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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1979年回国讲学活动及其影响

2020年11月24日,是李政道先生94岁生日。在李先生华诞之际,让我们一起回顾41年前的一段珍贵往事。
 
1979年春,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回国开展了为期3个多月的讲学,开设“统计力学”与“场论简引和粒子物理”两门课程,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物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他讲学期间的讲义日后也出版成了两部高水平教材,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并在此次活动中萌生选拔优秀学子赴美留学并付诸实践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简称CUSPEA)。本文依据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保藏的资料和历史文献,主要就李政道回国讲学过程及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物理学发展影响等情况做出介绍。
 
撰文 | 刘音(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
 
一、1979年回国讲学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由于“文革”对科教事业的破坏,一大批优秀的教授被迫放弃科研工作,学生在大学中也不能接受系统的科学训练,造成物理学科发展缓慢。为了让中国尽快从这种教育停滞的状态中恢复,尽快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脚步,1977年8月8日,复出后的邓小平主持了著名的“八八座谈会”。会上,对于学术交流问题,邓小平指出:“外交部反映,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周恩来同志过去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要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他们回国总要有个家,总要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吧!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得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肯定了科研工作崇高的地位。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因此称1978年春天为“科学的春天”。物理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为了弥补与世界物理学发展前沿的差距,中国科学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向海外杰出物理学家发出邀请,一批杰出的华裔物理学家应邀回国进行学术交流,介绍最新的物理学动态,使中国的物理学科研工作者有机会了解世界物理学发展的前沿领域,追赶世界物理学发展的脚步。
 
1979年3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费米讲座教授、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回国为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讲学。李政道是著名的华人科学家,1956年他和杨振宁一起发表论文《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质疑》(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是不守恒的,随后被实验所证实。这篇文章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之前在“对称”观念上一切传统的、根深的、错误的、盲目的陈旧见解。从此,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科学原理,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2年秋,李政道和夫人秦惠䇹首次回国,此后还曾于1974年和1977年回国,在会见国内领导人和访问亲友之余,每次都会在上海和北京进行讲学。他十分关心祖国科技教育事业发展,为改变“文革”时期青少年得不到很好的科学训练的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选拔优秀青少年进行系统科学训练,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成为少年班的雏形。他也十分关注祖国的物理学科发展,在“文革”中帮助《物理》杂志复刊,改变受迫害的物理学家的处境(如束星北),将世界物理学届的最新发现介绍给祖国的科技人员。因此,在1978年春接到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后,李政道立即答应了回国讲学。
 
二、讲学活动的前期准备
 
1978月初,中国科学院、外交部联名向邓小平请示,邀请李政道回国短期工作,获得邓小平亲自批准。[1]中国科学院马上行动,由时任副院长的钱三强代表中科院向李政道发函邀请。1978年5月3日,李政道回信给钱三强,同意在1979年的4、5月回国做系统讲学。[2]但由于钱三强6月到法国、比利时等国访问,因此,直到1978年7月26日才给李政道回信,信中对所讲的科目和时长都未确定,表示都可以在后面进行讨论。李政道接信后,于1978年8月5日回信,对国内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年轻一代物理学工作者的成长表示关切,并介绍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的情况。1978年10月7日,钱三强向李政道建议回国讲授“粒子物理”的同时,也十分欢迎他讲授“统计力学”,称可以根据他在美国授课的习惯,计划每周安排三个上/下午,每次两小时,两个专题需用六周的时间。钱三强并希望李政道能对研究人员做些关于近代量子场论中若干问题的专题报告。对于这样的要求,中科院觉得自己安排得“多了一点”,不知道李政道是否愿意。关于听课人数方面,钱三强在7月即将李政道回国一事告诉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当时刚成立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几家单位的物理同行们,他们都十分高兴和欢迎,因此,他预估听课人会比较多,可能达二三百人。由于国内并没有相关的教材,因此希望李政道最好能先将有关讲课的教材或参考资料寄给国内,以便做好准备,尽早印发。[3]
钱三强与李政道|李政道图书馆馆藏
 
