的连接在发育早期的细微变化，照顾行为的范围扩展到了直系亲属以外的各种社会伙伴。随着这种新增的对他人的关心，人们变得愿意用暴力保护跟自己不相干的群体成员甚至是群体内的陌生人。当我们更强烈爱着的人受到威胁时，我们会变得更暴力。

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是人们偏爱自己群体的成员。我们在对来自敌对群体的陌生人做出反应时，会变得非常排外，特别是在冲突时期，而且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触发这种群体心理。基于几乎任何武断的差异将陌生人分成不同的群体，都会导致对立：给一个群体戴上黄色臂章，而另一个群体不戴；根据人们是蓝眼睛还是褐眼睛将他们分开；数屏幕上闪现的圆点，把一组受试者称作"高估者"，另一组称作“低估者”。

我们偏爱那些更像自己的人，这是不教就会的。我们对最像我们的人的偏爱首先出现在婴儿期。在9个月大时，婴儿更喜欢那些为在某些方面与自己相似的木偶（比如喜欢同样食物的木偶）提供帮助的木偶。他们也更喜欢那些对喜欢不同食物的木偶造成伤害的木偶。当违反规范的那个孩子是外人而不是群体成员时，孩子们更愿意在他们中间执行规范。到6岁时，如果作弊者是外人而不是群体成员，孩于们更愿意付出代价（糖果）来惩罚他。

在1954 年著名的罗伯山洞实验中，穆扎费尔·谢里夫（Muzafer Sherif）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夏令营中一群11 岁的白人男孩随机分成两队。每队的营地辅导员都将另一队描述成一个威胁。在一个星期内，两队男孩互相焚烧对方的队旗，袭击对方的小屋，并制造武器。这种在生命早期出现的将负面特征归于外群体的倾向，被认为是推动从歧视到种族灭绝的各种行为的原因。

社会科学家传统上把这种倾向称作偏见，通常将其定义为对一个群体的负面感受。人类自我驯化假说表明，我们对其他群体做出的最坏的行为不能仅仅解释为对他人的"负面感受"。该假说还表明，对于形成我们独特的心理理论的心理网络，我们已经进化出了抑制它的活动的能力。这使得我们在感到威胁时，能对我们群体之外的人所具有的人性视而不见。这种失明是一种远比偏见更黑暗的力量。由于无法唤起对外人的共情，我们感受不到他们的痛苦。攻击得到允许，人道待遇的规则、规范和道德不再适用。

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该找到证据证明，当我们认为我们的群体受到威胁时，大脑的心理理论网络的活跃性会降低。这种抑制应该与向威胁我们的外人施加痛苦的意愿存在相关性。人们在非人化的倾向性上可能存在差异，非人化的水平可能受到社会化的严意影响，但我们的假设预测，所有人类的大脑都具有非人化的能力。

除倭黑猩猩外，所有现有的大猿家族成员（包括人类）通常都会对同类产生恐惧或攻击性，只因为他们是陌生的同类。除倭黑猩猩外，其他大猿都有杀死陌生同类的记录。我们与其他猿类物种的最后一个共同祖先可能会对陌生同类产生高度恐惧或攻击性。后续进化的所有人类物种都可能具有这种性状。

虽然我们的物种在对陌生人的友善度方面与倭黑猩猩趋同，但在人类中，这种友善度只延伸到某些陌生人身上。我们根据群体身份认同主任判断陌生人的身份。对我们自己群体的爱增加了我们对具有不同身份的陌生人的恐惧和攻击性。

这与我们对狩猎采集者的认识是一致的。在研究人员所调查的每一个狩猎采集者群体中，男人都会先发制人地对外人进行袭击，以保护自己的群体。致命袭击是成年人死亡的首要原因。

虽然"种族灭绝"这个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才出现，但在迦太基和米洛斯就有古代屠杀的记载，在古代的波斯、亚述、以色列、埃及和远东都记录过达到种族灭绝程度的暴行。即便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也容易出现这类暴行。在过去的200年里，除了南极洲，每个大陆都发生过许多大型的种族灭绝事件。

我们研究过的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非人化的证据。社会心理学家努尔·科特利(Nour Kteily) 和他的合作者最近开始利用一幅跨度2500万年的人类进化示意图"进步的行进"做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

