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他汀·昆仑蒂落

当你走入她的生活，看到她笑口常开，积极助人，甚至收养孤儿，愿为素不相识的路人提供支持……神经科学教授会告诉你：别琢磨了，这人是杏仁核局部钙化了…… 

嗓音嘶哑的南非病人

她身材敦实，脸上布满皱纹，有着远超 47 岁真实年龄的沧桑感，而此时她笑容灿烂，透着纯真——这位名叫玛丽亚（Maria）的妇人正欢迎驱车抵达的访客。 

“博士！我可太想你了！”但这声问候沙哑无力，只有嘶嘶低语，因为玛丽亚的声带异于常人，组织增厚并有瘢痕，她已无法正常发声。除了声带问题，她还有脑部损伤，部分杏仁核，更准确来说，“基底外侧杏仁核”（basolateral amygdala，BLA），已显著钙化。 

同时出现这两种问题，是因为玛丽亚患上了一种的极其罕见的疾病：类脂蛋白沉积症（lipoid proteinosis），又称乌尔巴赫-维特病（Urbach-Wiethe disease），源于一种在南部非洲以外极为罕见的基因突变。

有稳定工作，能操持家务，还抚养了两个已经十多岁的儿子，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维度来看，玛丽亚都是正常的、能干的、相当投入生活的。“与她交谈，你察觉不到任何异常。”范·洪克如此评价玛丽亚，就像评价他接触的每一位“天性善良可爱”的乌尔巴赫-维特病患者那样。 

值得一提的是，玛丽亚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几乎想不起任何哪怕转瞬即逝的不快乐时刻，不过她还记得多年前因伴侣酗酒而将其赶出家门的事。 

而令人不解的是，若对看起来“良善可爱”的乌尔巴赫-维特病患者群体展开关于道德抉择的调查测试，你会发现，所有人都展现出不合常理的道德观与社会判断，挑战着神经科学领域的经典假说。

玛丽亚患有罕见的遗传性疾病，这种疾病会损害大脑中的部分杏仁核。而杏仁核不仅与恐惧感有关，还影响着人们如何权衡他人的需求。丨图源：Richard Stone

杏仁核，一个大小形状犹如杏仁的脑区，长久以来都被学界视作大脑的“恐惧中枢”。此类观念源起早期的啮齿动物实验，这些实验表明杏仁核深度参与动物的防御反应。 

耶鲁大学神经科学家史蒂夫·张（Steve Chang）长期研究猴的社会认知与决策，在他看来，大量实验都证明杏仁核高度关联所谓的“恐惧条件化” (fear conditioning) ——通俗来说，就是动物通过特殊的关联学习，将原本无害的信号与可怕之事相联系。 

实验过程一般是这样的：研究者会给小鼠/大鼠施加中性信号，比如一段蜂鸣声，同时搭配有害刺激，比如轻微足底电击；不久后，只要蜂鸣一响，动物就会僵住，因为它已形成对电击的习得性恐惧。不过，如果杏仁核受损，这种恐惧反应便彻底消失。 

然而，近些年的动物实验和人体研究呈现了更复杂的杏仁核—恐惧关联。当前学界不再将杏仁核简单视作恐惧开关，或许，它更像一处信息枢纽、一座中央车站？ 

正如哈佛大学神经科学家伊丽莎白·菲尔普斯（Elizabeth Phelps）所言，杏仁核并非单一功能整体，而是复合体，由多个具备不同细胞结构、基因表达和连接模式的特化神经核团组成，涉及高度复杂的神经回路，负责识别我们关心、在乎的事物，以此指导计算、决策。 

对杏仁核研究者来说，以玛丽亚为代表的乌尔巴赫-维特病患者，提供了一扇独特的观察窗口。因为他们受损伤的只有基底外侧杏仁核，其他结构，包括另一大主要核团“中央核” (central amygdaloid nucleus，CeA) 在内，都可谓完好。好坏分明，边界清晰，这便于科学家搞清楚“杏仁核内部神经回路之间如何互动”以及“杏仁核与其他脑区怎样交互”。这不仅涉及恐惧学习，也扩展到了社会判断和决策等更广泛的功能。 