李政道接信后,于1978年11月4日回信,[4]信中说,他按照钱三强的建议,再加上自己的考虑后,觉得“粒子物理”的题目应改为“场论简引和粒子物理”。他希望听众不仅是理论物理的学生,也有实验物理的,在高能物理之外,也同样欢迎核子物理和天体物理的。李政道希望这一课和“统计力学”的学生们都已经学过初步的量子力学。他还对课时做了估计,这两项课目总共需要七星期的时间,每星期花五个下午,每下午讲二至三小时。其中暂时计划“统计力学”讲六周,每周讲两个下午,“场论简引和粒子物理”讲七周,每周讲三个下午。
 
李政道还附上了此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的旧手稿,作为参考。同时,他开始着手准备第二年在国内的讲稿。据他预计会对旧讲稿做很大的更改,因此希望在第二年讲课时能有同学协助整理笔记、速记或抄本,如此或可即供给其他同学用。
 
李政道准备得非常周全。“现在在搜集些尤其是关于粒子物理的参考资料和有关教材,办妥后即邮寄回国。由于离开祖国的时间很长,有很多物理专有名词他不知如何用中文表达,为此他很细心地整理了几页专有名词的英文版本,希望中科院能请一位同学在附上的几页英文名词旁边加上中文,以备使用。”这期间,李政道还通过中国驻美联络处寄给钱三强一大包书籍。
 
1978年12月15日,钱三强回信说“看到了您的意见,大家都觉得甚好。估计您的讲课将在国内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次听课的人的确较多,不仅有理论物理的研究生,而且还将有实验粒子物理的、天体物理方面的研究生以及相应于研究生水平以上的青年研究人员。很多同志提出,像您这样以冲天的干劲热心支持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大家都深表钦佩,并且受到鼓舞。”
 
为了开好“统计力学”和“场论简引和粒子物理”这两门课,钱三强会同国内各家单位对李政道提出的各项准备工作积极办理。首先,他们对李政道寄来的手稿进行复印或排印,以便听众能人手一册。关于整理李政道的讲稿一事,“已经组织好一个小组办理这件事情,争取在您讲完不久即能整理出来,请您审阅并迅速出版,现在国内缺乏教材,尤其缺乏能反映世界先进水平而又适合引导青年同志迅速走向科研工作的教材,您的讲稿对于国内研究生的教育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所要的科学名词的中文译名已经译好,这里所写的译名,在国内也不是定论,只不过这样的译法使用的人更多一些。您所建议的讲课计划和日程,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意见进行安排,此外,在讲课之余,大家还希望您能介绍一些您最近科学工作或做一点近代场论发展的讲演(题目及内容请您定)。并且能否和国内的一些同行们开一些讨论会,以便向您请教并共同讨论一些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年轻同志更希望能听到您的宝贵意见。从您那里得到益处。”
 
1979年2月9日,李政道回信给钱三强[5],信中说又准备了一些关于“场论和粒子物理”以及“统计力学”的书籍和文章送给科学院。“这些材料原系为了参加今春来北京讲学的两个课程的同学们而搜集的,(其中有些已经为绝版,故仅能找到复本),望届时能费神请放在易为这二课同学们到达的阅览室中,以便作他们的参考研读之用。”此外,李政道又附上三盒讲义、书籍和文具,盒上写着“请留交我”,希望请科学院托人照顾一下。
 
当时,国内没有透明片投影仪,甚至都没有见过,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组织人员到上海请有关单位按照李政道提供的草图专门制作了一台。拍摄课程用的录影带大都是旧带子,有的录影带在开头几分钟可以看到外国教授的讲课影像,有的则可在结尾看到祖国风光名胜介绍。由此可见当时讲学条件之艰苦艰难。
 
