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王选

一

我的父亲10多岁时从无锡到上海求学，后来考入南洋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做会计师，是一个正直、严谨的知识分子。我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外祖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晚清的学堂里教化学和测绘课，是位反封建思想的开明之士。受他的影响，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喜爱读书、追求进步的知识女性。我兄姊五人，我排行第五，父母对我们既要求严格，又爱护有加，兄妹之间非常关心体贴，和谐、亲密的家庭环境使我从小养成了宽厚、真诚的性格。

由于父母的文化修养和殷实的家庭环境，我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我4岁进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附属幼稚园，5岁入一年级，直到高三毕业，在南洋模范（简称南模）上学达13年，算得上空前绝后的“老南模”。南模从30年代起成为上海的名校，校友中现在有20多名院士，也有不少海外的知名学者。中小学的水平关键在于师资，小学时教我历史的是陆维周先生，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我至今仍喜欢历史大概与小学时的基础有关。我从小学开始语文成绩一直较好，小学五年级时举办过一次作文比赛，我还得到了优胜奖。语文、历史等文科知识对我后来的科研和教学大有好处，所以我很赞成理工科学生要增加人文科学知识，而文科学生应具备更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小学的学习环境是宽松的，只要上课比较专心，每天的课外作业大约一小时就能完成，剩下的时间就是玩各种有趣的事情。我小学时课余的爱好是打乒乓、踢毽子和在泥地上打玻璃弹球，练就了一些“绝技”。这些户外活动培养了同学间的友谊和集体精神。大概由于我人缘较好，有一次以压倒多数的票数被选为班上品行最好的人。小学五年级我被选为班长，以后一直当学生干部直到大学毕业。12年学生干部的经历使我终身受益。除了组织能力、交往能力的提高外，更重要的是，学生干部必须懂得为别人考虑、为别人服务，习惯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而这些是一个人能够做出成绩的不可缺少的素质。前几年我看到了美国某著名心理学家的一个公式：“I+We=Fully（developed）I”，只有把个人融入集体，才能体现完整的自我价值，而小学和中学的环境，使我在青少年时代就较好地融入了集体。

1948年小学毕业时，我以班上第二名的成绩升入初中。但不巧的是，南模初中部从那年起迁往郊区七宝镇，必须住宿。父母兄姊均劝我改读其他中学，高一时再考回南模，但我已对南模有了感情，加上想当从幼稚园到高三的第一届“元老”，所以坚持去了七宝。想不到坏事变成好事，七宝的条件差，没有电，晚上自习点的是汽油灯，宿舍里是煤油灯，初一时不论寒暑，每天清晨出操……从11岁起三年这样的住宿生活对我的锻炼不小。七宝初中部地方较大，我的课余活动又增加了踢小足球和玩捉人游戏，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堡成了我们玩游戏时躲藏的场所。在这种集体生活中，性格孤僻、自私和不合群的人是不容易受欢迎的，也会受到压力的。而这些缺点恰恰是今天高科技时代取得成就的重要障碍，需要在青少年时代加以纠正。

南模初中的老师比小学更加优秀，数学老师刘叔安先生已年过花甲，经验丰富，上课时轻松愉快地教会我们很多知识，也启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喜欢数学就是从初中开始的，有一次学期中间我就把该学期数学课程的全部习题提前做完了。

初中毕业时我以班上名列前茅的成绩升入高中，并在14岁那年加入了共青团，以后就一直任团干部。

南模高中部的特点是名师多，40年代和50年代初南模对高水平教师实行高薪，使一些老师宁愿放弃交大副教授或讲师的职位到南模任教，教物理的俞养和、贾冰如，教化学的徐宗骏、沈克超，教历史的沈起辉，教数学的吴宗初等先生均为学术渊博的名师，例如后来的校长、著名的特级教师赵宪初先生，他教三角是一绝。这些名师都教过我，他们的教学生动活泼，特别重视概念清楚，从来不搞题海战术、疲劳轰炸，而是启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所以我可以花很多精力从事社会工作，高一时全班仅我一个共青团员，高三时已发展了10多个团员。90年代我在北大方正研究院招聘员工时很注意他们是否当过干部，因为组织管理能力对于研究、开发和经营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小学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幸运的是我在南模受到良好的教育，为大学学习和日后取得成绩打下了扎实基础。

二

人的一生会碰到很多机会，但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多方面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对社会需求（包括未来需求）的敏感，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一丝不苟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有助于把握机遇，取得成功。风风雨雨几十年来，我经历了多次人生抉择，每一次都给我带来非凡的意义，甚至命运的转折。