“进步的行进”是1965 年受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委托创作的，它是对我们这个物种进化的错误描述，却像“适者生存”一样引起了公众共鸣。这幅图暗示进化是一个线性发展进程，而人类是进化的顶峰一一这两个说法都是错误的。（译者注：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现行的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在2021年重印时删掉了这幅示意图。）尽管这幅示意图所配的文字明确指出事实并非如此，但是编辑F·克拉克·豪厄尔 (F. Clark Howell) 无奈地承认：“图像盖过了文字。它是如此富有感染力。”

尽管这幅图对公众理解进化论造成了损害，但科特利意识到，它可以成为针对非人化的有力测量工具。他把它改名为“人类的前进”量表，并对500 多名美国人进行了调查，向他们提出一个让许多人颇感震惊的问题。首先，他要求172 名美国人（大部分是白人）评估以下陈述: “人们在看起来像人类的程度上存在差异.一些人看起来高度进化，而另一些人看起来与更低等的动物没有区别。使用下面的图片，用滑块标示你认为每个群体的全体成员的平均进化程度。”其中完全进化的人类 (全人) 得分是100分。

他发现他所测试的这群美国人，给一半的族群评分低于全人。美国穆斯林的非人化程度最高，得分比全人低了整整10分。这里报告的任何分数差异都违背了几十年来的生物学研究结论和现代平等淮则。很明显，所有这些不同的群体都是全人，却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看到了并不存在的差异。这种非人化并不是抽象的，将穆斯林非人化的人最有可能准许在中东实施酷刑和无人机袭击。

科特利发现，随着人们对某一特定群体感到更多的威胁，对其非人化的程度也在增加。他在两名美国极端伊斯兰教徒在波士顿马拉松终点线引爆炸弹的之前和之后分别测量了人们对穆斯林的非人化程度，结果发现在袭击发生后，对其非人化程度飙升了将近50%。在英国，一名穆斯林男子杀死一名英国士兵后，也出现了同样的飙升。再一次地，那些最不把穆斯林当人看的人更有可能支持无人机袭击和反恐行动。这两起袭击事件也预测了人们倾向于将单个袭击者的行为概化为全体穆斯林的行为。

常识似乎认为，对资源、声望或其他一些有经济价值的商品的威胁，最有可能鼓励我们对另一个群体进行非人化。也许是不同群体相互竞争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是一个群体在更大社会中的相对地位，使他们或多或少会对另一个群体进行非人化。然而，科特利发现，虽然这些因素可能起作用，但最能够预测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进行非人化的因素，是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被对方非人化了。这被称为相互的非人化。

例如，美国人在谈到一篇虚构的《波士顿环球报》文章《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人被视为动物》(文中提到这个标题是大多数穆斯林的观点)后，对阿拉伯人在"人类的前进"量表上的非人化程度增加了一倍。相互的非人化还影响了冲突群体之间对待和平的态度。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更倾向于支持针对对方群体的惩罚性和反社会政策，因为他们认为对方群体对自己的群体进行了非人化。每一个被研究的族群和文化都呈现相同的模式，即群体感受到威胁导致他们对具有威胁性的群体进行非人化。

当我看到纳伊拉赫作证说伊拉克士兵冲进科威特的一家医院，把早产婴儿从保温箱里扔出来时，我才14 岁。纳伊拉赫只比我大1 岁。在描述自己怎么看到婴儿被丢在冰冷的地板上死去时，她声音都变了。我对科威特一无所知，但纳伊拉赫的话让我感到惊恐。我记得我当时在想：“那些伊拉克士兵是禽兽。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译者注：这起事件的背景是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美国领导发起了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

我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乔治·H.W.布什总统为了推销出兵干预的必要性，在随后的几周内引述了这个保温箱的故事十次。七名参议员在投票支持开战时引用了这个故事，而动议仅以五票优势获得通过。将萨达姆·侯赛因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的发言比比皆是。许多人认为纳伊拉赫的证词激发了美国公众反对萨达姆及其入侵武装的舆论。

最后的事实证明，纳伊拉赫的证词是伪造的。她是科威特大使的女儿，她的证词是希尔和诺尔顿公关公司开展的造势活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说服美国公众支持对科威特的保卫。希尔和诺尔顿公关公司清楚地知道应该按下哪些按钮来为自越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创造支持度。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对陷入悲伤的孩子做出反应，帮着安慰丧偶的同事，以及照顾生病的亲戚。我们都与原本陌生的人交过朋友。我们的同情心有着巨大的潜能，我们独特地进化到对群体内的陌生人表示友善。但我们对彼此的残忍也与这种友善联系在一起。我们大脑中用于驯服天性和促进合作交流的部分，同时也为我们自身的黑暗面播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