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要在体制上更加激励科普外，同等重要的，是培育善待科普的文化。甚至可以说，如果不能在科学家中培育做科普的文化，那考评制度的改革让科普成为科研结题的义务时，随之而来的，可能更多是对付性的、敷衍了事的科普。

撰文 | 贾鹤鹏（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在如何更有力地调动科学家这一“科学的第一发球员”更多更好地从事科普的诸多讨论中，科普缺乏制度激励、尤其是缺乏科研考评制度的激励往往成为议论的焦点。在去年科技部征集《科普法》修法意见时，笔者团队也提交了在制度上促进科学家科普的修法建议，而且笔者看到的大部分修法意见，基本上都把设定科学家或科研项目的科普义务作为主要着力点。

然而，如果真如众多专家所建议的那样，修订后的《科普法》把科普作为科研结题的义务，科学家就一定会更加积极地从事科普吗？相应地，科普的效果也会立竿见影地被提升吗？业界对此的讨论并不多，因而我们也值得费些笔墨，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科普义务的实施障碍

首先要肯定，在中国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下，假如新修订的《科普法》及其各类实施细则、配套措施真的强行规定，科研结题必须要完成一定的科普工作量，那科学家一定会投入更多时间进行科普。但正如笔者近日发表在“返朴”上的两篇文章《为什么中国科学家赞成科普，却乏于行动？》和《观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家科普？》中所指出的一样，增加的科普内容可能是交工分式的科普文章。在互联网已经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科普内容供给的情况下，新出现的大量科普文章，有多少能吸引公众认真阅读并进而增长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精神呢？

要判断这一点其实不难。虽然现在并没有施加给科学家或科研团队的科普义务，但各大科研机构、大学的主页或官方公众号上，几乎总会有科研进展这一栏。然而有多少文章，有几百次以上的点击呢？另一方面，各大主流科普账号的热点文章中，有多少是来自现在这种科研机构对中国科学家最新科研成果的报道呢？一位科普大号编辑告诉我，他们是非常重视及时报道中国科学家的重要成果的，但结果是，有关这些科研成果的报道往往成为“流量杀手”。

造成这种状况，板子不能打到科学家身上。他们最关心的，是对自己科学成果的科普报道，不能出现错误。怎么才能不出现错误呢？把科研论文的摘要拿过来无疑是最稳妥也最省事的办法。板子能打到科研机构宣传人员身上吗？后者一定觉得委屈。笔者在众多科研机构的调研结果显示，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的中科院系统，很少有一个所能做到配备两名以上专职宣传人员。各个大学倒是都有一个隶属于党委宣传部的校级新闻中心，通常大几号人甚至十几条枪总是有的，但其中受过科普写作训练的人，经常是零。

在这种情况下，当基于考评要求而涌现的对科研成果的报道需求增加十倍甚至几十倍的情况下，结果可想而知。

那么为什么不能录用更多的科普专业人士来支持大学研究所的科普工作呢？答案是钱从哪里来。如今在大学科研机构激烈竞争的情况下，领导者们都愿意“好钢用到刀刃上”，更愿意用更多的资源来录用或挖来更有产出的一线科研人员。科学家们经常抱怨行政人员不给力，但至少就传播职能而言，笔者很少见到哪个单位的新闻中心人浮于事。

那么欧美的情况如何呢？它们就不需要集中资源办大事吗？为何如笔者在《观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家科普？》一文中所提及的，一般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能有十几名专兼职的科学报道者呢？至少从笔者比较熟悉的各所美国大学看来，我们看到大学对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或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科研经费的提成比例经常高达30%。另一方面，科研成果的传播对大学吸引社会资源尤其是校友捐助极为有利，这也是让大学舍得在这方面投入的原因。反观很多中国的科研机构，可能在成果发布时更加重要的考量，还是校领导甚至更高一级的领导能看到“我校……在顶刊上发表……重要研究”这样的文字。

非义务科普的驱动路径

以上的闲言碎语，绝不是贬低对科研成果进行科普的意义。实际上，笔者去年牵头的一个中国科协系统的调研显示（但不是证明），原创性科研成果的及时传播，对于在产业端最终实现科技创新至关重要。也有不少以区域为分析单元的研究显示，我国省级区域的科普指标与其创新指标往往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少知名科学家尽管工作繁忙，但仍然在科普或传播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精力，比如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张双南老师，比如中科院地理所的陈同斌研究员。不少的院士也是科普热心者。他们的科研领域不同，科普的方式也很不一样。但一个共同点是都不认为科普浪费了自己的科研时间。

也就是说，在缺乏强制科普要求的情况下，仍然有不少科学家投身其中，并为公众贡献了大量精彩的科普文章或观点。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点呢？笔者在过去十年左右，进行了大量所谓网红科学家的访谈。这些原因大概可以总结如下：

首先，所有在现有体制下仍然愿意从事科普的科学家，都从中有所收获。少部分人能直接获得科研线索或承接横向课题获得科研资助；更多的人是感受到了与人分享科学的认可和快乐；也有一些人，像中科院地理所的陈同斌研究员，通过与媒体的交流，极大地驱动了自己所推动的环保议程。

