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嘉伟

主持人（艾伦·切诺维斯）：这是一场长达50分钟的智慧与经验的浓缩总结，来自一段非凡的职业生涯。讲了太多直击要害、让我深受触动的洞见，多到我数过不过来了。有些观点在今天依然切中现实。比如你呼吁增加计算机资源——今天早上我从好几个人那里一再听到同样的诉求。所以即使是在你当年提出类似意见的 20–30 年之后，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切中要害。我们所有人都能从你的演讲中汲取各种教训。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以后在贝尔通信的走廊里不会再看到那么多紧闭的门。这是我觉得非常耐人寻味的一点。

非常非常感谢你，迪克。这是一段精彩的回忆。现在我开放提问环节。我相信有很多人愿意就你提出的观点展开讨论。”

汉明：首先让我回应艾伦·切诺维斯关于计算的问题。我在研究中使用计算机，整整10年我不断告诉管理层：把那该死的机器从研究部门移走。我们一直被迫处理各种问题，没法做研究，因为时间都耗在维护计算机运行了。最终这个信息传达到了。他们决定把计算机从研究部门移到别处。不夸张地说，我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我甚至惊讶没人来找我算账，因为大家的“玩具”都被拿走了。我走进爱德华·戴维（Edward E. David Jr.；时任贝尔实验室主管）的办公室说：“听着，爱德，你必须给研究人员配备计算机。但如果你给他们一台大机器，我们会重蹈覆辙——忙于维持它运转而无法思考。给他们一台最小的机器，因为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们会学会在小机器上做事，而不是依赖大规模计算。”在我看来，这就是 UNIX 的起源。我们给了他们一台相对较小规模的机器，他们决定让它发挥巨大作用。他们必须开发一个系统来实现，这个系统就是 UNIX！

主持人（艾伦·切诺维斯）：我必须回应这一点。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迪克，当我们与监管机构的繁文缛节斗争时，有一句话来自一位恼火的副总裁，我反复引用过。他抱怨说：“UNIX 从来不是一个交付成果！”

提问：那个人的压力呢？这会有影响吗？

汉明：是的，会有。如果你不投入情感，就不会。但我在贝尔实验室的大多数年份里都有早期胃溃疡的症状。后来我去了海军研究生院，生活放松了一些，现在健康好多了。但如果你想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你就必须忍受压力。你可以过一种舒适的生活；你可以做一个好好先生，或者你可以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但正如Leo Durocher（译注：美国传奇棒球手和教练）所说：好好先生总是最后一名。如果你想过一种快乐的生活，有很多娱乐和其他东西，你会过得很好。

提问：关于勇气的评论没人会反对，我们这些已经有白发或已经站稳脚跟的人不用太担心。但我感觉如今的年轻人确实对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承担风险感到顾虑。你对此有何高见？

汉明：我再引用一下爱德华·戴维的话。他担心我们社会普遍失去了勇气。在我看来，我们确实经历过不同的时代。二战结束后，从洛斯阿拉莫斯造出原子弹，从雷达研发出来，进入数学和有关研究领域的是一群非常有胆识的人。他们亲眼见证了事业的完成，恰好那时赢得了一场伟大的战争。因此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各种挑战。时代变了，我们无法重现当年。我不能责怪当代年轻人没有这种勇气，但我同意你说的，只是我不能把责任归咎于他们。在我看来，他们缺乏追求伟大的欲望，他们缺乏去做的勇气。而我们之所以有，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有利的环境——刚刚经历了一场极其成功的战争。在战争中，我们曾经长期处于非常糟糕的局面；那是一场绝望的斗争，但最后我们胜利了。我认为，正是这场胜利给了我们勇气和自信。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实验室的生产力极其旺盛，这是由早期的经历所激发的。因为我们许多人早期被迫学习其他东西——我们被迫学习自己不想学的东西，被迫保持开放的态度，然后我们就能利用这些所学。这就是现实，但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也不能责怪当代年轻人。这只是一个事实。

提问：管理层能做些什么吗？

汉明：管理层能做得很少。如果你想谈研究管理，那是完全不同的话题。我得再花一个小时来讲。这次演讲，讲的是个人，不管管理层做什么、甚至有各种阻力的情况下，依然能做出非常成功的研究。怎么做到？就像我观察到人们做的那样。既简单又困难！

提问：头脑风暴是一种日常活动吗？

汉明：它曾经很流行，但似乎并没有真正的效果。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与别人交流是必要的，但正式的头脑风暴会议很少有价值。我会去找某个人，直接说：“看，我觉得这里一定有点东西。我认为这……”然后开始来回讨论。但你必须挑选有能力的人。打个比方，你知道“临界质量”这个概念吧？如果有足够的材料，就会达到临界质量。还有一个类似概念，我称之为“声音吸收器”。当你遇到太多这种人时，你提出一个想法，他们只会说：“是的，是的，是的。”你真正需要的是让临界质量发挥作用：“是的，这让我想起……”，或者“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与人交流时，你要避免那些只会附和的声音吸收器，而去寻找能激发你的人。