1954年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由于对数学的喜爱，填了三个志愿：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南京大学数学系、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数学系。后来顺利考取了北大。我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就发生在1956年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学了二年的基础课后大三要分专业，我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

北大54级数学力学系总共录取了200多人，不少都是全国各地的数学尖子。年龄最小的马希文当年只有15岁，是系着红领巾踏进北大校园的，被《北京日报》称为神童。其余像张恭庆、陈天权、张景中、杨路等人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数学家。

当时北大的校长是马寅初先生，他主张把教学重点放在基础课上，抽调校内著名的学者教授任基础课教师。教我解析几何的是中国最早的学部委员、当时已是一级教授的江泽涵先生；教数学分析的是34岁的教授程民德先生，他1980年当选为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教高等代数的则是丁石孙先生，后来任北大校长，现在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们富有真才实学，教学方法科学，治学态度严谨，使我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对我后来多年的科研工作起了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计算机本身就是数学和电子学结合的产物，数学基础对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及应用系统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其一，“抽象”是数学的本质，而计算机硬件、操作系统、高级语言和应用系统的设计中经常使用“抽象”的手法；其二，数学基础好、逻辑思维严密的人，一旦掌握了软件设计和编程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后，就能研制出结构清晰、高效率和可靠的软件系统；其三，好的算法往往会大大改进系统的性能，而数学基础对构思算法是很有帮助的。

到了二年级下学期，我们开始分专业一一选择正确的专业往往对一个人的发展方向起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数学系有数学、力学和计算数学三个专业，数学专业作为一门古老而又成熟的学科，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大多数成绩好的同学选择了它。相比之下，计算数学专业则是北大刚刚成立的新兴学科，不但没有一套像样的教材，而且应用性强，包含大量非创造性的技术工作，不见得有多高深的学问，所以许多人不愿问津。

我却有不同想法，越是古老、成熟的学科，越是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越难以取得新的突破；而新兴学科往往代表着未来，越不成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恰好这时，我看到了1956年1月制定的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周恩来总理讲了几个未来重点发展学科，其中就包括计算技术，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又留意了报刊上一则有关计算机的报道和论述，发现计算机在未来将对人类产生巨大神奇的作用。我就想，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奉献于社会。就这样，我下决心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

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它为我今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三

1958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在无线电系当助教。主持过电子管计算机逻辑设计和整机调试工作，也参与过部分电路设计工作，一直在硬件第一线上跌打滚爬，每天工作都在14小时以上。在紧张工作的同时，也阅读国外文献。50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使我赞叹不已，同时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呢？我试图寻找创造的源泉，即这些创新构思的背景，逐步领悟到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掌握硬件设计，不懂得程序和应用，照样产生不出创新的想法。于是在1961年，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

当时软件Software这一名词还没有，帮我在这一领域入门的是苏联叶尔晓夫（А. П. Ершóв）写的“快速电子计算机编制程序的程序”，这是一本详细介绍他们研制的一个程序设计自动化系统框图的书，叶尔晓夫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另一本是详细介绍IBM 650上流行很广的汇编语言SOAP资料；另外还看了FORTRAN的一些文章，后来则仔细钻研了修改后的ALGOL 60语言以及一系列叙述编译系统原理的文章。当时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原来我以为自己是懂得计算机的，此时才发现只有了解软件，才真正懂得计算机。高级语言、汇编语言（和机器语言）以及微程序语言是三个不同级别的语言，贯通这三者，必然会在体系结构上有创新的构思。

为了这一目的，1964年我承担了当时正在进行硬件设计的DJS-21机的ALGOL 60编译系统。我觉得，不能浮光掠影地参加一个软件系统的研制，而应该彻底投入一个真正实用的系统，这样才能切实理解软件对硬件的影响。6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我用90%的时间从事ALGOL 60编译系统的研制，另外10%的时间探讨适合高级语言的计算机的体系结构。对于ALGOL 60、FORTRAN、PASCAL这类汇集时间（binding time）早的高级语言，我从来不赞成硬件直接执行高级语言的方案，而主张寻找编译和目的程序运行中的瓶颈，依靠灵巧的硬件设计显著地提高效率。由于我有硬件实践经验，所以很容易想出硬件上的方法来克服这些瓶颈。经过同事们几年的努力，该系统最终研制成功，在几十个用户中得到推广，成为国内较早的高级语言编译系统，被列入中国计算机工业发展史大事记中。当时我感到似乎找到了创造的源泉，并相信一旦有了这种源泉，中国人有可能和外国人同时或更早提出某些新的思想。这种信心，以及软硬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我后来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选择使我深切地体会到，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就像控制论发明者维纳说的那句话，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硕成果。

