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周舒义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最近遇到了麻烦。一家名为FairAdmissions@MIT的民间组织正酝酿诉讼，控告MIT在本科招生中“重女轻男”，有意偏向女性，违反了公平录取原则和相关法案。

争议焦点是本科申请者的录取率男女失衡。“二十多年来的招生数据显示，MIT本科申请中女性录取率是男性的两倍。尽管历年女性申请人数仅为男性一半，但最终每届新生都人为地实现了男女人数均等。”FairAdmissions@MIT发言人、密歇根大学弗林特分校的经济和金融学荣休教授Mark Perry写道。他们据此认为，MIT根据性别区别对待申请者，非法歧视男性。

Perry表示，他们正在召集原告参与诉讼，理想标准是“SAT/ACT成绩拔尖、GPA优秀、有强力推荐信、课外活动丰富，却被MIT拒之门外的男性应届生”。

对峙

那么，MIT是否真的在本科招生中偏向女生呢？数据或许能说明问题。

根据美国教育统计中心（NCES），男生申请MIT的人数更多，录取率更低。2022年约有2.1万名男性、1.2万名女性申请MIT，有661名男性、676名女性被录取。男性录取率约3.1%，女性录取率约 5.6%，后者是前者的1.8倍。从2001年到2021年，这个倍数始终保持在2以上。

MIT本科录取数据 | 来源：NCES

FairAdmissions@MIT成员、MIT校友Tom Hafer表示，与低录取率形成对比的，是男性在SAT数学成绩的高分段表现更佳。SAT成绩是影响录取决策的重要因素。在满分800的SAT数学考试中，MIT新生前25%的学生得到了满分，中间段（25%-75%）得分普遍在780分以上。2015年，SAT数学获得满分的男性人数是女性的2倍，获得780分的男性人数是女性的1.5倍。总体来看，高分段的男性人数是女性的1.7倍。

但MIT新生性别比显然并未反映这一优势。他们怀疑，校方为了追求性别平衡，将许多优秀男生拒之门外。这不仅有悖其“教育机会平等”、“招生方面禁止性别歧视”的承诺，更涉嫌违反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

《第九条》禁止接受联邦经费的教育机构有任何性别歧视行为，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只要接受了联邦资助，就受到条款约束。Tom Hafer指出，MIT每年接受来自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卫生部等部门超过5亿美元的资金，一旦被判违反《第九条》，这些经费就有取消之虞。

FairAdmissions@MIT主张，MIT的招生过程应当无视性别（sex-blind），基于个人能力，接受客观条件最好的申请者，而不是“人为运作入学群体”，使其“符合招生官的意识形态偏好”。

对于“重女轻男”的指控，校方予以否认。MIT招生主任Stu Schmill在采访中解释称：“这些数据并不能说明女性申请者更容易被MIT录取，只有在男女申请人数大体相当（而录取率仍有明显偏向）的情况下，才能这么说。”

Schmill 分析称，女性申请群体的“自我选择（self-selecting）”倾向更为明显，往往只会在自身条件过硬的情况下提交材料，因此虽然女性申请者人数较少，申请质量却非常高，这就是为什么MIT新生的性别比例非常均衡。“所有学生都是以同样严格的学术标准和素质要求考核录取的，女生的表现并不比男生差。”

一位化名Ayn Honymous的作者在博客平台Heterodox STEM撰文，质疑Schmill空口无凭：“在没有确凿数据支持的情况下，这种说法很难让人接受。” Ayn要求校方给出进一步的SAT成绩分性别统计数据，“如果数据显示高分男性被拒比例过高，而低分女性被录比例过高，那么不光男性正受到歧视，还有人试图掩盖这一点。”

MIT招生官David duKor-Jackson强调，标化成绩不是一切，SAT成绩不足以说明问题。“譬如组建篮球队，为什么要费劲搞选拔赛呢？为什么不直接选身高最高的球员就万事大吉呢？”

招生官Chris Peterson则把MIT的录取过程比作招募一支登山团队，强调“多元化”的重要性：“我们绝不是在寻找一批完全相同的完美登山者；我们寻找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团队，有才能的人们相互支持，激励和惊艳彼此。”

其他高校呢？

其实，录取率的性别差异并非独见于MIT一校，而是美国高校圈的普遍现象。

《华盛顿邮报》在2014年的一项分析表明，四所以科学和工程见长的院校——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和哈维穆德学院（Harvey Mudd），校园中的男性占比显著高于女姓。也正是在这些院校，女性录取率大幅高于男性。在加州理工学院，自2003-04学年以来，男女申请者的录取率平均相差10个百分点。2022-23学年的女生录取率是男生两倍以上。

