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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内的高等教育——余翔林教授访谈录 | 熊卫民访谈

中国科学院不但是中国最重要的科研机构之一,还是一个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事实上,它是全国最大的培养研究生的法人单位。它不但能培养学生,还能颁发学位,这在世界各国的科学院系统中也是很独特的。可这些事实不但在国际上鲜为人知,就算是在国内,知道的人也不多。中国科学院做过哪些教育工作,到底是如何培养高级人才的,和大学相比有哪些优胜或不足之处?这是值得广大考生和教育史研究者知晓的。
图1 中国科学院教育史研究座谈会(2008年3月13日摄于中国科学院院部)
 
为撰写中国科学院教育史,2008-2009年,张藜教授(图1后排右2)、笔者(后排右3)和其他一些同事召开了几次专题座谈会,并在会后对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及其前身的多位老干部,如罗伟、王汉石、马先一(前排右1)、任知恕(前排右4)、余翔林(前排右5)等作了系列访谈。在本访谈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教育局前局长余翔林教授介绍了他的教育理念,尤其是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的教育工作的认识。相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庞大体量,中国科学院的高等教育规模要小得多。但船小好调头,小也有小的好处。中国科学院过去是,现在仍然可以是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先驱。
 
受访人:余翔林教授(以下简称余)
 
访谈人:熊卫民(以下简称熊)
 
访谈时间:2008年6月24日
 
访谈地点:中国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局
 
受访人简介:
 
余翔林(1940-),江苏江阴人。1959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64年毕业留校,长期从事电磁场理论、电磁辐射及毫米波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在毫米波引信雷达及导弹末端制导实验系统的研究中,获得过一系列重大成果,1991年被国家科委聘为国家863通信高技术战略研究专家组成员。1984年后历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研处长、副教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等职,1998-2001年先后任中国科学院教育局、人事教育局局长。
图2 余翔林教授(熊卫民2008年3月13日摄于中国科学院院部)
 
熊:听说做中国科学院教育局局长之前,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了很长的时间。请简要介绍一下您的经历。
 
余:我于1959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无线电系,1964年毕业留校,接着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两年多之后,“文革”开始,1969-1970年时,科大又下迁,直到 1972年招工农兵大学生时,我和其他一些同事才回到教研室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被耽误了七、八年时间。虽然在“文革”期间,我并没有完全放弃专业,数学、物理等方面的书还在看,但为了教学生,我还是又花了一两年时间,把大学所有的数学、物理和英语课程重新复习了一遍。
 
我先后在教研室做副主任、支部书记,一方面教学,一方面搞科学研究,在毫米波技术上做出了一些成果。1984年时,开始担任科大科研处处长。后来,我又担任了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等职,1998年时被调到院里。
 
中国科大的办学理念
 
熊:您主管教育多年,不知持有何种教育理念?
 
余:科大在1958年创办之时,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想——理工结合,而不是理工分离。建国以后,尤其是院系调整之后,在苏联的影响下,中国大学的理科和工科是分离的,如清华大学的理科被调整到北大去,北京大学的工科都被调整到清华去,而科大则把理和工结合到了一起。与此同时,科大还强调科学和技术的结合。不仅要有科学,还要有技术,特别是新兴、边缘、交叉的科学技术,办了很多这样的系。科大还强调教学和研究的结合,教师要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这与过去的大学也是有区别的。过去的高校教师以教书为主,很少开展科学研究,而我们是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办的大学,很注重科研。理工结合、科学和技术结合、教学和研究结合,这是科大的特色。所以,这所大学一开始办就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性,既反映了国家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又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革命家对教育的深刻理解。
 
那时候,给我们上课的都是科学上的大家,目的是打好我们的基础。另外,我们的毕业论文是在科学院的研究所做的。比如,我的论文是在电子所做的,曾用中国最早的电子计算机来帮助计算数据。后来我想,全国那么多学生做论文,有几个人有我这样幸运?在1964年就能使用最先进的计算机,只有科大才有这种可能。这充分体现了科大的特色:基础扎实,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来培养,教学和研究紧密的结合。
 
我在学校工作时,不管是当教务长还是当副校长,基本上是传承这种传统。当然也要不断发展。那时特别重视交叉学科,我协助谷超豪校长办了非线性科学的试点班。这是新兴学科,没有学位授予权,学生来自数学、物理、生物等学科的不同专业,后来做论文时,又回到原来的学科去。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另外,我还很重视全面素质的培养。早期,我们国家曾流行“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这个概念不全。后来强调实践,不仅要会读书,还要善动手。可光会读书,会做实验,不了解社会、国情、历史等也不行,没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思维狭窄、境界低下,那也不行。还必须有很好的文化素质、很好的道德素养、宽广的专业学科知识、健壮的身体、健全的心理素质。教育的功利性不能否定,但在这些东西之上,我们教育工作者还要追求对人的全面培养。
 
在逆境中也基本能按教育规律办学
 
熊:1958年“教育革命”时,科大办过工厂、农场吗?
 