四

60年代初在研究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编译系统过程中，我大概看了近一百篇国外文献，以后养成了每做一个项目先要了解国外现状的习惯。为了加快英文阅读速度，1963年初又决定锻炼英语听力，这是我的第三个重要抉择。先收听短波中北京电台对外英语广播，后来觉得不过瘾，就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对远东的英语广播，1963年起连续二年多，每天半小时的收听使我反应速度明显加快。但“收听敌台广播”后来在“文 化大革 命”中成了我的一条“罪行”，因为“文 革”前这样做的理科教师很少，因而显得情节严重。虽然带来不少麻烦，但对我当时了解外国的先进技术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5年我开始研制精密照排系统这个项目时，一般的科技人员不大习惯查阅外国科技文献，而我则大量地看外国文献，了解国外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动向和发展方向，这就很容易判断国内比我早开始做这个项目的几家采用的技术路线是否正确，为我们放弃模拟方式、选择数字化技术提供了保证。

五

我研制精密照排系统始于1975年，当时听说国家有一个“748工程”，即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分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对于这三个子项目，我独钟精密照排系统，因为它的价值和难度吸引了我。我当时正病休在家，每月只领40多元的劳保工资，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于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精密照排系统的研制工作中。这一事例也说明在可能的条件下让年轻人自由选题，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能激发创造的欲望。

按照过去养成的习惯，首先要了解清楚国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向，为此，我常挤公共汽车到地处和平街的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资料。研制工作后来虽列入北大自选项目，但经费是没有来源的，当时条件很艰苦，车费不便报销，从北大到情报所车费为二角五分，但少坐一站就可省五分钱，我于是就提前一站下车走去；复印资料也很谨慎，对于字数不多的页，常常靠手抄来节省复印费。当时国内还处于“四人帮”统治时期，是闭关锁国的，不像现在大家都很注意国外的动态，我在中国科技情报所借阅杂志时，发现我常常是那些杂志的第一个借阅者。

我查阅了照排系统方面的有关文献，以及Graphic Arts Monthly等印刷杂志上面的报道。得知日本当时流行的是光学机械式二代照排机，机械方式选字，体积大，功能差；欧美流行的是阴极射线管式三代照排机，所用的阴极射线管是超高分辨率的，比黑白电视机分辨率高20倍，对底片灵敏度要求很高，国产底片也不易过关；英国正在研制激光照排四代机，但尚未形成商品。1975年时，先于北大，国内已有五家在从事汉字照排系统的研制，其中两家选择了二代机的方案，另外三家分别选择了飞点扫描、字模管和全息模拟存储的技术途径。而对国外状况的调查，使我得出下述结论：数字式存储将占统治地位；光学机械式二代照排机，尤其是汉字二代机难度很大，且没有前途；字模管式三代机和飞点扫描式三代机正在走下坡路，很快将被数字存储的CRT三代机所淘汰。

一旦选择了数字存储的方案，汉字字形信息量太大，马上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西文只有26个字母，汉字多达数万，常用字也有三千，国外流行的黑白段描述方案压缩率低，日本京都大学的字根组合方案压缩率高但质量不好。假如当时国产计算机硬盘容量很大，我大概不会努力探索新的途径了，正是由于落后才迫使我们另觅新路，这是一种社会需求的压力。由于我是数学系毕业，所以很容易想到信息压缩，即用轮廓描述和参数描述结合的方法描述字形，并于1976年设计出一套把轮廓快速复原成点阵的算法。但当时用常规计算机上的软件来复原点阵，速度是很慢的，因此一个只懂数学和软件的人可能就会就此却步。由于我有多年的硬件实践，并懂得微程序，所以很容易想到可以用一个专用硬件将复原速度提高100到200倍。1976年时国外尚无激光照排机的商品，但国内在高精度传真机研制方面已积累了多年经验，激光扫描分辨率高和幅面宽等突出优点强烈地吸引了我，但逐线扫描，不能改变光点直径和扫描后不能停顿的特点又使控制器的设计难度很大。“需要”和“矛盾”正好促使新方法的产生，我的逐段形成点阵、逐段缓冲、四路平行输出等方案就是被逼出来的。这些困难找到了解决办法后，我于1976年夏做出了一生中第四个重要抉择：跳过第二、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当时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这实际上选择了技术上的跨越。