但是方法总比问题多,在李政道和钱三强大量细致耐心的准备下,为期2个月的课程正式拉开序幕。
 
三、讲学活动的过程
 
1979年4月2日下午,李政道讲了第一堂课。李政道回国讲学的地址,在北京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报告厅里。听众有来自全国一百多个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教师和科研人员,现场听课有一千余人次。
李政道在授课|李政道图书馆馆藏
 
当年讲课的盛况,由新华社资深记者顾迈南撰写成一篇纪实文学《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6],文章中对他的课堂做了这样的描述:
 
听讲的人中,有李政道早年的老师、同学、好友,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新一代研究生。他们有的挨近讲台席地而坐;有的坐在后排举着望远镜边听边看讲义。在报告厅的地下室里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还有许多人围着一台台闭路电视机,全神贯注地在听讲。台上,李政道穿着灰色的西服,他用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讲着粒子物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年春天,他共讲了“统计力学”和“场论简引和粒子物理”两门课程,在美国,这两门课程他每年只讲28-30小时,这两门课程一般要讲两三年。他想中国实现现代化急需科技人才,因此便决定用两个月的时间讲完几年的课程。为了搞好这次讲学,早在一年前他就开始准备工作。在讲学期间,他每天讲3个多小时,备课通常需要5-6小时,每天凌晨3点多起床就开始备课,他不停地讲,不停地写,他讲得满头大汗,把外衣脱了,再继续讲。他人瘦了,嗓子哑了,劝他休息,他笑笑说:“这么多人认真听课,我花些劳动是值得的。”不少人对记者说:“李政道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他这次讲学引起了空前的轰动,绝非偶然,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价他:“李精于学”。当时的报纸评价李政道这次讲学活动说:只有像李政道这样的华裔科学家才视中国为自己的祖国,讲学才会这么卖力气!”“他的功夫很深,讲得很好。”一位对基本粒子物理有很深造诣的老科学家说。“用物理学中的术语来说,李政道教授讲课走的是“短程线”,他能迅速把人们带到了现代科学的最前沿。”一位老教授赞叹地说。“作为一位教授,他和学生们的心是相通的。他时时都在关注着听讲人的理解程度,做到因材施教。”一位研究生说。在下课时,李政道总喜欢和同学们在一起,问问他们的学习效果,对课上的问题有什么困惑,也和他们聊理想、聊未来、聊美食。
 
李政道的夫人秦惠䇹说:“政道过去对这类事(指组织和联系工作)从来不感兴趣。去年为了给中国培养高能物理人才,他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亲自打了很多、很多个长途电话,联系培训问题。别人都说政道变了,就连讲课政道也变了,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集中讲过。”
 
在最后一堂课的结尾,李政道很谦虚地讲道:“七个星期以来,第一个星期对我来说是比较不大习惯,到后来反倒是越来越简单。对各位可能是相反,开头大概比较简单,恐怕是越来越复杂一点,所以各位付出的劳动代价,恐怕每一位都比我来得更大。因为第一个星期不过是七分之一,有500多位呢,所以所花的力量也比我自己多花了500多份。请各位原谅讲得不好的地方,同时让我谢谢大家的忍耐和坚持。”[7]为期七周的课程,李政道在讲授专业课程知识的同时,也传授了他的治学方法和多年来在研究工作中的心得体会,这些都是不能从看书本读文章中学到的。这次讲学活动对中国物理学科研人员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他们近距离地感受诺奖级科学大师的风采,在接受新知的同时,也感受到他的学识风范。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曾幽默地说:“我们能够听李政道先生的课应该感到幸福,这相当于让大家出了一次国,到美国读了三年书。”[8]
 
四、讲学活动之外的外事与讲座活动
 
此次讲学活动因时机特殊、各方高度重视、持续时间长、受众面广、讲学效果好等因素,影响非常大,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赏。在讲学期间,邓小平在接见他时高度评价了他的讲学活动:“听说你的讲学很紧张,一天要忙十几个小时,顶得住吗?大家都反映你讲的很好,反响很强烈。不谈感谢了,你也不需要我们感谢。你做出的贡献很大。”[9]华国锋、邓颖超、方毅也分别在会见时对李政道教授前来我国讲学付出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
1979年邓小平接见第一届中美高能物理会谈的代表|李政道图书馆馆藏
 
