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学和技术”作为“现代性”的代表，与现代化的历史及其问题密不可分。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因（Immanuel Wallerstein）所指出的，科学与技术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界的所谓凌驾。人类的起源故事与“现代”的理念紧密相连。例如，“科学”一词如今指代对自然界的现象和秩序进行有规律的探究，但这个词在16世纪和17世纪没有一致的对应词。我们所理解的科学范畴是现代的产物，它与进步和完美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但它也曾与厄运、不祥之兆和危险纠缠不清。

同样，“技术”这一概念，也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作为一种自主的历史力量，在公众所目睹的生产、运输和创新中形成的。因此，科学和技术（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承载着现代的矛盾。它们既代表了抽象的现代改良理想，也是改变甚至破坏传统规约、价值观念和自然环境的具体推动者，而这些改变和破坏又引发了反现代主义者、基础设施破坏者、工厂机器捣毁者、环保主义者等群体的愤怒和沮丧。

科学和技术被称为自由的工具，它们使人流、物流及信息流更加顺畅地跨越大洋和大洲。然而，它们也被用来对非西方民族进行分类、奴役和控制，具体化了“纯正”的观念——将现代物品与前现代文化对立起来，并将世界上非西方国家排进“被启蒙”国家的列表。

这些矛盾被铭刻在科学理论和技术中，而这些理论和技术又为泰勒主义等乌托邦式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提供了核心隐喻；这些理论和技术以越来越抽象和量化的术语来描述人类关系，并激发了20世纪初未来派、达达派、爵士乐流派和精确主义等运动的现代主义审美。

扩大现代性的范围的思潮，逐渐成为对现代的批判观的一种回应。即应当探索多元化的现代性，应当寻求现代生活的多样性。这种回应至关重要，其最显著的优点就是把现代性变成了一种全球现象，从而将现代变成全球历史的主题。这种回应也认可了人们在努力应对更大的历史进程并努力融入时，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行动和反应。

在这种观点中，利害攸关的是历史代表权和代理权，即世界各民族的人们根据自身的方式成为现代人的能力，从而完全参与到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但也有人会批判这些尝试，认为使现代性大众化的人实则倡导了自身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判断，认为这些尝试者掩盖和淡化了现代性的概念，剥夺了该概念原本能带来的分析力。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当现代性表示一个单一的（尽管可能有争议）过程或条件时，它才是一个有用的类别，即使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地方和时间有不同的体验，它们仍具有跨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共性。

正如卡罗尔·格鲁克（Carol Gluck）所写，现代性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因为社会无法为自己选择另一种历史条件，这些社会经历的相似性使得现代性不可能有真正的替代品。

现代性的起源和优越性并非故事的全部。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类别，现代性对于全球各国人民的感染力才是它的巨大价值所在。现代性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塑造的，尤其是由一些处于边缘或弱势国家的人们塑造的。正是因为这些国家和人们的贡献，现代性才能成为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所说的全球性现象，“而不似病毒般流窜暴发”。现代性是受到有志之士青睐的，在欧洲之外也具有巨大响应；如果在研究中忽略了这一点，就只能在欧洲中心主义里打转，必然是看不到欧洲之外的地区和人民在一开始对现代性的期冀和贡献的。

现代，既是一种历史条件，也是一种历史愿景。本书旨在探讨加拿大现代性对世界的价值，以思考和描述加拿大的科学技术。本书始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现代性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这种历史条件塑造了加拿大社会以及加拿大人自身的经历和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

现代性作为人类的一种生活形式和一种生存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加拿大，现代性与科技的交汇之处，也正是当代人沟通和表达其意识中的现代性、寻求实现其现代主义愿景，或对现代的各种焦虑和过度行为做出反应的场所。

科学和技术，正如其他意识层面的标准，使得加拿大人也内化了现代价值观、预设和态度，塑造了他们的选择和行动。类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其在现代性发展历程中的定位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至关重要。通过研究现代性概念的历史用途及其与科学技术的联系，学者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一般的历史经验，本书只是加拿大历史的经验。本书采用三个部分和子章节讲述具体对象，来阐明加拿大与科技的关系，并将其置于现代世界特有的更大的国家和跨国发展之中。

传统上，加拿大的科技史在国别或主题的历史编纂学资料中都不曾占据中心地位。

然而，正如贝丝·罗伯逊（Beth Robertson）在本书第4 章所述，来自边缘地带的观点能有效地对目前的科技，甚至是加拿大本身的叙事发起挑战。例如，本书从多重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加拿大的地理边境——北部地区（The North）。蒂娜·阿德考克（Tina Adcock）和安德鲁·斯图尔（Andrew Stuhl）分别在本书第2章和第11章中说明，关于加拿大北部地区的科学报告和探索许可，是如何同时增强和削弱加拿大在北大西洋地区的统治权和认知权。这两章节及布莱尔·斯坦因（Blair Stein）的第12章，都证明了加拿大对北部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主张往往是微弱无力的。避开加拿大漫长而寒冷的冬天而选择“阳光胜地”会让加拿大人变得“不够加拿大”吗？像候鸟一样去温暖的地方过冬是对加拿大的背叛吗？加拿大学者经常提出“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和加拿大北部地区的讨论，将其视为国家的公共事业，同时也支持软实力和硬实力自上而下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些手段是否精确？要知道，这些手段表面上可以用来支持国家权威，也可以轻易（有时是无意中）让人看到国家这一宏伟“建筑”的“墙体裂缝”。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加拿大的其他边境，那里的科技史则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墙体”的不稳定性和多孔性。在追求实践的过程中，人类、非人类和工业制品在其门槛之间自由流动。在本书的前两章，有像理查德·金（Richard King，1810-1876 年）这样的英国民族学家和乔治·帕尔默·普特南（George Palmer Putnam）这样的美国探险家来研究加拿大北部的人类和自然种群。国家或州政府有时会充满怀疑地审查这些外国人。同时，加拿大的标本、科学家和技术远远超出了加拿大的边界，这些人与物的流动勾勒出了令人熟悉又惊讶的轨迹。从以上简短的边境探险和考察中，我们在本部分先行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加拿大的科学和技术从来都不仅属于加拿大。其次，加拿大的科技现代史的发展并未止步于边境，它既是一个国家故事，也是一个跨国故事。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这两点都不新奇。曾经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发展叙事将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如加拿大）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描述为国际传播和转移的产物。历史学家追溯了在从帝国中心到被称为边缘或“处女地”的领土之上，宪法、科学和技术模式是如何传播，并最终移植在加拿大原住民文化和社会之上的。历史学家展示了殖民地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是如何使他们的国家沿着整齐划一的单行道，跨过了一个个普遍存在的里程碑。他们认为这些殖民地最终不仅成为国家，而且还发展出了独特的“技性科学”风格。虽然关于科学传播和技术转移的普遍主义、实证主义目的论在现在几乎已经完全过时，但它们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拿大科技领域知识背景的一角，针对这些主题的第一代研究也因此成形。