余:科大办过工厂,我有印象,但规模很小。影响大的是“大炼钢铁”,可那时我还没来,我来之后,闹腾得比较厉害的是“超声波运动”,说超声波可以加快化学反应,可以煮饭等,到处做试验。但这个运动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我们仍把主要精力投在学习上,我们的学习任务非常重。我对这些运动的印象不深,说明它们对我们影响不是特别大。
 
熊:它们对北京大学的影响很大。我访问过该校的一些老学生,他们说1957-1960年这几年,天天搞政治运动、搞劳动,没学到什么东西。
 
余:北大、清华都是中央直接过问的重点院校。
 
熊:科大是在“教育革命”的背景下创办的,那时候“批白专”、“拔白旗”,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您刚才提到的几个“结合”和注重打基础等,既是1950年代初一些改革措施的反动,又违背“大跃进”时的潮流。现在看来它们当然很正确,但令我困惑的是,为什么科大当时能做到这一点?
 
余:科大确实有很强的传统。1970年代我们招工农兵学员时,社会上也正在搞“教育革命”。当时我是教研室副主任,管教学。学员们有的是老高中,有的初中还没毕业,又都在劳动第一线干了那么多年,科学文化基础普遍很差,怎么教?当时有个争论。无线电、微波技术涉及麦克斯韦方程,它有积分形式和微分形式。积分形式只要有最基本的微积分基础就可以学了,而教到微分形式,则还要学向量分析、特殊函数、数学物理方程、场论等,要难很多。别的高校都只教到积分形式,而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和两个从美国回来的老教授提出,为了让学员们打好基础,无论多困难,都要教他们微分形式。最后我们真的咬牙教了下来。我们绝不搞当时流行的“以产品带教学”那一套,因为简单地以一个产品来代替整个的教学过程,肯定会很失败的,绝对培养不出人才来。我们还是坚持科大的传统,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强调必须把最基本的知识教给学生。我们培养出来的一些工农兵学员还是不错的,其中有一个正在担任上海光机所的副所长,当然他后来又去念了博士学位。
 
为什么科大坚持这样的传统呢?因为这是老一辈科学家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此外,科大的创办还有“向科学进军”的背景。1956年,我们国家制订了十二年规划,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于1958年创立科大。在开学典礼上,郭沫若校长说:我们现在开学了,可头上飞的还是苏联的卫星。这使我们感到一种紧迫感。创办科大的那些科学家们深切了解,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能靠说大话,只能靠扎扎实实打基础。那些老前辈是真正懂教育的。
 
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吴有训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们当然是懂教育的。可他们并未分工管理科大。至于别的前来任课的科学家,对于办校方针,他们能有很大的发言权吗?那个时候特别强调党的领导……
 
余:科大当时的校长是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的,党委书记早期为郁文,实际长期主管科大工作的是刘达。他毕业于北京大学[1],对教育有很深的理解,既贯彻中央的精神,又非常尊重科学家。郁文也是这样。他们对科学家都非常尊重。
 
研究所内的高等教育
 
熊:现在高校实行的仍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科学院的各研究所是不是也类似?党委书记是不是各所的教育负责人?
 
余:研究所实行所长负责制,有一位副所长分工管教育,书记一般不太参与。科学院总的体制是所长负责制,与高等院校的不一样。高校曾经做过校长负责制试点,但很快就取消了。
 
熊:跟你们科大有关吧?
 
余:是的。1986年出现学潮并开始反自由化之后,特别是1989年以后,就在全国停止了校长负责制试点。
 
熊:研究所在教育方面自主性大不大?
 
余:在成立科学院研究生院以前,各所有招生权,并由所学位委员会独立授予学位,只是有一段时间集中到研究生院去上学位课,其自主权是比较大。成立科学院研究生院后,研究所不再具备独立的招生权和学位授予权,招生、学位授予和教育管理都被统一到研究生院。统一后也有好处,在向国家争取资源,要求增加招生指标、增多教育经费、增加学位点时,更方便一点。
 
熊:除科大外,科学院每年还招多少学生?
 