MIT分性别录取数据 | 来源：Common Data Set

加州理工学院分性别录取数据 | 来源：Common Data Set

以人文学科见长的布朗大学（Brown）则与上述学校大相径庭，形成了有趣的对比：2022-23学年，布朗大学的女性申请人数为31710人（62%），男性申请者人数为18939人（37%），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而录取新生中男女人数大致相当：女生1287人，男生1275人——这意味着录取率的性别失衡：女性录取率4%，男性录取率6.7%。不论是申请者的性别比例，还是录取率性别失衡的偏向，布朗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似乎处于两个相反的极端。

布朗大学分性别录取数据 | 来源：Common Data Set

耶鲁大学（Yale）同样存在类似偏向，自2008-09学年以来，耶鲁大学的男生录取率始终高于女生。2022-23学年，女性和男性在申请者中分别占比58%和42%，这一差距在新生中收窄，分别占比51%和49%。

耶鲁大学分性别录取数据 | 来源：Common Data Set

《纽约时报》分析称，招生人员倾向于在学生中实现性别均等，是为了让学校对潜在申请者更具吸引力。

哈佛大学似乎是常春藤盟校中的异类，其男性和女性申请者的录取率几乎分毫不差：2022-23 学年，男性录取率为 3.240%，女性录取率为 3.241%。新生中男性占比45.8%，女性占比54.2%。

哈佛大学分性别录取数据 | 来源：Common Data Set

MIT男女录取率差异的成因众说纷纭，但很显然，这所大学名声在外，被Mark Perry抓了“典型”。

暗流

美国主流媒体普遍对这起事先张扬的诉讼保持沉默，只有寥寥两家保守派媒体Washington Examiner和The College Fix刊载了简短报道。至于Ayn的那篇博文，正如平台名字所示，Heterodox STEM主要发表STEM领域的“异端”意见。Ayn自称选择化名是为了不被“恶搞、骚扰、妖魔化和拉黑”，FairAdmissions@MIT成员在媒体采访中也大多选择匿名。他们的声音并非当今美国社会的“正统”话语，而是冰层下涌动的暗流。

冰层正被打破，Perry是挑头的其中一人。他和支持者们声称，传统意义上的强势群体：男性——尤其是白人、异性恋、犹太-基督教男性，很多时候反而是校园里被歧视的那一方。休斯顿大学市中心分校英语教授Adam Ellwanger在题为《呼吁保守派师生行动起来》的文章中写道：“在大学，你很容易就能听到有人批评男性气质‘有毒’，攻讦犹太-基督教腐朽，指责白人种族歧视。”他们认为，DEI（即多元Diversity、平等Equity、包容Inclusion）文化额外偏向女性和少数族裔，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传统主流群体的“逆向歧视”，动摇了公民权利的平等根基。

Perry自诩公民权利的捍卫者。除此次的MIT录取争端外，他还发起了一系列针对“重女轻男”的投诉。各种学术项目和奖学金、研究机会、团体交流、教师午餐，甚至女性专属健身时间，都是他盯上的目标。

2016年6月，Perry向密歇根州民权部门投诉，要求关闭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女性休息室，声称校园内提供女性专用学习场所是对男性的歧视，侵犯了公民权利。校方在7月关闭了女性休息室，并于次年秋天将其作为男女混合学习区重新开放。

2022年，Perry向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Office for Civil Rights）投诉，指控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歧视男生，禁止他们参加学校开设的机器学习夏令营“Girls<RUN>:\THE\WORLD”。尽管学校坚称项目也对男性开放，但官方调查发现，宣传材料显示的情况并非如此。最终校方签署协议，承诺更新其网站和宣传材料。

现在夏令营网站显示，“<RUN>:\THE\WORLD”项目“向所有学生开放，不分性别”。原本的“Girls<RUN>:\THE\WORLD”改为其中的一个分支，仍“专为女生设计”，但页面顶部增加了“为什么要举办女子夏令营？”的说明。Perry对此仍不满意，要求民权办公室展开进一步调查。

这是一场漫长而浩大的运动。《高等教育纪事报》将其比作“十字军东征”，MIT录取风波和上述两个例子，不过是Perry旷日征途中的几处烽火。过去七年里，他向民权办公室提交了近850起投诉，指控750多所高校超过2000项行为违反了联邦反歧视法。其中大多涉及性别歧视，少数涉及种族歧视。Perry透露，民权办公室因此开展了379项调查，解决了345项，近七成结果是“坚实的胜利”。

美国高等教育“阴盛阳衰”？

雪片般的投诉招致了反对和批评。社会学家Nicole Bedera表示，“看到民权办公室认可这些投诉，我感到气馁和沮丧。”她认为，女性专属项目和奖学金并未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他们宣称这损害了男性权益，这纯属子虚乌有。”