比如，你不可能和约翰·皮尔斯谈话而不立刻受到启发。我过去还经常和埃德加·吉尔伯特（Edgar Gilbert；译注：数学家、编码理论先驱）交流，我会定期去他办公室提问、倾听，然后带着新的灵感回来。我很谨慎地挑选和谁进行头脑风暴，因为声音吸收器是一种诅咒。他们人都不错，随处可见，但他们除了吸收想法没什么贡献，新点子就此消散，无法激起回响。是的，我觉得与人交流是必要的。我认为那些关着门的人，他们的失败在于没有让自己的想法得到磨砺，比如有人提醒：“你注意过这里的东西吗？”——我之前完全不知道，但可以去看看。有人为你指路。在我这次访问中，我已经发现了几本回家后必读的书。当我认为别人能回答我、能给我线索时，我就会去交流，然后自己去探索。（编者注：关于找人聊天的隐形科研方法可参见《苦于科研无进展？你需要来一次“即兴科学”》）

提问：在阅读、写作和实际研究之间，你是如何分配时间的？

汉明：在早期，我认为你应该在打磨润色和呈现上花至少与研究本身一样多的时间。现在我认为至少 50% 的时间必须用于成果的展示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提问：应该投入多少精力在图书馆（文献调研）？

汉明：这取决于领域。我来说一个例子。贝尔实验室有一个极为聪明的人，他总是在图书馆里，什么都读。如果你需要参考文献，就去找他，他能给你各种资料。但在研究“如何成功的理论”的过程中，我断言：长远来看，不会有任何效应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现在已经退休，成了兼职教授。他确实很有价值，我不否认。他写过一些很好Physical Review文章，但没有任何效应以他命名，因为他读得太多。如果你总是读别人做过的东西，你就会和他们的思考方式一样。但是，如果你想有新的不同的想法，就要像许多有创造力的人那样——先把问题弄清楚，然后拒绝去看任何答案，直到你仔细思考过自己会怎么做，如何稍微改变问题使它成为正确的问题。所以，你的确需要保持跟进。保持跟进更多是为了知道问题是什么，而不是为了找到答案。阅读是必要的，它能让你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什么是可能的，但仅仅通过阅读来寻找解决方案并不是实现伟大研究的途径。所以我给你两个答案：你要读，但关键不在于读多少，而在于如何阅读。

提问：如何让自己的名字与某项成就联系在一起呢？

汉明：那就是做出卓越的成就。让我来解释一下“汉明窗”（Hamming window）吧。我以前经常跟图基开玩笑。后来他从普林斯顿给我打了电话。我知道他当时正在研究功率谱的问题，他问我是否介意将某种特定的窗函数命名为“汉明窗”。我对他说：“得了吧，约翰，你很清楚，这项工作中我只参与了很小一部分，主要是你干的。”他回答说：“没错，汉明，不过零零散散的，你也做了许多贡献，有资格获得一定的认可。”于是，他就把那种函数命名为“汉明窗”。我以前经常调侃约翰，说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一个人的名字能像安（培）、瓦（特）或者傅里叶（变换/级数）那样被人们记住——这些名字都是用小写字母书写的。而“汉明窗”这个名字就是这样诞生的。

提问：迪克，你愿意谈谈演讲、撰写论文和著书这三种方式各自的相对效用吗？

汉明：从短期来看，如果你想让别人明天就能受你启发，那么撰写论文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你希望获得长期的认可，写书会是更好的方式，因为大多数人都需要指引。在知识量几乎无限增长的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指引来帮助自己找到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无限的知识”呢，从牛顿时代到现在，我们的知识量大约每17年就会翻一番。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应对这种增长，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专业化的发展方式。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340年，知识量将再翻20番，也就是说，现在的每一个领域都将有一百万个分支领域。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目前的知识增长模式终会自我限制，直到我们找到新的工具。我认为，那些能够提炼出核心内容、消除重复、摒弃那些无效的方法，并清晰地阐述我们所掌握的知识体系的书籍，才会被后人所珍视。

演讲、私人交流以及论文都是必要的，但我倾向于认为，从长远来看，那些省略不必要内容的书籍比那些包罗万象的书籍更有价值。因为人们并不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关于企鹅的东西”，这是一个常见的说法，通常人们只想了解核心内容而已。

提问：你提到了诺贝尔奖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名声对某些人职业生涯造成的破坏。这其实是名望所带来的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吧？一个人能做些什么呢？

汉明： 你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大约每隔七年，在你的研究领域进行一次重大、即使不是彻底的转向。因此，我周期性地从数值分析转向硬件，再转向软件等等，因为你往往会用光自己的想法。当你进入一个新领域时，你必须像个婴儿一样重新开始。你不再是那个大人物（big muckety muk）了，你可以重新从底层开始，种下那些将来会长成参天大树的橡子。