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于这一大胆而新颖的方案，许多人不相信、不理解一一就连二代机中国几个权威部门都还没有解决，忽然一个小助教能够用数学的方法，绕过二代机的困难搞四代机，岂不异想天开？有人甚至说我是“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梦想一步登天”，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非常幸运的是，我得到了有关主管领导的支持。当时最早支持我的是“748工程”的办公室主任、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局长郭平欣，以及小组的重要成员张淞芝，这两位1976年了解了我的方案后给予了包括经费在内的大力支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当时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后来教育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以及后来的国家经委、经贸委，甚至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都给予了支持，才使得中国没有经过二代机、三代机，没有经历照排机输出毛条、人工剪贴成页的阶段，直接从铅排跳到了最先进的第四代激光照排。

多年以后，我看到一部讲科教兴国的电影中讲了钱学森回国以后的一段故事，颇有感触。钱学森回国后建议中国先发展导弹，后发展飞机，他说导弹容易飞机难，飞机是要上天的，涉及安全性材料、发动机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的基础工业、材料工业不发达，需要很长的周期来考验和完善，一下子上不去。而导弹是一次性的消耗，难就难在它准确的制导，制导是依靠算法的，中国人非常聪明，完全有能力想出非常好的制导方法。后来证明钱学森的看法是对的，中国的导弹、火箭很快上去了，现在成了世界四强之一。西方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采用附加信息描述西文字母笔画的宽度、距离、拐角等敏感部分（即称为提示信息或控制信息的HINT技术），而我早了8年提出并实现了类似方法，原因是汉字笔画多，变小时横、竖的宽度控制对质量影响很大，我比西方同行更早获得这一需求刺激。这一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后来获欧洲专利和8项中国专利，我们绕过按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走了一条高效益的、事半功倍的捷径。

六

1979年，正当我们的“原理性样机”研制工作进行到关键时刻，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了，“748工程”立即受到了“引进风”和“出国潮”的“内外夹击”，当时我仿佛一下子被打晕了。

首先面临的是外国厂商的竞争。世界上最先发明了第四代激光照排机的英国蒙纳（Monotype）公司宣布于1979年夏在上海、北京展示英国制造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准备大举进入中国市场。Monotype公司1976发明了第四代激光照排机，很快成为商品；Monotype系统尽管设计思想不先进，中文排版软件和终端的功能还很差，但硬件可靠，最绝的是可以在一个字中间走走停停却仍能保持字的精度（当然彩色精度不够），而软件经改进后是可以实用的，尽管性能价格比不见得好。与Monotype相比，我们的原理性样机采用“轮廓加参数”的字形描述方法，设计思想先进，但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全部用国产元器件（磁心，小规模集成电路）和外设，系统的可靠性差得多，即使完成，勉强使用，也不宜变成商品。

与此同时，北大教师开始热衷两件事：出国进修和评职称。谈起工程项目都有点“谈虎色变”，特别是我们的激光照排项目从事的又是繁重的软、硬件工程任务，开发条件很差，看不到任何名和利，变得有点“不得人心”，人员也出现流失。

这种内外交困使我再次面临人生的第五次抉择，是临阵退缩，还是决战市场？我毅然选择了后者。因为我对自己的设计方法充满信心，也被广阔的市场前景和为国争光的想法所激励。我们决定加紧原理性样机的研制，一定要在Monotype展览前输出一张报版样张。同时着手研制基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真正实用的II型机。

在各方领导的支持下，一批骨干教师还是留了下来。大家不分昼夜地苦干，终于在1979年7月27日与协作单位共同努力，输出了一张八开报纸样张，报头是郭平欣题写的“汉字信息处理”六个大字。第二天上午方毅同志来参观，鼓励了一番，并指示要宣传。当时新闻界认为这一成果还很不成熟，不宜报道；只有《光明日报》在总编的支持下，由朱军同志执笔写了长篇报道，刊登在1979年8月11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获重大突破”，副标题是“我国自行设计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所用标题字号之大当时是不常见的，朱军还在头版编发了评论员的文章和小报样张的照片。《光明日报》力排众议，如此大张旗鼓地报道，对当时处在困境中的我们实在起了不小的鼓舞作用。