而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女性来说，投诉的后果是其不能承受之重，“在解决教育不平等方面，女性获得的救济措施本已杯水车薪，现在连这些措施都要被剥夺。”

Perry及其支持者却声称，在高等教育界，女性已长期占据强势主导地位，因此并不需要特殊照顾。根据NCES数据，2022级大学新生中男性只占42.1%，女性占比高达57.9%。自1979年女生占比首次过半以来，两者差距逐渐拉大。1970-2022年间，男生录取人数从504万增加到781万，女生则从354万增加到1077万。需要注意的是，女性以少数适龄人口贡献了多数大学新生：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大学适龄人口女性占比 49%。

一场性别危机似乎已近在咫尺，男性正逐渐淡出美国高等教育。《华尔街日报》的一项分析表明，受疫情影响，2021年的美国高校入学新生比2019年减少近70万人，其中78%是男性。公立四年制学校在入学率上也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距，2020年到2021年，女性入学率增长了1%，男性入学率下降了2.7%。美国国家学生信息交换所（NSCR）统计显示，截至2020-2021学年，美国全体在校大学生的女性占比来到了压倒性的59.5%，创历史新高，男性仅占40.5%。

差距从入学延续到了毕业。根据美国教育部数据，2012年进入四年制大学的新生当中，女性有65%在2018年前取得了大学文凭，同期男性的这一比例仅为59%。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统计显示，1970年，25岁-34岁的女性中只有12%拥有学士学位，男性为 20%；到2020年，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比例升至 41%，男性为 32%。

男性占比不足的趋势同样存在于研究生阶段。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 (CGS）的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攻读硕士的女性新生人数上升了5.2%，而男性下降了0.7%；2022年秋季研究生入学新生中女性占比58.2%，男性占比41.8%。2016年，女性首次超过男性，占据了法学博士生的过半入学席位。2018年，在美国律师协会认证的法学院中，女性占比达52.4% （Enjuris，2019）。2019年，医学院入学新生的女性占比也达到了52.4% （Stewart，2020）。

在顶尖院校，女生占比亦胜男生一筹。就本科阶段而言，U.S. News排名前50的美国公立大学，男性平均占比仅47.5%，前100位院校的男性占比为48.3%。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差距并未显现弥合迹象，反而呈扩大趋势。根据非营利组织 Common Application纳入的900多所高校的招生数据，2021-2022学年大学申请中，女生（3805978人）较男生（2815810人）的领先人数比上学年扩大近一个百分点。

“女性不再需要这种特殊照顾或者偏袒，” Perry说，“沦为少数群体的恰恰是男性。”

数据的另一面

美国大学妇女协会（AAUW）首席执行官Gloria L. Blackwell承认，女性在各个教育阶段的人数占比均已超过男性，但她指出，“系统性的不平等仍然存在”。

数据本身不会说谎，但依照统计分析的切入维度不同，结果往往随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仍以2022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为例，虽然女性总体占比达58%，但在不同专业领域的比例分布十分不均，各专业性别偏向明显。女性在公共行政服务（79.6%）、健康科学（79.5%）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却在工程（29.0%）、数学与计算机（34.2%）、物理与地球科学（45.2%）等领域举步维艰。此外，全体新生中男性的全日制就读比例（74.3%）也高于女性（68.7%）。

2022年秋季研究生入学情况 | 来源：CGS

纵向统计或许能说明更多问题。以历年学士学位获得者为例，自1970年起，女性在科学工程领域的总体占比逐年上升，并从1985年开始超过男性。但在工程与计算机学科，呈现出的走向与之大不相同：从1970年到2000年，工程学士的女性占比从1%逐年递增至21%，随后却陷入停滞和下滑，到2013年，女性占比已缓降至19%。

计算机学科的走向则更为戏剧化：自 1970年至1985年，计算机学士的女性占比不断攀升，一度高达37%，大有追平男性的势头。但在1985年之后，女性占比急转直下，逐年递减。2013年的女性占比仅剩18%，水平倒退了几十年。

1970-2013年间学士学位获得者女性占比 | 来源：L. M. Frehill

占比和增长率双低的同时，女性在STEM领域的流失率却很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的中小学阶段，男女生在 STEM 科目上的兴趣差异并不大。但随着年级提升，女生更加倾向于学习非STEM学科的其他科目，即存在所谓“漏管”现象。