范·洪克及其同事提出，基底外侧杏仁核的主要功能是一种“社交指南针”（social compass）：它帮助人们权衡他人的需求和意图，并判断哪些人对自己真正重要。 

“范·洪克非常善于把自己的研究与动物实验结合起来，从而构建一个更宏大的理论框架。目前的研究成果令人着迷。”菲尔普斯评价道，但她也表示该理论尚未完全说服她。 

恐惧开关失灵的美国病人 

1994年，《自然》（Nature）杂志报道了一例在当年引发轰动的乌尔巴赫-维特病案例。研究对象是一名来自美国、代号S.M.（姓名缩写）的年轻女性，其杏仁核几乎完全钙化，行为表现则契合传统的“杏仁核≈恐惧开关”理念。 

据论文作者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介绍，患者总是那么开朗愉悦（就像玛丽亚那样），且又无法从他人表情中识别出恐惧。 

更惊人的是她邂逅危险生物时的反应。S.M. 曾多次表示，自己对于蛇和蜘蛛只有厌恶之情和回避本能。然而，异宠店里的蛇未能见识她的厌恶，她有次来店参观，兴冲冲地选出其中一条把玩了三分钟，还念叨“泰酷辣”；工作人员不得不阻止她去触碰体型更大、更危险的蛇。 

在鬼屋里，她始终镇定自若；观看恐怖电影时，她也毫无惧色。达马西奥团队得出结论：“S.M. 在恐惧的感知与体验上有着普遍且严重的缺陷。” 

彼时任职于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青年学者范·洪克，与业内众多同行一样，因S.M. 病例而大受震撼，“她大概是世界上最著名并且至今仍健在的神经系统疾病患者。”他如此说道。 

2003 年，范·洪克首次前往南非。开普敦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海伦娜·索恩顿（Helena Thornton）向他分享了自己多年追踪当地乌尔巴赫-维特病患者的故事。她很清楚，神经科学家能在南非找到梦寐以求的研究对象，这里不只有某一名奇特病例，这里有一群遭遇罕见杏仁核病变的患者。

杰克·范·洪克研究南非乌尔巴赫-维特病患者已超过二十年。丨图源：Richard Stone 

南非乌尔巴赫-维特病的遗传起源

2002 年，学界首次确定，引起该病的突变发生于编码“细胞外基质蛋白1”（ECM1）的基因上。ECM1 蛋白是皮肤结缔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乌尔巴赫-维特病相关的 ECM1 基因突变，则有多达数十种不同类型。 

作为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只有当个体从父母双方处都继承 ECM1 突变，它才会真正显现。具体症状包括皮肤变得菲薄脆弱、易发炎症，声带病变，另有大脑组织钙化问题，多集中于杏仁核区域；重症患者可能伴随癫痫、偏执狂等精神症状。

后续溯源调查发现，南非的致病基因源头，被认为是17世纪中期从德国科隆移民至此的雅各布·克洛伊特（Jacob Cloete）。这是一个经典的建立者效应（founder effect，也称为奠基者效应）的案例。

克洛伊特先生与夫人育有多名子女，而延续了遗传缺陷的子女们又与南非的荷兰裔居民通婚并生育后代。19 世纪前后，克洛伊特家族的一名后裔，将致病基因传入北开普省纳马夸兰的混血族群。（纳马夸兰北接纳米比亚边境，南至兰伯特湾，是纵贯西海岸的干旱地带。） 

索恩顿团队共找到 34 名患者，其中大多数散居于纳马夸兰荒凉多石的沙漠地带。随着荷兰殖民时代以来，近亲通婚大幅减少，患病群体规模持续萎缩。范·洪克表示，那是一个长期存在近亲婚配的小型封闭社区，没了小族群内部的近亲繁殖，这种遗传病就会消亡。如今全球已知病例仅百余例，主要集中在纳马夸兰。 