余:我任局长时科学院每年招收5000多位研究生,现在扩大了招生规模,每年招收的人数超过了1万,而在科学院系统内,能带研究生的副研以上人员有7000多人,平均起来,现在每位导师每年也只带1.5位学生。相比较而言,高校教师带的研究生通常要多得多,而其课题和科研经费要少得多,所以,一些高校的研究生是读书读出来的,而不是通过科学研究锻炼出来的。所以,不同来源的研究生质量差异很大。当然,一些好的高校和好的教师不是这样的。普遍来讲,扩招带来了很多问题。
 
熊:教育部对科学院各所管得多不多?
 
余:现在他们不怎么管了。过去其实也管得少,只是控制招生指标。他们并不给我们拨教育经费,课程安排之类也就不管。我们跟大学有很大区别,他们受教育部有关制度、政策的影响特别大,自由度比较小。所以,路(甬祥)院长说,在研究生教育这一块,我们科学院有很大的自主性,可以做很多探索。他很希望我们有所创新,摸索出一些新经验出来。
 
熊:那么,科学院是否利用这个优势,培养出了更多的特别优秀的人才?
 
余:在培养优秀科研人才方面,科学院可能比高校要略强一点。毕竟各研究所都是以研究为主的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束缚小一点,国际交往较多,跟国际科学研究主流结合得更紧密一点。但二者也有一些共同的不足之处,比如,我们还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类老传统的影响,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鼓励不够。很少有研究生独立选题,选与老师的方向、领域不一致的,与老师的理念不一致的题的尤其少。所以,我们这儿的博士论文,在创新性方面依然比较弱。这跟应试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从小学到中学,我们的学生所接受的一直都是应试教育,甚至到大学、研究生阶段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这当然会非常影响培养质量。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学生的功利性也很强。他们读研究生,很多并不是因为对研究有兴趣,而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点的工作,谋得更好的就业条件和工作待遇。他们对这些因素考虑得多,对学术考虑得少,而能在学术上真正有所成就的,是那些把科学真理作为终身追求的人。不管是在科学院还是在高校,真正献身科学的人还是少数。
 
熊:您的意思是说,因为生源不佳,受一些不良传统的影响,再加上功利考虑太多,科学院在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欠缺?
 
余:当然科学院还有很多优秀典型的,前面说的只是普遍现象,特例哪里都有,大学也有。
 
熊:民国时期,兵荒马乱,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非常少,能够进一步出国深造的更是少之又少,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仍培养出了陈省身、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钱学森等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60年了,改革开放也已进行了30年,上过大学的人非常多,出国留学的更是超过百万,可其中又有几位能入得了世界一流科学家行列?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还是不够成功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余:你说的都是事实。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国家的教育太注重功利。以前是政治,改革开放后是经济,它们对教育的冲击太大。西方虽然也是市场经济,但有些科学家的精神追求仍然很高,而我们现在一些科学家及大量年轻人主要是追求物质,高尚的情操非常缺乏,人生的价值大大降低,这是很致命的。
 
熊:倡导以启迪智慧、发挥潜能为主的素质教育已经很多年,可现在的学生从小到大所接受的依然是高强度填鸭为主的应试教育,放学回家之后,还要接受各种家教、培训,好苗子很容易就被毁掉了。为什么那些人人都说不好的做法偏偏能长期盛行?
 
余:主要因为教育是稀缺资源,重点小学、中学、大学,每一个层次都是稀缺资源,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而社会所提供的上升渠道又非常少,只能走这样的独木桥。像其他有些国家,职业教育很发达,许多人去读那些学校,出来之后,待遇不一定比教授低,那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高级技师,在社会上很受尊重。而我们的有关政策没有配套,工人的待遇很低,被人看不起,那些农民工、打工仔,受剥削最重,待遇最低,完全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这就使得人们不愿意去当蓝领工人,而没受过职业培训的普通高中毕业生若上不了大学,是很痛苦的,并且令整个家庭都很痛苦。只有国家逐步提高工人、农民的待遇,才能改善教育的结构,使职业中专、职业高中等真正发展起来,继而使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大量优秀的高端人才得以培养出来。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熊:不好的根基、不良的传统、太强的功利性,除了这些不利的外在因素,各研究所自身在教育方面还有哪些不足?
 
余:在教育方面,各研究所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做得非常好,如北京的物理所、化学所,上海的有机化学所,沈阳的金属所,合肥的固体物理研究所,等等,他们有成套的经验,培养的研究生有很多都取得了好的成就。为什么能这样呢?他们有很好的人才培养理念和传统。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有一个非常自豪的地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具有一般智力的人培养成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这个实验室,得诺贝尔奖的太多了。为什么呢?他们重视打好基础,重视学科交叉,有良好的学术氛围,经常组织学术讨论,而且老师对学生非常尊重,鼓励他们创造性的提出问题、探索问题,给他们指引前进的方向。我们一些好的研究所也有类似的传统,能够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所以比较成功。而有一些研究所则不太成功,他们的教育理念比较陈旧,学生往往只是读几本书,看几篇文献,做做导师现有的课题,写篇论文,不行的话老师帮忙改改,然后再毕业找个工作。
 
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高等教育
 
熊:1998年您主持教育局的工作后,做了哪些重要事情?
 