求学阶段之外，女性在谋求学术职位时同样面临性别瓶颈。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2020年的数据显示，女性教授占比33%，女性副教授占比45%。女性和男性的差距在许多STEM领域更加悬殊：2018年，工程学助理教授中女性占比为25%，副教授为20%，教授仅12%。即使在同等级别的教职岗位上，女性薪资也普遍低于男性，前者平均收入仅为后者的81%。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医学院，仅有25.6%的全职教授和15.9%的临床科学终身教授为女性，而且男性副专业医师的薪酬比女性同行高33%。

肯定性行动

数据分析可以为双方观点提供佐证，但争端的解决最终仍需回归法律框架。一个基本却尖锐的问题浮出水面：如何判定高校的行为构成非法歧视？

答案并不像Perry描述的那样一目了然。一些学者表示，长期以来，法院一直容许某些形式的 "积极歧视"。新英格兰法学院副教授Wendy J. Murphy说：“许多法院认为，在一段时期内，对过去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给予额外照顾，这是可以接受的。” Murphy等人批评Perry的做法，认为这些投诉曲解了《第九条》的本意，忽视了它们在 50 多年前通过的背景：为了弥补、纠正法律歧视在历史上造成的遗害，为受害者规定的特惠措施。

Murphy提到的“特惠措施”在法律上被称为“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又译“平权法案”），其作为一项具体政策，源自美国时任总统约翰·肯尼迪1961年签署的10925 号行政命令，明确指出在就业中“不考虑其种族，信仰，肤色或民族出身”。1967年，在妇女组织的积极奔走和游说下，林登·约翰逊在第11246号总统行政令修正案中追加“性别”项，肯定性行动的主体框架正式形成。

随着社会环境变迁，肯定性行动从一开始的反对种族歧视、强调人人平等，逐渐转向对少数族群、妇女等弱势群体在就业、教育等方面给予一定优待和倾斜。这也使其面临愈演愈烈的质疑声。

批评者认为，肯定性行动实质上是一种逆向歧视。它非但不能真正有效纠正性别、种族等方面的不平等，反而会制造新的性别、种族歧视问题。

其次，肯定性行动实际上是让无辜的、没有实施性别歧视行为的一代人，为其父辈甚至祖父一辈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父债子偿”的做法本身既不公平，也非正义。

最后，批评者声称，能够成为肯定性行动的帮助对象的，大部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或者有色人种；真正处于社会底层、需要帮助的妇女和有色人种却没有享受到实惠。因此也有人建议取消按照性别、种族、肤色来给予帮助的做法，转而按照个人的实际经济状况确定资助对象。

美国哲学家Richard Rorty也批判了肯定性行动背后的“身份”文化。他认为，弱势群体被描绘成"受害者"，而受害者又仅仅由他们的族裔、性别和性倾向来定义。促进社群多样化的初衷落于形式主义，沦为“身份政治”和“立场学”。Rorty不无挖苦地问，既然是关心受害者和社会不公，为何从来没想过设立几个“失业者研究”、“无家可归者研究”、“贫民窟”研究项目呢？在Rorty看来，与其在理论上空谈“差异性”，不如创造条件，让弱势群体有机会参与到美国国民生活的主流中去。 

尽管受到诸多质疑，支持者仍然坚信肯定性行动是消除歧视、实现社会平等进程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他们积极捍卫行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理由，一是对历史上和正在进行的歧视给予补偿，二是促进社会多元化的需要。

支持者称，肯定性行动是对女性、有色人种等在历史上受到歧视、而被边缘化的群体的正当补偿。这种补偿也是边缘群体获得必要社会竞争力的前提。美国前总统约翰逊曾在演讲中指出， “你不能将一个被镣铐禁锢多年的人解放出来，把他带到比赛的起跑线上，对他说：‘你现在可以自由地与他人竞争’，然后理所当然地相信这就是完全公平了。因此，仅仅打开机会之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让所有的公民都有能力走进这些机会之门。”

其次，支持者认为肯定性行动有助于促进社会多元化，消除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之间的界限。肯定性行动通过增加女性等传统弱势群体的代表数量，来打破男性（特别是白人男性）占据社会主流的局面，实现两性之间的动态平衡。此外，多元化也意味着不同的观点、视角、知识等。这对于全面地认识社会问题 、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是必不可少的。

种种争论在2023年6月29日告一段落。当日，美国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在“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SFFA）诉哈佛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两案中裁定，美国高校将种族身份视为录取依据的做法，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这一判决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肯定性行动政策。

不少美国大学批评了这一判决，但表示会遵守最高法院的决定。

具体到此次的MIT录取争议，Murphy认为，一方面，最高法院的裁决意味着有色人种学生可能会得不到特殊照顾。另一方面，基于性别的偏向仍然是允许的——至少目前是这样。她表示，也许在未来，法院和教育部最终也会取缔这些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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