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刘倩（《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克劳迪娅·戈尔丁今年出了一本新书《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这本书曾获得《经济学人》图书推荐，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戈尔丁教授的研究。今天想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

诺贝尔经济学评审委员会把这个奖给予戈尔丁，因为她对于女性劳动力市场的贡献。这是一件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因为经济学在大家印象中似乎是一个比较枯燥、严肃、通常是男性主导的行业。但过去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这个领域，参与研究，丰富了很多不同的研究视角，让它越来越多元化。

这是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第一位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2009年得主），她做的是政府治理方面的研究；第二位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2019年得主）与其丈夫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他俩是合作者，也是经济学夫妻档，关注贫穷方面的研究。

戈尔丁是第三位女性，也是第一个单独获此殊荣的女性。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之前两位女性获奖者做的都是相对传统领域的研究，而戈尔丁的研究第一次从性别视角出发，这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从这个角度讲，戈尔丁获奖对于女性在争取性别平等的人类历史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为她高兴的同时，这也是整个女性群体进步的里程碑，值得为所有的女性骄傲、开心、庆祝。戈尔丁不仅仅是作为女性获奖，她获奖本身也说明对女性视角、性别平等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全球最高的荣耀和认可。从这个角度来说，她获奖比之前两位女性获奖都更有意义。

戈尔丁主要从事三个方向的研究：一是劳动经济学，二是历史经济学，三是性别经济学。我想分别用她的经典文献来和大家分享。

所有跟人相关的东西，都是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先来讲劳动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里非常重要、非常主流的一个分支。不管我们是以宏观还是微观，是产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还是行为经济学等角度来分，劳动经济学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分支之一。非常遗憾的是，在我国劳动经济学受到大家关注的程度还相对不高。

两年前（2021年），戴维·卡德（David E.Card）等教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就是做劳动经济学研究，获奖在于他们“对因果关系研究的研究方法贡献”。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从因果角度出发研究的经济学。

下面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A和B有关系，可到底是A导致了B，还是B导致了A呢？之前有研究看到纽约市增加警察数量，与此同时纽约的犯罪率提高。到底是因为犯罪率提高，所以警察局决定增加警察的数量；还是因为警察数量增加了，导致有更多人出来犯罪呢？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有非常强的关联，但是谁是因谁是果非常重要。

再叠加一个层次讲A、B和C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能买得起大浴缸的富裕家庭的孩子高考成绩更高，在这里我们观察到的两个数值是浴缸的大小和孩子高考成绩的高低。这两者有非常高的相关性。如果我们只看相关性，就可能会认为，买得起更大浴缸的家庭的孩子高考成绩就越高，那为了孩子考更好的大学我们去买大浴缸就是了。但其实这是错误的。因此，因果关系要看的是浴缸导致了高考成绩提高，还是因为高考成绩更高，所以家长很开心，买了更大的浴缸？其实都不是，更主要的是第三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可能是家里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且收入更好，所以买得起大浴缸，同时这样的家庭也重视孩子成绩，所以高考成绩好。在这个例子里不是A导致了B，也不是B导致了A，而是C同时导致了A和B。所以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同时也是一门非常严谨的科学。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看到相关性，而且要知道因果关系是什么。

在劳动经济方面，戈尔丁对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做了一个非常漂亮、非常有原创性的研究。我们怎么看职场上的性别不平等？有人说男生收入比女生更高，是因为男生工作时间更长，他们更努力，还是真的是存在性别歧视？这篇文章非常漂亮地解释了这个问题，简单来讲大家可以想象《中国好声音》，所有评委背对舞台的，看不到台上唱歌的人漂不漂亮，帅不帅气，高不高等等，也看不到是哪个民族，评委只是听声音。唱的好听时，评委就会转过身来。