英国Monotype公司延至在京沪两地举办了展示会，但我们报版样张的输出和这年秋汉字终端的成功演示，增加了各方面的信心，计委、科委、电子部和教育部均赞成抵制洋货，大力扶植国内系统；这一主张还得到了国务院进出口管委会的有力支持，当时任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同志于1980年2月22日给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写了一封四页的亲笔信，反对引进，主张支持北大等单位完成先进的系统，信中特别提到了国内研制的这一系统“解决了汉字缩小和放大不变形的问题，有几项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将来在国内推广，在具备一定条件以后，还可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经过千辛万苦我们又在1980年9月15日上午排出了一本《伍豪之剑》，这是中国在告别铅字的历程中排出的第一本书。印后送给了方毅同志，周培源校长又请方毅同志送给政治局委员人手一册。方毅同志于1980年10月20日在随书附上的北京大学的一封信上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话：“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建议予以支持，请邓副主席批示”。小平同志于1980年10月25日作了，“应加支持”的批示。

各方领导的支持和干预加上英国产品的不完善，使得引进Monotype系统的风潮暂时平息。1981年7月8日—11日，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原理性样机鉴定会，鉴定结论是“与国外照排机相比，在汉字信息压缩技术方面领先，激光输出精度和软件的某些功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我们决定见好就收，不致力于原理性样机的实用和生产，集中精力研制有竞争能力的II型机。就在这紧要关头，我又一次面临内外交困的境地。10月，我的夫人陈堃銶查出患了直肠癌。从1975年照排项目一开始，陈堃銶就负责设计和调试软件，在没有软盘和显示器的情况下，专用的分时操作系统、命令处理程序和批处理书版排版软件全部用汇编语言写出，程序最多达14万行，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1981年上半年，她已发现便血，但忙于准备鉴定会，顾不上去看。直到10月才抽空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直肠癌，要立即住院手术，这不啻是晴天霹雳。陈堃銶倒很镇静，住院动手术之前还和同房病友谈笑风生，并一起唱起50年代的苏联歌曲。好在手术后没发现任何扩散，使我稍放宽心。陈堃銶住院的这一个多月是我一生中做家务最卖力的时期，每天起床后考虑的不再是工作，而是应买什么菜和烧什么菜，按菜谱设计使一周内尽可能不重复，但这种努力做家务的局面只维持了一二个月后又恢复原状了。陈堃銶手术后休息了一年，1982年秋她又投入了工作，继续负责软件的研制，以后几年的紧张程度和所承受的压力丝毫不亚于手术前的1976-1981年，但总算挺过来了。

1984年，第二次引进高潮向我们袭来，而且更为凶猛。美、英、日等国的产品纷纷到中国展示，那时改革开放已前进了一大步，中央也不大可能去干预地方上和各部门的引进。我们的II型机虽然已在新华社安装和做系统测试，但各部分均存在不少毛病，尤其是照排机的可靠性问题，更是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钱的报社和印刷厂目光指向了外国产品，五六家大报社、几十家出版社和印刷厂购买了美、英、日生产的照排系统（后来均被国产系统取代），一些人对“748工程”产生了怀疑，认为“北大的系统即使搞出来也是落后的”。

面对第二次引进高潮的压力，我充满信心，相信1985年上半年新华社的系统能投入运行，经过北大和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n型机系统终于在1985年5月6日一5月8日通过了国家级鉴定，10月26日《北京日报》头版以“科研战线的中国女排”为题进行了长篇报道，1986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获得了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也获得了1987年首届毕昇奖。

然而，面对这些荣誉，我一直有一种“负债心理”，觉得还未形成产业，国家投资尚未收回，这种“负债心理”促使我们不断进取，华光III型机、IV型机、方正91型机相继推出。1987年，《经济日报》成为我国第一家勇试华光III型机的报纸，第二年，经济日报社印刷厂卖掉了全部铅字。1989年，华光IV型机开始在国内新闻出版、印刷业推广普及，这年年底，所有来华的研制和销售照排系统的外国公司全部退出中国内地市场。《人民日报》在引进美国HTS照排系统后一直无法使用，1990年全部改用华光系统，HTS公司宣布彻底破产。到1993年，国内99%的报社和95%以上的书刊印刷厂采用了国产系统，这就是那场被称为“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印刷技术革命。

1991年至1994年，我们不断抓住机遇，用创新技术引导市场，又引发了报业和印刷业三次技术革新：告别报纸传真机，直接推广以页面描述语言为基础的远程传版新技术（1991年开始），致使我国报纸的质量和发行量大大提高；告别传统的电子分色机阶段，直接研制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1992年开始），引起一场彩色出版技术革新；告别纸和笔，采用采编流程管理的电脑一体化解决方案（1994年开始）。

