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导师斯坦·珀桑于两年前新冠病毒肆虐高峰期去世，享年九十一岁。如今疫情缓和，他的遗孀乔安将一场纪念晚宴安排在宾州中部的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斯坦以前的同事、学生、博士后从美国各地赶来参加。

斯坦·珀桑

晚宴过半，在乔安主持下，斯坦的子女致辞，然后轮到斯奈佩斯博士。他是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成员，当时身材挺拔，如今快上九十岁了，驼背了，步伐缓慢了。不过，有一件轶事他讲得妙趣横生：

生物物理系被合并了。理学院院长诺利还不错，但有时做出错误的决定。对于斯坦和我来讲，一切不利于生物物理的决定都是坏决定，斯坦和我数次到院长办公室跟他交涉。

院长给我们发来备忘录，时间常常挑在星期五下午四点半左右。他的打算是，到了星期一早上，大家就会把这事忘掉。斯坦不忘。

有一次，斯坦到我办公室来，说：“这是一个很坏的决定，我们立即过去见院长，只有十分钟时间了，过后他们要走掉。”我们争来争去，院长不耐烦了，说：“做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啊，斯坦。要不你来当院长？”斯坦毫不犹疑地把手伸出去：“我接受！”我赶紧拽住他。

听到这里，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欢乐的笑声。

然后是我的师兄艾沙克致辞。他说：“我是斯坦的研究生。我来自印度，不认识校园里任何人，举目无亲。斯坦把我当成家人，待我如儿子。”

艾沙克讲了一件趣事：

我加入斯坦的实验室后不久，他开始跑步，并带着几个学生在校园跑。有一天，我走进米勒楼，我们的实验室在最上层六楼。电梯门打开，只见一群研究生跳了出来，领头的是斯坦。

我问：“你们在干什么？”其中一人手里拿着秒表，说：“我们要跑到楼上。”我大惑不解，事后才知道，他们要跑上帝国大厦。帝国大厦在纽约，有七十二层，纽约市刚开始一项竞赛，看谁最快跑上顶层。

纽约帝国大厦

斯坦和这群研究生在做模拟训练，从一楼沿着楼梯跑到六楼，掐下秒表，然后乘电梯下来，再沿着楼梯往上跑。他们完全不顾这样停下来再跑是否能模拟一口气跑上七十二层，乐此不疲。

听众席上又是一阵欢乐大笑。

纪念会没有肃穆的悼念，也没人正规地总结成就，不说他发表了哪些论文，培养了哪些研究生和博士后。这些资料都事先整理过，经乔安安排，贴在墙上。大家似乎都达成默契，要在轻松的气氛中怀念逝者。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艾沙克。我加入斯坦实验室那一年，艾沙克刚毕业离开，其后研究方向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在专业会议上没有碰上他，只在文献上知道他。如今，我们同席，一见如故。我不客气地请他介绍一些我不知道的往事。

“他们最终去跑上帝国大厦了吗？”我问艾沙克。

“没有，那种跑法怎么能模拟实跑！”

不过，锻炼身体的目的倒是达到了。到了我来时，斯坦还是常出去跑步，只是不再领着一群人。他终于活到高龄，看来危机感有正面的效果。

艾沙克给我讲更早的往事。斯坦成长于新泽西的一个农庄，先在海军服役，后来上大学，并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专业是生物物理。他曾经破译出一个遗传密码。这事我原不知道，听后肃然起敬。

遗传密码是写到分子生物学教科书上，世世代代的生物学学生都要学习的重要发现！他被生物物理系招来当助理教授，后来升到教授。

生物物理系不大，教授们很抱团，拥戴系主任，在小王国中自得其乐。可是，从行政管理上看，一个系太小了，便是浪费行政资源。因此，生物物理系便和生物化学系合并了。原生物物理系的教授对于新系主任不满意，对于理学院的许多做法也不满意，才有他们两人跑去和院长争论的事儿。这事发生于艾沙克入学之前，斯坦大概四十多岁。

等到我入学时，微生物学系也被合并进来了，成了一个大系，分子生物学成了统合各个学科的主流。斯坦在我入学前的那个暑假为系里创建了分子生物学专题讲座，这个讲座每年举行，延续至今。

他为系里开设了分子生物学课程，我们都去修。以前的争端不再提起，但艾沙克说斯坦还是对管理层不满意。原来斯坦和很多人一样，经历了职场的不顺，但他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起。他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和智者。

师生合影，前排左四为斯坦，后排右四为作者

我的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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