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交响乐团改变过招人的规则，之前所有评委都坐在下面，面对面地听求职者拉小提琴或弹钢琴，等等。后来他们采取了拉上幕布的方式，看不到在后面演奏的是男性还是女性，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们还在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地毯，即便女性穿着高跟鞋进来，也听不到声音。因为这个盲选机制，最终结果不出意料，在有幕布的乐团，女性被录取的比例明显提高了。戈尔丁把预选赛、半决赛、决赛以及最终雇佣的四个环节都研究了，发现有幕布的乐团，每个环节里女性进入下一轮的机会都有所提高。在决赛阶段，女性成功的比例相对提高了28个百分点，且最终被雇佣的可能性提高了60%，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

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我们对比了使用这套盲选机制的交响乐团和不使用这套机制的交响乐团两者之间的差别，差别就是性别歧视。戈尔丁多年关注劳动力市场，她从就业到收入，再到长期工作变动等各个角度研究男女之间的差别究竟是什么。

至于为什么中国研究劳动经济学的学者比较少？其中一个猜测是，劳动（labour）这个词可能听上去比较土，好像比较辛苦，比较劳累等等。但事实上，劳动这个词代表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经典宏观经济学里面，有几大重要的因素：土地、资本、技术，还有人——也就是劳动。

事实上，很多关注经济学的朋友看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开章第一篇的第一段就是在讲labour。所有跟人相关的，其实都可以考虑是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是非常有意思的经济学研究分支。

对中国女性很有借鉴意义

100年前，大多数国家的女性都没有选举权；200年前，都只有君王或者贵族才有选举权，男性公民也都没有。事实上在过去的200年内，人类文明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戈尔丁从这个角度出发，收集了很多数据，其中很多数据是之前很难拿到的，有时即便数据存在，也没有人从这个视角去关注它。

而戈尔丁运用数据研究了所有女性在过去200年内在职业、家庭方面经历的变化和选择。我非常推荐大家读《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这本书。在过去200年内，女性的就业、劳动力市场呈“U”型，一开始下降，后来又提高。大家可能会认为，19世纪听起来是非常古老的时代，那时候女性都是在家里。其实不然，那时候女性的就业率甚至高达50%~60%。相反，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初期，女性的就业率甚至下降到只有15%—20%，比19世纪低了很多。

戈尔丁的研究证明，某些我们通常的猜测是错误的。例如大家认为工业化革命让经济增长，提高了女性就业率。相反，她的研究告诉我们，当生产从家庭移到工厂，很多已婚女性不得不离开劳动力市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由于服务业开始繁荣，教育水平提高，科技发展和避孕药的使用等，才给女性赋权，让女性有了更多选择机会。可以说，她是从过去100年、200年的纵向角度，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进行研究，而不仅仅是看现代、当代。

这本书特别聚焦过去100年里的女性在事业和家庭里的选择，她把研究对象分成了五组。第一组是1900-1920年大学毕业的女性，她们只能选择成家，或者立业；第二组是1920-1945年大学毕业的女性，她们先工作再成家；第三组是1945-1965年大学毕业的女性，她们先成家再工作；第四组出生于1944-1957年，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大学毕业。这些女性明显从前辈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她们还拥有前几代年轻女性没有的“魔丸”——避孕药。而且她们身处第二或第三组的母亲都清楚，“最糟糕的莫过于人到中年，丧偶或离婚，还没有自己的身份和兴趣爱好”。这导致了第四组女性推迟了婚姻和家庭，以事业为先。著名代表有希拉里·克林顿。

第五组是1958年后出生的女性，1980年左右大学毕业。她们觉察到了第四组的失算，发现推迟的事情可能永远无法完成。所以，这组女性宣告，事业不再会成为家庭的绊脚石。她们延续了晚婚晚育模式，甚至继续推迟生育时间。但她们的生育率却大幅提升。这个群体基本都渴望事业与家庭共赢。她们会觉得，我既想要工作，也想要家庭，那怎么才能达到这个平衡？很多时候不仅仅要从女性的角度来考虑，因为性别平等不仅仅对女性好，对男性、对整个世界，包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各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戈尔丁的研究对中国的女性也很有借鉴意义。从某个角度讲，现在的中国女性和60年代的美国女性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历史纵深的角度看，女性本科毕业生的数量已经超过男性，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有所提高，女性就业率的提高也已经促使服务业产值超过工业等，这真的是一个充满机遇，几百年未遇的新好时机。