1995年以前，北大计算机研究所与北大方正（最早叫北大新技术公司）是技术转让与合作关系，1995年7月1日，双方合二为一，共同成立方正技术研究院，由我任院长，建立起从中远期研究、开发、生产、系统测试、销售、培训和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体制，树立了“顶天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顶天”就是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新突破，“立地”就是商品化和大量推广、服务，顶天和立地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之路。

七

今天讲起北大方正，人们会说：“既有名，又有利”，不大了解当时是何等的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有种“逆潮流而上”的感觉，这个决战市场的过程是九死一生的，松一口气就会彻底完蛋。从1975年到1993年这18年中，我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包括星期日和春节、元旦），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段工作，身心极为紧张劳累，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样生活，我的家庭失掉了常人所拥有的乐趣，但也得到了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这个乐趣就是工作过程本身：百思不得其解，凌晨或半夜忽然想出解决办法来，这种兴奋愉快是难以形容的。我从1987年到1992年，每到一处首先就看街上的报纸，看哪个报还是铅排，哪个报已采用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看到用自己研制的成果排出如此漂亮的版面，真是一种高度的享受。正如居里夫人所说，科学探讨本身就是一种至美。

然而，1993年我56岁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意识到并非每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欢迎年长者。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年轻人具有明显优势，我该从科研第一线退下来了。

这年春节，我像往年一样闭门搞设计，这是可以聚精会神搞科研的一大块宝贵时间。两个星期后设计完成，恰巧我的一个学生过完年回来，他看了以后对我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IBM的PC机总线上有一条线，您可以检测这个信号。”这句话，意味着我两个星期的研究成果被否定了。

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实在太大了。我对学生说：“你这个主意非常好，可为什么自己想不出来，非要我用一个馊主意给逼出来呢？”这是在问学生，也是在问自己。

从事电脑研究开发的最佳年龄是20岁到40岁，我自己的两次创造高峰——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分别为27岁和38岁。但当时我是无名小卒，常常会受到一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却对实际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幸运的是我常常能说服别人，有时也不得不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来绕过这种干扰。今天我创造高峰已过，却似乎成了计算机某个领域的所谓“权威”，获得了众多的奖项，而由于各种事务性工作和社会活动的增加，我看的技术资料和文献已不如年轻人多，第一线的实践更不如年轻人，那些有才华、有潜力但尚未成名的小人物才是最需要重点支持的。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计算机这种新兴领域，人过中年、步入老年时往往会跟不上形势，固执己见，发生技术决策或市场策略方面的重大失误，导致严重损失。当时我就看到三个这样的例子，它们像阴影一样驱之不散：华裔电脑巨头王安、美国“巨型计算机之父”克雷、世界第二大计算机公司DEC的总裁奥尔森都曾是叱咤计算机界的风云人物，因为晚年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潮流，从而导致下台甚至公司破产。

于是，1993年我作出了一生中第六个重要抉择：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氛围，使之产生更多的新思想、新方案、新成果。

1993年我们任命了肖建国（36岁）、阳振坤（28岁）、汤帜（28岁）三位年轻人担任研究室主任，后来他们分别主持研制出了第一个中文彩色报纸编排系统、第一个中国人研制的基于国际标准页面描述语言PostScript Level2的照排系统，以及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新一代的排版软件，率领一批年轻技术骨干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曹操50岁作《龟虽寿》，虽“烈士暮年”，仍“壮心不已”。我则以为，“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

八

我很欣赏日本索尼公司名誉董事长井深大的一句话：“独创，决不模仿他人，是我的人生哲学。”当然，这决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而应该针对市场需要，结合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寻求发展，因为“需要”和已有技术的“不足”是创造的源泉。

北大方正国产照排系统在1990年取得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之后，开始大举进入港澳台中文出版业市场，到1995年占领了海外华文报业（包括东南亚和北美）70%的市场，这年12月，方正在香港以红筹股的形式成功上市。中国报业的技术水平已跃居世界先进行列。