其次，几乎每一位从事科普乐此不疲的科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更好的表达能力或传播能力。部分科学家一直喜欢文字方面的创作（不局限在科普文本），更多的人则是通过从事科普提升了交流能力，并因此更加愿意做科普。

第三，虽然一些在科普中投入极大的科学家会抱怨考评体制不太公平，但大多数人基本上默认了这种状况。几乎所有笔者访谈过的科学家，都能在科普和科研之间找到一种动态平衡，其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围绕着课题申请来组织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让他们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固然不乏少量科研人员选择了科研上保持现状，但更多的人则认为，很多科研工作，虽然可以通过找到并克服现有研究的不足来实现发表，从而满足科研考评的需求，但这种为了发表而发表的科研，至少不如科普更有意思。

最后则是从事科普的条件，虽然如上所说，中国的大多数科研机构专职科普人员配备严重不足，但善于和乐于做科普的科学家们，总还是得到了或摸索出了各种有助于自己科普的条件。这其中部分人借助互联网尤其是各种新兴网络的支持，也有部分则仍然能从既有的科普支持体系中获得帮助，这既包括各级科协或隶属于科协系统的科普作家协会和各类专业学会，也有社会化的商业力量。

笔者所了解的欧美科学家，不少人也分享了上面总结的促进中国科学家科普的路径。他们所做的工作中超出了笔者上述分析的情况，主要是与公众的对话和对政策议程的驱动。不少人是从特朗普上台后开始做科普的，他们或者希望对抗特朗普上台后不断飙升的社会上的反智浪潮，或者积极呼吁公众接受特定的科学议程。在英国及很多英联邦国家以及美国，科学媒介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及其美国版本Sciline所组织的在敏感或热点议题上科学家与公众和媒体的对话（包括及时应对媒体咨询），都在这种参与式的科学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缺乏考评制度支持的情况下，仍然有不少科学家愿意在科普上投入很大精力，如果科普能与科研相得益彰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即便不能如此，所有经常做科普的科学家都会指出，科普不是在浪费科研的时间。无论什么原因，科普至少不是一件让人觉得麻烦的事情。

这就让我们看到，除了要在体制上更加激励科普外，同等重要的，是培育善待科普的文化。甚至可以说，如果不能在科学家中培育做科普的文化，那考评制度的改革让科普成为科研结题的义务时，随之而来的，可能更多是对付性的敷衍了事的科普。

与此同时，科普是很难独立于科研体制的。如果你追我赶地发论文、申项目是科研常态，如果科学家的收入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论文篇数和科研课题项目转换成的“工分”，如果科研单位根本没有经费来雇佣专职的科普宣传人员，那单纯靠《科普法》，可能很难做到鼓励科学家投身真正的科普之中。

而且，不论是善于从事科普哪怕是一般性传播的能力，还是长期培育一种“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fun”的文化，都需要科研工作者至少从研究生阶段就要开始参与相关的文化类课程、传播能力课程乃至对科学进行反思的课程。就笔者调研和了解，全国研究生教育中，很少有提供科学传播类课程的。幸运的是，我们的理科训练有一门叫做“自然辩证法”的课程；不幸的是，鲜有“自然辩证法”被教成融合了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反思及其运用自身传播能力来改善这种关系的综合素质课。

无论如何，始于求学阶段的浸润真知灼见的教导，对培育亲善科普的科学文化，其作用怎么说都不算过分。除了正规课程外，各种科普技能的短期培训班也能既培育科普文化，还能促进科普应用。《自然》杂志中国特约记者邱瑾女士就回忆，她在英国从事神经生物学的博后研究时，就是通过参加若干这样的短训班（workshop），走上了科学报道的路径。

而这类短训班及上面说的科学媒介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及其美国版本Sciline，都属于扶持科普的社会支持系统，除了培训外，这样的支持系统还应该包括科学中介机构。就算科学家愿意做科普，就算他们不计较时间，就算他们有了相当的技能，但科学家常年的专业训练导致了大部分人缺乏与公众在知识上进行平等交往的认知和习惯，缺乏能容忍受众不那么精确需求的一点“马虎精神”（参见笔者前述的两篇返朴文章《为什么中国科学家赞成科普，却乏于行动？》和《观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家科普？》对同事杨正博士有关科学家划界研究的介绍）。这就需要中介机构来提供帮助。其实在互联网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有大量传统科普人员在新媒体冲击下举步维艰，他们是很乐于也善于成为这种中介的。这说明，中国有很大的潜在资源来建设这种中介机构。

可喜的是，“科普中国”已经启动了“星空计划”，来培训更多科普创作者；但遗憾的是，像“星空计划”这样的能力建设项目太少了，在中国尤其缺乏能覆盖到科研工作起步阶段的传播能力课程和能覆盖到基层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能力培训。总之，在支持科学家投身科普的事业中，除了继续推动亲善科普的考评体制的变革外，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