6月11日,讲学结束后,李政道又参加了他促成的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该会议的起因是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期间,方毅副总理和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签订了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美方成员是根据上述协议前来北京参加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联合委员会的美方主席由能源部能源研究办公室副主任詹姆斯·李斯(James E. Leiss)教授担任,成员都是美国著名科学家和各大高能中心的负责人。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有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中方主席、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教授;联合委员会成员则有:国家科委副局长、高能物理实验中心总工程师林宗棠,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朱洪元教授,北京大学胡宁教授,高能物理研究所谢家麟教授和肖健教授。该次会议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的附件》,美方表示将协助中方建造五百亿电子伏特质子同步环形加速器。[10]
 
利用讲课前和周末时间,李政道访问了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他还走进陕西省延安中学高一(1)班的课堂,听了一趟物理课,参观了实验室,并与该校老师谈了他对中学物理教学的意见。[11]
 
在中国科技大学,李政道特地走进少年班,就如何培养科技人才的问题,同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和师生进行了广泛的交谈。[12]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肇始于李政道1974年向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选拔优秀青少年进行系统科学训练,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但因为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并没有马上实现。1978年3月,中国科技大学创建了少年班,其目的是为探索中国优秀人才的培养规律,培养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推动中国教育和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李政道在讲座中讲述了他为什么希望设立少年班的初衷:
 
“世界上,在理论物理方面能够做出大的成果的人,一般都在20多岁。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是在26岁写成的,量子力学的创立者海森堡23岁就提出了量子力学的概念,薛定谔、普朗克早年的工作也很突出····· 所以我希望大学生能在19岁左右就毕业开始做研究工作。根据这个年龄再往前推,应该是在15岁左右就进大学。毕业后做几年工作,在23、24岁有可能做出成果来。”
 
李政道还提出他的治学观点“考试考得好不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反应快的人可能考得好一点,但是反应快并不是(对科研成就)决定性的,最重要的是会不会自己提出问题。”这是李政道“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治学思想的雏形。因此他说“我们一定要培养孩子们的好奇心,要鼓励他们敢于提出问题。”他还鼓励同学们要多读书:“看书的面要广,年轻的时候要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要敢于提出问题,不要只看业务书、科技书,也要看文艺和科学幻想小说。《水浒》、《三国演义》都可以看,还有狄更斯、大仲马的作品,这些都是对同学们有益处的。”面对少年班的同学,李政道即兴出了一道题:“有五只猴子,分一堆桃子,可是怎么也平分不了,于是大家同意先去睡觉,明天再说。夜里,一只猴子偷偷起来,把一个桃子扔到山下后正好可以分成五份,它把自己的一份收藏起来就睡觉去了。第二只猴子起来也扔了一个刚好分成五份,也把自己那一份收藏起来。第三、第四、第五只猴子都是这样,扔了一个也刚好可以分成五份,问一共有多少桃子?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巧妙地解法。”李政道没有当场解答这道题,但是这道题流传甚广,1985年和1988年还有人专门撰文研究解答该题。[13]
1979年3月26日,李政道访问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馆藏
 
1979年3月26日,李政道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受到了校领导的热烈欢迎。当时的校报还进行了报道。访问的起因是1978年12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校长朱物华、副校长张寿联名致信哥伦比亚大学,希望开展学术合作。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将此信转交李政道,李政道于1979年3月21日回信表示,利用此次回国讲学契机商谈此事,促成哥伦比亚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和学者的交往。李政道在座谈时表示,哥伦比亚大学今年可以接受上海交通大学四至五名学者去参加他们的研究,具体名单待今年七月份该校校长、工学院院长访华时与准备派出的学者交谈后确定。前去留学的学生将由他在北京举办的讲学班上挑选。座谈会后,李政道还参观了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和造船系的几个实验室。他热情的向工程力学系赠送了小型计算机一架。[14]
 