但我总以为，中文出版系统进入海外市场不能看作走向国际的标志，只有非中文领域的产品大举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才算真正的国际化。1995年我去日本考察，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现象：日本的彩色印刷业十分发达，不亚于美国，领先于中国5—10年；北大方正在国内中文专业排版领域的年营业额很难超过15亿元，而日本市场却大得多，大概是中国的10倍！但是其印刷出版系统的软件并不先进，北大方正完全可以依靠自主技术打进去，在如此庞大的市场占领一席之地。这个市场“太可爱了”！更可贵的是，发达的日本市场带来很多国内碰不到的需求，将刺激北大方正一批优秀年轻人的创造才能，使他们产生去发达国家领导技术新潮流的使命感，这是高额奖金所买不到的。于是1995年，我的第七次选择渐渐明晰：进军日本市场，依靠自主创新技术走向国际。

1996年4月，日本方正公司在东京成立，负责市场和销售。总经理管祥红是毕业于北大无线电系的小伙子，绝大多数员工是日本人，薪金按日本当地标准，比国内高得多，否则无法吸引日本优秀人才开拓市场。研发的任务则由国内的方正技术研究院来负责。

1997年5月23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方正集团与日本第二大杂志社——日本株式会社利库路特（Recruit）公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签约仪式，该公司花400万美元购买了方正日文出版系统。各大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北京日报》称“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出口和销售拥有自己知识产权和自有产品品牌的高科技应用软件”。会上中国记者问日方：“你们出版日文杂志，为什么不用日本开发的排版软件，而要选择方正系统？”日方技术人员回答说，方正系统把文字、图形和图像处理功能集成在一起，使用方便，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这一合同使方正日文出版系统用于出版日本著名大型杂志Carsensor，这是一个专门刊登二手车销售信息的杂志，双周刊，有关西、关东、名古屋三个版，每期多达1500页左右，含上万张照片和大量广告。由北大方正承担的出版系统是基于数据库、Internet，全部流程由电脑管理，自动产生版面的新型系统。与以前该杂志使用的美国系统相比，生产效率提高近10倍，被认为是日本同类系统中最先进的。目前，方正日文出版系统已进入日本报纸、广告和杂志业。

现在看来国际化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与国外合资引进技术，占领国内市场，也就是以市场换技术；第二种方式是引进技术，依靠良好的管理、高品质和低成本生产，然后出口海外；第三种方式是依靠自己的创新技术，把性能优异的中国品牌产品打人国际市场。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不得不采用第一种方式，以缩短产品和管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人们常称之为“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日本和韩国一些名牌公司当年还很弱小时，先采取第一种方式合资，后逐步转入第二种甚至第三种方式，因为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创新体制，慢慢不再依赖外国技术，结果形成“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把‘狼’赶走”的局面。而我国有些企业在合资过程中被外方控股，丢掉了自己的品牌，丧失了进一步技术开发的权力，市场并未换来技术，反而造成“引‘狼’入室，与‘狼’共舞，被‘狼’吃掉”的结局。方正系统之所以能够进入日本市场则是一开始就走了第三条路，依靠自主创新技术打人国际市场。这样做还证明了两点：让优秀的年轻人“出彩”，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放在最前沿的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学术上的远大抱负”与“占领市场”这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是高度一致和相互促进的。

九

1994年我访问了纽约附近的IBM Watson研究中心，当时该中心主任是IBM高级副总裁麦高地，他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不考虑适合当前市场需要的开发，好比一个人不呼吸；不做未来市场需要的研究，好比一个人不吃饭。不呼吸，几分钟就会死去；不吃饭，两三个星期也会丧命。这一比喻生动地说明了研究开发中近期和远期的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北大方正的电子出版系统在国内已处于“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地位，即使主流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也总有饱和的一天，要发展，就必须开辟能够成为方正第二大支柱的新领域。

1995年秋天，机会降临了。9月4日，李岚清副总理接见中央电视台领导，在谈到应向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国产动画片时，他指示中央台可与北大方正合作，研制中国自己的计算机动画制作系统，以提高制作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这一指示使我心头一亮，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视频领域数字化将是我国广电业必须面临的重大变革，这将产生巨大的市场，因为中国有众多的广播电视用户，而它们的经济实力要比报社、出版社更雄厚。北大方正应该抓住这一机遇，进入数字视频领域，抢占市场，它足以成为方正的第二大支柱。于是我做出了此生的第八个重要选择：以研制计算机动画制作系统为契机，开发数字视频领域，进军广电业。