余:第一件是帮助科大进入“985”工程。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参加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时提出,我们国家应当建设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然后教育部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开始搞“985”工程。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最终使得科大成为了第一批院校(共九所)之一。争取到了国家3个亿,安徽省3个亿,科学院3个亿,一共9个亿的支持,帮助解决了科大的一些问题。
 
第二件是更名组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我写过一篇专门的回忆文章[2]。这件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3]。因为全世界的研究生,几乎都是在大学里授予学位,只有我们和日本开创了科学研究机构独立招生、授予学位的先例。这件事情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像俄罗斯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法国科学院,都很羡慕我们——他们可以培养研究生,但授学位必须去大学。
 
第三件是组建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将5个单位重新组建成1个法人单位。这件事情,院里交给人教局负责。路院长曾经想把(科学)岛上的研究所跟科大合并起来。岛上问:是研究院办大学,还是大学办研究院?科大问:是大学办研究院,还是研究院办大学?结果他们都不买帐,最后院里只好下决心先将岛上的单位合起来。
 
还有一件事,就是把人事局和教育局两个局合并起来成立人事教育局,这里面也有一些麻烦事,主要是干部的安排,做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熊:您当三年局长,干成这么多大事,很不简单。更名组建研究生院后,在招生方面……
 
余:招生时我们报计划,交教育部审批,建立研究生院后,招生人数增加了很多,但审批起来还是很严格,不是说你自己花钱培养就不审批了。
 
以前科学院各所都有独立的学位授予权,教育部直接把招生指标(每个所几十人)分到各个研究所,院教育局只起一个统计的作用。这些分散的单位想增加指标,可上报到教育部去时,经常得不到批准。我任局长时,曾陪白春礼副院长去教育部找管研究生招生的某位副部长,请他们批。但他们不太同意科学院扩招,主要是因为基本理念不对——他们认为,研究机构招研究生,目的只在于更替自身人才,而为社会培养人才,是教育部各大学的事。实际上,现在大学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也开展科学研究,科学院在开展研究的同时也培养人才。两大方面军嘛,应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
 
我们成立科学院研究生院之后,调整了各所的学位授予权,集中到研究生院来。这就把资源全部集中了,我们因此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培养研究生的法人单位:拥有几千位导师,一年授予几千个博士学位(占全国理学博士的1/3)。力量一强,跟教育部去谈时,他们就十分重视了。
 
熊:在成立研究生院之前,科学院的毕业生一般去什么地方?是大部分都留在研究所吗?
 
余:不,除了少数留所外,大部分都不留所。他们之中,一部分去了高校、其他研究机构、企业等,还有相当一部分出国。过去60-70%以上不留所,现在90%以上不留所。我们现在每年招生1万多人,毕业7、8千人,其中两三千在就读学位期间到国外去了,各所留用的加起来不到1千人。
 
熊:1950、1960年代科学院的毕业生去向如何?
 
余:那时候研究生极少,“文革”爆发后,多数下乡去了。科大于1963年有了第一批毕业生,有相当多被分到科学院工作,还有一部分留校,从1963年到1965年,每年留100人,三年共留了300人。1980年代初,科学院每年大约接收毕业生2000人,其中来自科大的约200人,占10%。到1980年代之后,科学院新进人员中,来自科大的只有5%左右。所以中国科学院、科大培养人才都是面向全国的,如果仅为自己培养人才,根本不需要现在这么大的规模。
图3 《中国科学院教育发展史》书影(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注释
 
[1] 刘达(1911-1994)于1935年考入辅仁大学,因为参加一二·九运动,在入学当年就被开除了。次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职业革命家。1948年8月以来,他先后担任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黑龙江大学院长兼党委书记,对领导高等教育很有经验。1963年5月,他受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党委书记。1977-1983年,他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或革委会主任)。
 
[2] 余翔林.对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更名组建的回忆与思考.2018-10-1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24937
 
[3] 任春晓,徐晓慧等.一位重要亲历者眼中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更名——余翔林教授访谈录.2021-01-25.https://mp.weixin.qq.com/s/3xoXe8f0qOXQUUJ13DBU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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