五、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物理学发展的影响
 
李政道1979年回国讲学对改革开放后的物理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学术成果在中国的传播和物理学人才的培养。
 
(一)出版《统计力学》和《场论简引和粒子物理》教材
 
李政道1979年回国讲学所使用的教材,充分考虑了听课学生的学术水平。他以自己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两门课程的讲义为基础准备讲稿,也结合了当时世界科学的最新发展情况。
2006年重新出版的《粒子物理和场论》和《统计力学》
 
粒子物理的部分讲课笔记经整理后形成了《粒子物理和场论》专著,并且分别出了英文版和中文版。
 
《粒子物理和场论》这本书的初稿是由中国科学院陈崇光、赵保恒和理论物理所朱重远教授根据李政道的讲课手稿以及裘照明、夏仁立和曹南薇等人的记录稿整理而成。之后,李政道在美国出了《粒子物理和场论简引》。根据李政道的建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阮同泽、研究生院汤拒非,理论物理所的庆承瑞和朱重远教授将该英文书译成中文,于1984年在国内出版。2006年经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重新整理出版。其中场论简引部分分为7章,粒子物理部分有18章。这本书中所陈述的物理大多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发展起来的,李政道创建或参与,或目睹了全过程。因此他对这些理论的解读和理解有其独到之处,经过他思维而写下的教科书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统计物理的讲课笔记,李政道一直认为没有出版过。直到2006年,李政道被中国高等科学中心的同事告知,统计物理的部分讲课笔记经过整理后已以《统计力学》的书名出版。该书是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陈崇光根据李政道的讲课手稿、讲课时的录像以及他本人的上课笔记整理而成[15],虽然全书仅有四章,但是却几乎囊括了统计力学的所有精髓,是李政道研究统计力学的体会和结果,自成体系。其中部分内容和他当年的研究有关,如第一章内的例子白矮星临界质量的估计,来自于他的博士论文,第三章的凝聚理论和合作现象是建立于他和杨振宁的合作发表的两篇论文基础上写成的。
 
既可以作为统计力学的入门教材,也可以在使用别的教材时用它作为学习的参考和补充材料。李政道治学严谨,一切推导都从最基本的假定出发的研究风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6]
 
(二)物理学人才培养
 
在讲学期间,李政道每天上午和下午讲课,中午和学生们一起吃饭、讨论。他发现在国内科研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下,仍有些研究生素质不错,在目睹了当时祖国面临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状况时,他忧虑万分,深感:
 
“为加快祖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我十分深切的感到,必须尽快为祖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长远之计。”
李政道与学生在一起|李政道图书馆馆藏
 
但是当时的中国还处于一个整体封闭的状态,出国留学的渠道不同,国家财政也十分困难,不可能拿出大量的外汇经费支持出国学习。国内外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而且在美国的大学或研究生院入学必须先通过GRE考试,非美国的外国学生还必须通过TOEFL考试,而此时,中国还没有GRE和TOEFL考试,想按照正常程序是走不通的。要让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只能另辟蹊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ion Program,CUSPEA)由此创始。
 
李政道在京讲课期间,他和他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们联系,请他们出一份能达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研究院的标准的试题,寄到北京。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严济慈院长、吴塘副院长的协助下,举办了第一次PRE-CUSPEA试点考试,从中选出了陶荣甲、陈成钧、裘照明、吴真、陈天杰五位学生。然后李政道将他们的试卷和履历寄到哥伦比亚大学,请物理系开会决定,这五位同学是否能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研究生,如果能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能否由物理系承担他们所需的全部经费,直到他们得到博士学位。由于这五位同学成绩优良,都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入学许可。李政道又请物理系替这五位同学向哥伦比亚大学招生办公室补办了入学手续,从而使他们顺利入学。有了这样一次具体的实践,他就比较好说服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的领导和同仁,获得他们的支持。
 