 事业还是家庭？为什么总是女性在问

戈尔丁研究的第三个方向就是性别经济学，这是相对来讲比较小众的领域。

要事业还是家庭？为什么总是女性在问这个问题？事实上男性也不能做到家庭和事业平衡。

其实，最早研究家庭经济学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他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是“家庭论”。在那之前，大家会习惯性地将经济学的研究落在宏观、金融、企业这些更宏大的对象上，使经济学看起来冷冰冰的，甚至是很机械的，我们谈的是一堆数字，某一件事情，没有探讨人。而加里·贝克尔引入了家庭视角，把之前经济学关注的内容从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个企业，转向一个家庭。

戈尔丁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时候，贝克尔来到芝大。也是从那时起，戈尔丁的博士研究方向转到了劳动经济学，还在贝克尔的基础上增添了女性视角。我并不是说女性视角比男性视角更好，而是说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视角，在此之前，这个视角是完全缺失的。这里我用她写的关于避孕药的文章来简单介绍一下她的性别经济学研究。

我们《经济学人》周刊评的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进步，不是相对论，也不是核反应堆，而是避孕药。避孕药的诞生把全世界1/2的人口——女性——解放了出来，让女性有更多的选择权，可以选择生孩子还是不生孩子，或者什么时候生孩子，这对很多家庭是非常有利的。
 

《经济学人》封面

简单来讲，美国药监局当时颁布了避孕药合法化的新政策。美国有50个州，每个州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施行这一政策，以及如何实施。有的州可以今年让避孕药合法，有的州明年才让避孕药合法；有的州允许18岁的女性就可以用，有的州却规定21岁的女性才能用。所以，这造成了经济学所说的差别中的差别。相当于说不仅仅可以对比A和B，C和D，而且还可以对比A、B和C、D之间的差别，这就会让研究更加严谨。

我们可以设想所有50个州的女性几乎是一样的，她们对避孕药、婚姻、职场、生育等等的选择是类似的，但各州在政策实施上的差别，可以让我们进行比较研究，识别出避孕药对女性在生育、职场以及婚姻选择上的影响。  

戈尔丁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药片的力量（The power of pill），口服避孕药对女性职业和婚姻决策的影响》。其中有三个重要时间点：第一是1960年，避孕药合法化；其次是1969年，41个州规定21岁为法定成年年龄，6个州则规定成年年龄是18岁，只有成年女性才可以自主决定避孕药的使用；第三个是1971年，宪法第二十六修正案通过，大多数州降低法定成年年龄到18岁。

避孕药使用后发生的一个大的变化是，女性进入专业学院学习的比例迅速提升，十年内从不到10%提升到30%。戈尔丁关注的时期更长，整体而言，她关注到2000年前后，医学院和法学院基本达到了男女平衡，牙医和MBA里的女性比例也达到了40%。可见避孕药使女性受专业教育和就业的比例在40年内有了迅速提升。

另外是婚姻选择。女性的首婚年龄开始出现明显推迟，从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一代人开始，她们推迟步入婚姻的时间大致处于1970年，正好与口服避孕药普及的时间是契合的。在这个研究里，我们既可以看到历史经济学，也可以看到性别经济学。

简单总结一下，戈尔丁这篇文章的研究发现：使用避孕药使女性早婚的可能性降低了2~3个百分点。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它对结婚率的影响大约为30%，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在职业发展方面，避孕药在女性中的普及使当时职业女性的比例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也占整个影响的30%。这与当时堕胎合法化对女性的影响比例是非常近的。所以，避孕药对推迟婚龄和提高职业女性的比例方面，它们的影响度都占30%，这是非常高的。

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避孕药的普及降低了离婚率，并且提高了婚姻的质量。如何理解这一研究发现呢？

因为它推迟了初婚年龄。一般来讲，稍微晚结婚一点的话，人会变得更成熟，对自己，对婚姻等方面的要求和期待有更好的了解，由此可带来整体婚姻质量的提高。表面上看，避孕药使女性更自主，更不愿意结婚，但事实上，女性有了更好的选择，离婚率出现了下降，整个社会也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