这些最初研究的侧重点，主要甚至全部是关于“技性科学”及欧洲中心现代性的核心特征，如机构和教育、学科和专业化、边缘化和身份感、国家建设和市场经济、技术官僚和政治权力。这一领域的早期学术研究反映了上述历史学生运动潮流及对加拿大主权和学术界以外身份感的学术关切，力求确定科学和技术在加拿大文化和历史中的独特作用，甚至提出了加拿大技性科学发展具有自己的“风格”。此处理查德·贾雷尔的工作值得特别关注，正是他的工作为加拿大在该领域打下了大部分基础。此前贾雷尔在印第安纳大学学习天文学和科学史哲学，但对美国的政治走向日益失望。

贾雷尔代表着一种双重错位：他是一个美国人，却选择移居加拿大，并对其展开学术研究。在一系列广泛的话题、地区和时期中，他专注于“科学技术在加拿大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中心位置”这个主题。与这一新兴领域的许多学者一样，贾雷尔的研究重点，在于厘清加拿大的技性科学与欧洲-美国的技性科学有何区别。他的研究探索了加拿大国家的概念和形成过程；地理、政治和环境因素如何促进了加拿大科学实用主义的特性；看似激进的欧洲都市与保守的加拿大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地的历史条件，如人口密度、政治控制、经济资源等，是如何使加拿大的科学和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的？

这些研究迫切需要阐明的是，在一个被现代科学技术的实践活动、重点关注和成果产出所界定和改变的世界中，加拿大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和重要性。贾雷尔，以及卡尔·伯格（Carl Berger）、罗伯特·博斯韦尔（Robert Bothwell）、伊夫·金格拉斯（Yves Gingras）、特雷弗·莱维（Trevor Levere）、苏珊娜·泽勒（Suzanne Zeller）等人把国家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随后的加拿大科技史学家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探讨了这一假设，将国家本身作为一个历史因素提出问题。科技与商业和政治经济的联系这一新兴领域最能反映这种转变。泰德·宾内玛（Ted Binnema）在他最近关于哈得孙湾公司科学网络的书中，展示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企业赞助是如何在加拿大还没形成时就建立起国际物流和符号网络的，书中同时模拟了未来加拿大的科学、政治地位和商业利润之间的共生关系。同样，加拿大商业技术的社会史可以揭示民族国家的观点所掩盖的信息。在商业和经济史学家的工作的基础上，多罗蒂亚·古奇亚多（Dorotea Gucciardo）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拿大电气化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电力作为政治治理对象的观点。她认为，电气化是一种国际社会现象，它与加拿大的消费、家庭生活和劳动力的性别历史有着深刻的联系。对公司、消费者、商业基础设施和网络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国家”科学和技术的全新视角，它描绘了构成和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度量、体系和历程。它也改变了我们对加拿大国境内外的理解。皮埃尔·贝朗格（Pierre Bélanger）最近对采矿这个加拿大历史学家长期研究的话题进行了探索，说明了现代加拿大人的生活是如何通过矿物开采进行调节的。他还通过将加拿大的采矿活动置于全球经济基础设施的背景下，描绘了加拿大从殖民地到帝国的惊人发展历程：从一个英国的资源生产殖民地发展到一个独立自主的采掘帝国。如果加拿大人像贝朗格所主张的，将自己定位为这个地球上的大型“采掘国”——不仅是资源给予者，而且是全世界自然财富的获取者，这又意味着什么？

从上文罗列的研究可看出，学者们已经开始青睐比国家规模更小或更大的研究范围。研究新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科学技术的历史学家鼓励读者关注存在于本土环境特征要素和跨国别流动现象之间的动态张力。本土环境要素的重要作用在于，能在确定的时间、地点实践和体验科学技术；而人口、货物和思想的跨国别流动则能连接风格迥异的技性科学场景，并对那里的科学技术行为模式产生创新和变革性的影响。这些方法借鉴了目前在更广泛的后殖民、跨国和全球历史领域所使用的方法，并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发现也常常引起那些研究该领域的学者的兴趣，其中就包括研究加拿大跨国境、跨大西洋和跨国别历史这些小众但蓬勃发展的学科。

总体上讲，本书肯定了科学和技术在创造现代加拿大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以及向加拿大境外的科学、技术和现代性学者传播加拿大案例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