1979年底,李政道趁热打铁,举行第二次PRE-CUSPEA试点考试。此次参与学校由哥伦比亚大学一所扩展到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俄勒冈大学、匹兹堡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弗吉尼亚大学和犹他大学八校,选拔了任海沧、李大西等十位学生赴美留学,并担负他们全部的教育和生活费用,直至获得博士学位。
 
1980年2月1日,李政道开始向美国53所高水平的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和教授们发了200多封内容相同的信。从那时起,CUSPEA才算正式全面地开始。[17]
 
从1979年Pre-CUSPEA开始至1989年停止招生,CUSPEA共选拔了培养了915位学生赴美留学。多年来,CUSPEA学者聚是一团火,散做满天星。他们有的在物理领域大放异彩,如沈志勋、文小刚等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谢心澄、王中林、汤超等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的则转战其他领域成就斐然。他们回忆起CUSPEA对他们的人生影响,用的最多的就是:CUSPEA是他们的人生转折,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命运。为更好地团结CUSPEA学者,增进联络,CUSPEA学者协会成立了。2020年11月28日,为传承弘扬李政道科学家精神,培育科技创新人才,上海交通大学与CUSPEA学者协会将共同成立“CUSPEA之家”。这里有“家”的温馨与温暖,凝聚CUSPEA学者力量,投身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事业,让李政道高举的科技报国火炬薪火相传。
 
六、结 语
 
李政道1979年回国讲学对帮助国内科学研究的恢复是十分及时和有益的。帮助了国内粒子物理等相关领域研究的恢复,使得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研人员能够较快地跟上国外同行的步伐。他对国内中学及大学的实地考察,既给这些院校带去世界一流大师的前沿讲座,也让他深入了解国内科教事业的现状。他以此为基础,找到了日后帮助中国科教事业发展的方向。他在讲课前的精心准备,积极搜寻资料,在中国出版的两本颇具影响的教材,填补了当时这两个领域的教材空白。他倡导的CUSPEA计划,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了一大批科技领军人才。
 
此后至今的41年间,李政道将自己深深地投入到帮助祖国建设的“四个现代化”中去,他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发展殚精竭虑,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海光源等基础科学装置,向党中央领导人建议实施博士后制度、自然科学基金制度,捐资设立秦惠䇹-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等一系列鼓励科研的制度,还力主建设了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浙江近代物理研究中心等基础科学研究基地。而1979年讲学正是这一切工作的肇始。
 
参考文献
 
[1]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74.
 
[2] 1978-07-26-钱三强致李政道.李政道图书馆特藏资料。
 
[3] 1978-11-04, 政道致三强. 李政道图书馆特藏资料.
 
[4] 1978-12-15, 钱三强致政道. 李政道图书馆特藏资料.
 
[5] 1979-2-9,李政道致钱三强.李政道图书馆特藏资料
 
[6] 顾迈南:《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N]《人民日报》1979年5月18日第4版。
 
[7][8] 1979年李政道回国讲学录影带,李政道图书馆特藏资料,盘号:545。
 
[9] 黄庆桥.邓小平与李政道的互动交流对当代中国的影响[J].科学文化评论,2016,13(05):62-72.
 
[10]《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京举行,美方表示将协助中方建造五百亿电子伏特质子同步环形加速器》,[N]《人民日报》1979年6月13日第5版。
 
[11] 李政道教授谈中学物理教学[J].人民教育,1979(10):36.
 
[12] 林溪.李政道教授谈读书·治学·育人[J].读书,1979(05):111-117.
 
[13] 陈任科.请计算李政道博士出的一道题目[J].湖南教育,1985(11):38. 滕发祥.“猴子分苹果”问题的推广[J].数学教学通讯,1988(04):27.
 
[14]《李政道博士来校,商谈交换研究人员和学生》[N]《上海交大》1979年4月16日第3版。
 
[15]李政道《统计力学序言》,[M]《统计力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11.
 
[16]《整理者前言》,[M]《统计力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11.
 
[17] 柳怀祖、刘音. 《十年树木今成林——CUSPEA40周年回望》[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1-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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