南非病人与美国病人反差巨大 

学界同行都希望抓住尚存的天时地利，深入探究“杏仁核局部损伤如何改变人类行为”。2005年，开普敦大学组织团队前往纳马夸兰考察，范·洪克主动加入，后又招募学生戴维·特伯格（David Terburg）——如今已是乌得勒支大学的社会神经科学家。 

一行人原以为会见到更多S.M.，进一步论证恐惧中枢受损后的人类无所畏惧。但正如特伯格所言：“观察结果完全相反！” 

当地患者看似平静温和，却在行为测试中显示了更强的恐惧反应和更高的焦虑水平。 

怎么会这样？怎么与S.M.案例截然相反？难道关于S.M.的论断站不住脚？同行们起初都不认可。特伯格回忆道：“我们花了五年时间，才将初步结果发表出来。” 

那么，纳马夸兰病人与S.M.案例间的巨大反差，该作何解释呢？原因要从两方面来说。 

其一，纳马夸兰患者所携带的，是一种独特的“克洛伊特突变”，从未出现于其他大陆。其二，2007 年，团队利用 3.0T 磁共振设备扫描发现，患者脑部的钙化损伤仅限基底外侧杏仁核，此前从未在人类病例中观察到的情况。当然，早已有大鼠实验诱导出这种选择性损伤。（译注：各位读者或许还记得前文介绍：家住兰伯特湾的玛丽亚就只遭受了基底外侧杏仁核病变，而S.M.的杏仁核几乎完全钙化。不可否认，具体的钙化区域理应具体分析，南非病人的特殊性也不意味着S.M.案例被错判了。） 

那么，更早开展的大鼠实验收获了哪些结果呢？实验团队发现，这种社会性动物依靠基底外侧杏仁核来权衡行为后果，其中央内侧杏仁核则负责快速的防御反应，如因危险而僵住或逃离。范·洪克意识到，患有乌尔巴赫-维特病的南非人可以作为一种“罗塞塔石碑”，用来验证在老鼠身上观察到的现象是否也适用于人类。他推测，不同的杏仁核回路或许也会对人类的行为产生相反的影响。

上图为一名乌尔巴赫-维特病患者的脑部核磁共振扫描，蓝色箭头标注了双侧基底外侧杏仁核的钙化区域。丨图源：David Terburg 

“道德难题”不是难题，还是更难的问题？

2008 年，深耕专业多年的范·洪克成为开普敦大学精神病与心理健康系的客座教授，并携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从荷兰迁居南非。他对受试者进行了筛选，剔除有诸如酗酒等健康问题的个体，以确保研究对象的异常表现绝对源自基因突变，最终仅留下包括玛丽亚在内的少数几名女性患者。 

为了更深入地探索这些患者的行为和认知，范·洪克团队设计的研究方案引入了来自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工具：一系列博弈游戏和思想实验，旨在观测个体如何权衡风险、回报和责任。传统经济学理论假设，人总会精明算计得失，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数十年的行为学研究证明，人的决策常由直觉、冲动与社会天性驱动，而非狭隘的自身利益。这里介绍两项实验。 

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心理学家托比亚斯·卡伦舍 (Tobias Kalenscher) 对此产生浓厚兴趣。2023年，他利用学术休假前往南非，与范·洪克展开合作。 

失去逻辑的慷慨，缺乏边界的利他 

卡伦舍团队此前已在基底外侧杏仁核受损的大鼠身上观察到显著行为改变。 

面对“只有自己获得一份食物”与“除了自己，另一只同类也可获得同样食物”二选一，正常大鼠往往选后者，而脑损伤大鼠完全不在乎同类。这表明基底外侧杏仁核在“评估选择的社会价值”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不过，大鼠的社会行为只能作为理解人类行为的一个粗略模型。“慷慨是真正属于人类的主题，必须在人类身上研究。”卡伦舍说。卡伦舍与范·洪克针对北开普省的患病女性设计了一项“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实验：先要求她们回想那些进入过自己生活的人——可以是最亲近的亲友，可以是关系疏远的同事，也可以是擦肩而过的路人；再询问她们愿意分给对方多少钱。实验设置了健康女性对照组。 

