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社交媒体的出现为青少年保护带来巨大挑战，大部分国家在监管方面一直聚焦于内容监管。然而自2025开始，一个新的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很多政府开始直接限制未成年人接触社交媒体。随着澳大利亚年初率先禁止16岁以下拥有社交媒体账号，并于近日进一步启动加强禁令的第二轮改革，一场关于禁令是否真正能够有效降低风险的讨论持续引发热议。

从澳大利亚于2025年12月通过的《网络安全修正案（社交媒体最低年龄）法案》来看，包括Facebook、Instagram、X、Twitch等在内的主流社交平台，都需要通过年龄核验、清退账号、阻止注册等手段执行最低年龄限制措施，违反规定的公司将面临最高约5000万澳币罚款。而在首轮禁令实施效果经调查未达预期后，澳大利亚政府于6月计划推动政策强化措施。新的措施拟将罚款提高至9900万澳币，同时还将扩大授权调查机构的调查范围，例如企业的统计数据、内部文件、算法资料以及年龄验证记录等。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在相继推进和讨论类似的监管政策。例如，马来西亚政府提议从2026年开始实行“同款”禁令，而印度尼西亚已经从3月28日起分阶段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高风险”社交平台，即那些被定义为“可能带来成瘾、网络欺凌、色情内容暴露、诈骗及数据风险”的平台。就在上个月，英国政府正式宣布，将于2027年初实施社交媒体禁令，规定16岁以下人群禁止使用各大社交媒体，16-17岁青少年可以访问社交媒体，但直播和陌生人通讯功能将默认关闭。

那么，现有的证据是否足够支撑社交媒体“该疏”还是“该堵”呢？社交媒体是否真的在严重危害青少年？切断社交媒体又是否会带来相反作用？中国是否应该执行类似政策？

社交媒体禁令的一个核心争议点在于：使用社交媒体是否对青少年不利？这一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现有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近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智媒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便对1309篇系统综述类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报告发现，社交媒体使用与未成年人负向心理症状之间的相关性总体较弱，人们对社交媒体持有的负面刻板印象可能来自发表偏倚和方法局限。报告援引其他学者的观点认为，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负面影响的程度可能被高估，现有证据仍不足以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因此，目前尚难断定究竟是社交媒体使用导致了心理问题，还是已有心理困扰的青少年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

《报告》总结认为，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异质性，其结果高度依赖于使用方式、使用动机、个体差异及社会文化语境，既可能增加与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相关的风险，也可能促进社会支持、减少孤独感和增强公民参与，因此难以简单概括为“有害”或“有益”。的确，近年来有大部分研究逐渐得出，社交媒体使用的关键问题可能不在于“使用时长”，而是“问题性使用”。这类使用通常表现为失控、强迫性依赖、忽视其他活动，对现实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如睡眠和学习），并表现出类似成瘾的行为。而将使用时长作为单一变量，可能遮盖了更多因素，例如使用动机、情绪与认知、自我调节能力、人格特质、心理健康、童年逆境和社会环境等。 一项发表于《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的综述发现，在使用方式上，被动浏览更容易与抑郁情绪、社会比较和身体形象不满相关，而主动交流、维持友谊和获得社会支持则更多与幸福感和社会联结相关。

此外，社交媒体对不同个体的影响呈现出显著差异。基于高密度追踪数据的研究发现，即使在同一人群中，社交媒体对幸福感、自尊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也可能出现“统一效应”（整体变好或变差）与“分裂效应”（部分变好、部分变差）并存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大量研究进一步指出，社交媒体的影响还高度依赖于具体使用情境，例如在真实关系互动或支持性社区中，社交媒体可以提供社会支持、缓解孤独、促进情绪表达。美国心理学会（APA）也提出，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键是其在平台上“看到什么、做什么”，以及是否遭遇网络欺凌、社会比较或获得社会支持等具体使用情境。

《报告》还认为，当前关于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与影响的研究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需要谨慎解读这些基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和未成年人群体形成的研究结论，不能简单地将其直接移植到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实践中。 同时，也有其他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长期依赖欧美样本，对弱势群体和非西方国家青少年的关注相对不足，数据代表性和普适性存在一定局限，这也使相关结论的外推性受到限制。

结合现有研究来看，以社交媒体禁令将年龄作为使用与否的主要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将复杂治理问题简化为年龄准入问题的政策思路。由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高度依赖于使用方式、平台设计、个体差异以及家庭和社会环境，仅依靠年龄划线难以回应风险形成的真实机制，也容易忽视不同未成年人之间的需求差异。
 

澳大利亚禁令生效后，政府快速披露“账号层面”的清退数据达470万账号。然而研究者与评论指出，青少年可能在多平台拥有多个账号，因此该清退数据可能高估了受影响的独立个体数量。今年三月，由澳大利亚eSafety委员会发布的官方合规报告进一步指出，尽管平台又额外拦截了超过31万个账号，但仍有大量16岁以下用户保留账号、成功注册新账号或绕过年龄验证。监管机构认为，部分平台在年龄验证、未成年人举报机制和新用户注册审核等方面仍存在明显漏洞，并已对Facebook、Instagram和Snapchat等平台启动调查。

数据调查公司Pureprofile在禁令实施六个月后的报告也显示，78%的16岁以下青少年仍在使用受限社交媒体平台。此外，41%的青少年尝试绕过限制，而只有约三分之一经历过人脸年龄验证，其中约一半成功被识别为16岁以上。该报告认为，目前平台年龄验证的覆盖率和有效性仍然有限，家长而非平台承担了主要执行压力，同时未成年人更多是在不同平台之间迁移，而非真正减少线上活动。《报告》在澳大利亚发放并回收1000份有效问卷后也发现，规避禁令现象较为普遍，公众普遍认为禁令未达预期效果，对执行效果整体评价偏低。例如，仅18.5%的受访者认为禁令效果“好”或“非常好”，76.9%认为需升级年龄验证技术。

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禁令引发了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是否应该复制这一治理模式？从各国实践来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并不存在统一答案，其治理路径往往受到数字治理能力、互联网产业发展、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正如《报告》所发现的，本土数字产业发达的国家倾向于温和的监管，而外资平台主导的国家则倾向于强硬禁令。澳大利亚、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互联网市场几乎被国际平台主导，对外资平台采取严格监管。同时，澳大利亚禁令立法极为仓促，反映出相关政党为迎合民意、争取选民的明显倾向。数字治理能力落后和选举政治压力进一步强化了“一刀切”倾向。

相比之下，我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与澳大利亚等国家所面临的治理基础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简单照搬最低年龄禁令未必是最优选择。

近年来，我国逐步构建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条例为基础、专项政策不断完善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专设”网络保护”一章，明确提出国家、学校、家庭和网络平台共同承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责任，将网络素养教育、网络欺凌治理、平台内容审核和未成年人模式等纳入法律框架，强调通过多方协同和平台责任构建健康网络环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24年发布的《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则强调终端、应用、分发平台三方联动，通过“一键启动”把分散功能集成化，并在时间管理、分龄内容推荐、功能安全三方面做系统优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引导责任、平台的合规义务以及投诉举报机制，并将网络沉迷防治、个人信息保护和内容治理纳入综合治理框架。此外，教育部也发布了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的通知，并联合多部门发布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行动计划，为学校端的规则、课程与服务供给提供政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