1996年5月，方正与中央电视台签署协议，共同开发动画制作系统。由33岁的邹维副教授和31岁的郭宗明副教授为首组成7人课题组，历时一年半，于1997年底开发成功“点睛”动画制作软件，在功能和使用方便程度超过了美国的AXA软件，一上市就受到用户欢迎，中央电视台的AXA软件被点睛代替，上海东方电视台购买了这一系统，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采用点睛软件建立了动画培训教室。中央电视台由于有对同类国外软件丰富的使用经验，在合作过程中给予很大帮助，这说明，只要国内高新技术企业与权威的使用部门同心同德、紧密合作，我们是能够异军突起和后来居上的。

1997年我与香港亚洲电视台的领导人接触，了解到亚视现在用的是模拟影像带，他们打算跳过数字影像带阶段，直接跨越到基于硬盘视频服务器的系统，这样电视台的人员可以减半，从而大大节省开支（当时的亚视是亏损的）。当时我马上想到这有点类似当年照排系统的跨越，一旦电视台所有的资料都放在服务器上，将极大地改变电视台的日常操作，技术上会带来一系列的挑战，这正是我们所渴望的技术难度大、发展前途无限的领域。我组织年轻的技术骨干与亚视展开合作，研制出国内第一个基于硬盘的视频播控系统投入使用，目前已研制出6大系列产品，为我国广电行业采、编、播、互联网发布以及自身新闻业务管理提供了一体化解决方案，被上百家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有线网络公司使用。

过去戏曲界有一个说法，叫“一着鲜，吃遍天”，每个名演员在保留剧目中常常有一些绝招以吸引观众，因而经久不衰。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讲创新，就应该有“一着鲜”甚至“几着鲜”。根据我们二十多年的实践，一个成功的产品大概要同时满足下面五个条件：①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②有自己的创新，而这种创新是用户所特别需要的，能使用户感到耳目一新，具有高的含金量，是产品与众不同的“卖点”；③贴近用户；④稳定可靠；⑤研发进度得到控制，产品按时上市，从而能抓住机遇。

十

2002年，我荣幸地获得了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对我所在的集体二十多年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绩的充分肯定，我只是这一集体的代表。这一荣誉使我回想起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当选品德好、受欢迎的学生这件事，现在想起来，这一“荣誉”与我后来的成就有很大关系。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做一个好的科学家首先一定要做一个好人。什么叫好人？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根据现实情况，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算好人。”

归纳起来，我能够取得科研成就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青少年时代注意培养良好的品德，懂得要为别人考虑，要以身作则。先要做个好人，才能成就事业。爱因斯坦说得好：“只有为别人活着才是有价值的。”

2.扎实的数学基础。

3.30岁以前具备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具体实践，这在60年代是不多见的。

4.长期在第一线上拼命干活。

5.60年代初20多岁时，开始锻炼英语听力（这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从而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大量阅读国外文献，这对选择正确的技术途径和作出正确决策是十分重要的。

6.对所在领域的发展趋势有较好的洞察力，从而能够正确选题。

7.选定目标后能锲而不舍地长期拼搏，同时适应飞速发展的软硬件条件，不断求变，不断创新，不断更新换代，做到执着而不僵化。

8.自信而不自负，认识自己的不足，懂得要依靠团队，尤其是提拔优秀的年轻人，为他们创造条件，而不要不懂装懂地对他们横加干涉。

另外，我只是一个科学家，即使年轻20岁，也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和CEO，所以当不了企业领导人，更不可能成为企业领袖，因为我不懂经营，对财务一窍不通，也不擅长管理。我在方正从一开始就只负责技术，不负责资金运作和经营，90年代以来，我的头衔和社会职务越来越多，先是一年增加一个院士头衔，成了三院院士，然后又当选八届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直到2003年当选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随着社会事务的增多，加之年龄的增长，我先后辞去了在方正的职务，让年轻人充分施展才华。同时尽己所能，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奉献心力。

我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我给自己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在这里，将《汉书》对“方正之士”的描述录下，与大家共勉：

“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

作者简介：

王选：计算机专家。1937年2月5日出生，江苏省无锡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文字信息处理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75年以前，从事计算机逻辑设计、体系结构和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等方面的研究。1975年开始主持华光和方正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排系统的研制针对汉字字数多、印刷用汉字字体多、精密照排要求分辨率很高所带来的技术困难，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型的高倍率信息压缩和高速复原方法，并在华光Ⅳ型和方正91型、93 型上设计了专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实现复原算法，显著改善系统的性能价格比。领导研制的华光和方正系统在中国报社和出版社、印刷厂大规模普及，并占据我国港、澳、台地区及美国和马来西亚等90%的华文报业市场。取消了我国沿用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掀起了我国报业和出版印刷业的技术革命，成为自主创新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典范。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