结果显示，每名参与者的慷慨程度都会随关系疏远而下降，但乌尔巴赫-维特病患者的慷慨度跌幅远大于普通人。 

上述成果发表于 2025 年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作者团队推测，病人的异常表现源于她们“难以在自身利益与关怀他人之间取得平衡”，而非简单的过度慷慨或自私。 

同年 11 月，卡伦舍与范·洪克设计改良实验，不再让参与者面临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分配，而是要求参与者手握测力计，用握力为不同社交关系的他人争取奖金。握力越大，奖金越多。

综上种种，我们似乎已能得出结论：简单来说就是，基底外侧杏仁核不只是恐惧开关，它承担了更广泛的行为校准功能，能将情绪信号与行为后果进行整合，从而帮助决策者权衡利弊、评判得失，在利己与利他之间取得平衡。对于基底外侧杏仁核受损的女性而言，她们的“校准系统”坏了，因此难以在变化的环境中协调矛盾、灵活决策。

关于损伤导致障碍的核心机制，一种可能解释来自基底外侧杏仁核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之间的相互作用。vmPFC参与评估奖赏和指导决策的工作。健康大脑中，两大区域协同互动，将利己与利他整合为统一信号，以指导行为；基底外侧杏仁核受损后，这种交互中断了，决策任务只得由其他完好却更简单的神经回路负责。卡伦舍表示，上述假说有待验证，但契合当前关于这些脑区的观察结果。

上图呈现了乌尔巴赫-维特病患者大脑与正常大脑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瓦解了关键的“社交指南针”。丨图源：T. Kalenscher / Knowable Magazine 

实验中的行为究竟能否对应于日常生活中，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卡伦舍认为，他在玛丽亚身上看到了线索。2026 年 1 月，研究团队探访玛丽亚时，她正照料两名并无血缘关系的孤儿。在卡伦舍看来，玛丽亚的决策缺陷在现实生活中或许表现为一种极端利他，即不分对象、不看情境、不计得失地帮助他人。这份特质让她深受身边人信赖，却也极易被人利用。 

S.M. 病例亦有相似表现。一份 2018 年的观察报告指出：S.M. 告诉研究人员，自己曾于寒冬时节将仅有的大衣和围巾送给了高架桥下的流浪汉。

除了鱼腥和咖啡……

然而，玛丽亚其实有着更为微妙的嗅觉缺陷。范·洪克提供的嗅觉测试数据（未发表）显示，包括玛丽亚在内的多名患者，其基本嗅觉感知能力完好，察觉气味毫无障碍，但难以分辨气味种类。这是嗅觉失认症（olfactory anosognosia）的表现。“她们能分辨鱼腥味和咖啡香，其他的几乎区分不了。更神奇的是，患者丝毫意识不到自己有问题。” 

过往的啮齿动物实验证明，基底外侧杏仁核不负责感知气味，而致力于学习气味的意义，建立气味与记忆或后果的关联。一旦该脑区受损，动物虽仍闻得到气味，却 get 不到气味代表何种奖赏、预示何种危险。基于范·洪克的数据，有理由认为这套神经机制同样适用于人类。 

对于乌尔巴赫-维特病患者来说，杏仁核的钙化不可逆转，但这不意味着人生的钙化，虽面临诸多障碍和病痛，她们依旧坚韧生活，甚至以别具一格的行为模式诠释了另一种充满“弹性”的人生哲学。这些患者也为科学界打开一扇脑部视窗——看，即便如此微小的病变，也足以重塑我们的恐惧、信任以及利他之心。 

本文经授权编译自Richard Stone, A social compass in the brain, Knowable Magazine.  

原文地址：https://knowablemagazine.org/content/article/mind/2026/genetic-disease-reveals-role-of-brain-amygd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