我感觉，香农就是毁了他自己。事实上，当他离开贝尔实验室时，我就说过：“香农的科学探索生涯就此结束了。”我因此遭到了朋友们的许多指责，他们说香农还是和以前一样聪明。我说：“是的，他依然聪明，但他的科学探索生涯结束了。”我真心认为事实确是如此。

你必须改变。一段时间后你会感到疲倦，你在一个领域里的原创性会耗尽。你需要找一些相近的领域。我不是说让你从音乐转到理论物理，再转到英国文学。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在你的专业领域内变换研究方向，这样你才不会变得陈腐。你不可能强制每隔七年就发生一次改变，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要求将“每七年更换一次研究领域”作为从事研究的一个条件，当然要对“更换领域”有合理的定义，或者在 10 年结束时，管理层有权强迫你做出改变。我会坚持这种改变，因为我是认真的。

那些老家伙身上常发生的情况是，他们掌握了一套技术，然后就一直用下去。他们在那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但世界在变，新的方向出现了，而这些老家伙们却仍在朝着他们以前的方向行进。

你需要进入一个新领域来获得新视角，而且要在你耗尽所有旧思想之前。你可以为此做点什么，但这需要精力和体力。说出“是的，我愿意放弃我那显赫的名声”是需要勇气的。例如，当纠错码理论已经顺利启动并建立了相关理论时，我对自己说：“汉明，你要停止阅读该领域的论文了；你要完全忽视它；你要尝试做点别的，而不是靠这些现有的成就吃老本。”我果断拒绝在该领域继续深入。我甚至连论文都不读，就是为了强迫自己有机会去做别的事情。我进行自我管理，这正是我整个演讲所宣扬的。因为我了解自己的许多缺点，所以才要自我管理。正因我有许多缺点，所以也有很多麻烦，也就是说，我有很多进行自我改进的可能性。

提问：能对比一下科研和管理吗？

汉明：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伟大的研究者，你就当不上公司总裁。如果你想当公司总裁，那是另一回事。我不反对当公司总裁，我只是自己不想当。我认为伊恩·罗斯（Ian Ross）作为贝尔实验室的总裁做得很好。我不反对管理工作，但你必须明确自己想要什么。

此外，当你年轻时，你可能选择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会改变主意。例如，有一天我去找我的老板波德，问他：“你为什么要当部门主任？为什么不干脆做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他说：“汉明，我对贝尔实验室的数学发展有一个愿景。如何要让那个愿景实现，就必须由我来操办，我必须担任部门主任。”

当你的愿景是那些你能单枪匹马完成的事情时，那么你应该去追求它。一旦有一天你的愿景——你认为需要完成的事情，超出了你个人范围的能力所及，那么你就必须向管理层转型。愿景越大，你在管理层中就需要走得越远。如果你对整个实验室或整个贝尔系统有一个愿景，你必须到达那个位置才能实现它。在底层很难让宏大的愿景成真。这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目标和理想。当它们在生活中发生变化时，你必须准备好随之改变。我选择避开管理层，是因为我更喜欢做那些我能单枪匹马完成的事情。但这只是我个人的选择，是片面的。每个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保持开放的心态，但当你真正选择了一条道路时，你一定要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到底做了什么选择。不要试图两头兼顾。

提问：一个人的自我期望有多重要？或者说，置身于一个期望你做出伟大工作的群体中有多重要？

汉明：在贝尔实验室，每个人都期望我做出好成绩——这对我帮助极大。如果一个人有自尊心，当所有人都期待你把工作做好时，你就会做好。我认为周围有一流的人才非常有价值。我总是寻找最优秀的人。物理学讨论桌一旦失去了最优秀的人，我就离开。当我发现化学讨论桌也是如此时，我也离开了。我努力与那些极具才华的人在一起，这样我既能向他们学习，他们也会期待我做出伟大的成果。通过有意识地管理自己，我认为比那种随波逐流的做法好得多。

提问：你在演讲伊始淡化了运气的成分，但似乎也掩盖了那些让你去洛斯阿拉莫斯、去芝加哥、去贝尔实验室的机遇。

汉明：确实有一些运气成分。但另一方面，我不知道其他的选择路径会如何。除非你能说其他的路径不会同样成功、甚至更成功，否则我无法定论。你所做的特定事情是运气吗？当我在洛斯阿拉莫斯遇到费曼时，我就知道他会获得诺贝尔奖。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研究，但我深知这个人一定会做出伟大的工作。无论未来出现什么方向，这个人都会做出伟大的成就。果然，他做到了。

并不是说你只在特定的环境下才做出一些伟大的工作，而那是运气。机会迟早会有的，而且会有很多，无数的机会等你把握。如果你有所准备，你就应该抓住其中一个，然后让那次机遇成就伟大。

运气是存在的，但也可以说不存在。运气青睐有准备的头脑，运气青睐有准备的人。但也不能保证，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成功。我会说运气改变了概率，但个人层面确实存在某种明确的掌控权。

那么，出发吧，去做出伟大的工作！

本文译自 Richard Hamming, You and Your Research, 1986,  Transcription by J. F. Kai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