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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三胎能挽狂澜吗?专家警示人口问题将成为“第一号中国问题”

昨天(2021年5月31日),预期中的“三孩”通行证到来。在近日全国人口“七普”数据揭晓前,北京发布的2020年户籍人口出生数(100368人)创下了十年新低,且相比2019年减少32266人,降幅高达24.32%。此外,2020年北京户籍人口死亡数与当年户籍人口出生数量相差仅2719,是自2007年以来两者差距最小的一次。在这个少子老龄化时代,放开三胎的政策效果会好吗?中国人口政策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且听著名人口专家的强力警示。
 
下文摘选自《人口生态重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1月)。文章写于“全面二胎”政策来临前夕。作者穆光宗是我国著名人口学家,其15年前对二胎政策的剖析与批判,在今天放开三胎的时代依旧不失力度。
 
 
《蝶恋花·人口之忧》
 
穆光宗
 
中华人口几多愁,
危难长留,
少子难回首。
不堪良谋付水流,
浩思难收独上楼。
 
万里霜天无尽头,
残照当楼,
问苍天忧否。
夕阳归去空巢后,
晚风萧瑟心上秋。
 
撰文 | 穆光宗(著名人口学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过去长期以来,我们习惯认为国人有多生多育的意愿,总是想当然认为一旦政策放开低生育率将会出现大的反弹,出现难以承受的“出生堆积”。(早在放开“二孩”前,)国家卫计委曾公开称,如果普遍实施二孩政策会使我国的生育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会使我国制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受到影响。但这一判断与事实不符。
 
单独二胎政策遇冷已经众所周知,预期中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单独二孩政策实行以来效果不像政府预期的那样年增 200 万,实际增加只有几十万, 这样的反差需要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思:高生育率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已经掉入内生性低生育率陷阱,即便政府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在高昂的生育成本面前,很多年轻夫妇也会望二胎止步,很多家庭感叹:生得 起,养不起!这已经成为生育新常态。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将进一步趋缓,直至迎来人口负增长。所谓的“人口井喷”一如“人口爆炸”说一样危言耸听,说明了我国目前出现的低生育率已经是意愿性、内生性、文化性现象。
 
了解生育意愿的变化,可以深入理解我国的人口转变是如何从政策推动转到文化推动。但这样的低生育转变却充满了挑战,不仅意味着生育率反弹的特性丧失殆尽,而且伴随低生育率而来的少子化问题、年轻人口亏损和老龄化问题因此加剧。
 
内生性超低生育率陷阱是说现在我们观察到的低生育率已经不完全是政策性、强制性、外生性的低生育率,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文化性、意愿性、内生性的低生育率。例如,对很多可以生育二胎的年轻夫妇来说,在高抚育成本的压力下却不愿或者不敢生第二个孩子,独生子女成了他们现实的甚至是无奈的选择,即使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独生子女也会成为很多家庭的自觉选择。……在所有出现低生育率现象的国家和地区中,几乎都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只有中国反其道而行之,这种“中国特色”是一个大大的例外,有违人口平衡发展的基本规律。
 
……当前中国人口最大的问题是生育少子化所引发的人口亏损、人口失衡和人口风险问题。作为人口失衡现象之一的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低生育率二者间有内在联系,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部分属于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老化型,即少子老龄化。从1980年开始,中国人口问题已经从生得太多的数量问题转向生得太少的结构问题,而且日趋严峻。潜在的人口萎缩、人口弱化、人口坍塌等不妙趋势也将更加明朗化。
 
我的预言基于人口发展惯性、人口问题转型的内在规律。我们看到的人口既有表象的人口,也有趋势的人口。从表象看,尽管生育率这么低,中国人口仍在增加。从内在趋势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口就积累起了负增长的巨大惯性,人口惯性的势能早晚会释放。一旦到2020年后的某个节点(例如海外学者预测是2023年)迎来人口增长的峰值,转而人口雪崩式下降,一泻千里,势不可挡。(编注:作者近日在《环球时报》撰文称,中国人口惯性正增长的能量仍然超过内在负增长的潜势,但预计在2025~2030年,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增长时代就要全面来临。未来十年将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期。)到时候,生育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同时加剧,“少子高龄化”从头尾两方面夹击中国,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第一号中国问题”,人口实力、人口红利将大减。
 
除了非洲等晚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全球社会都经历了快速的人口转变和生育率下降,都先后转变成为“低生育率人口”(总和生育率低于2.5),年轻人口增长乏力同时老年人口更加长寿,这种失衡的人口发展态势给“少子化国家”和“超高龄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深远挑战。归根结蒂,一是发展动力问题,二是社会和谐问题,三是人道主义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
 
“国家人口振兴计划”是我的一个预言和建言,这个计划应该基于一个基本的认识,中国的人口危机源头在生育的少子化,继而波及人口的少劳化(劳动年龄人口甚至经济活动人口供给减少)和老龄化。生育问题的经济含义是当婴儿成长为合格劳动力之前家庭和社会是否有能力应对?如果有能力抚养和培育就不是问题,如果没有能力,才成为问题。但即便是抚养能力问题,也不一定非要从生育控制入手。低生育率甚至超低生育率是强国大患,中国不要再在低生育率的成绩簿上沾沾自喜了。无论是在什么经济体系中,自由自主的生育才是合乎天道和人道的正确之道,政府可以运用经济和文化力量加以引导,但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也不应从行政上强制,更应明白权力和权利的边界。保护公民权利、促进公民福祉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的天职和使命。
 
在低生育率成为人口新常态之后,“繁荣人口,强盛中华”应该成为时代强音。
 
(1)不仅要还权于民,而且要造福于民,坚决保护和优化人口生态。停止生育控制,废除一切生育指标做法,废除社会抚养费制度。这是做减法。
 
(2)实施自由自主生育,鼓励生育、不限多胎。对不同胎次生育逐级提高奖励,如延长法定产假、发放婴儿成长金、牛奶金、教育金等,有困难的家庭可以申请特别补助。这是做加法。
 
(3)为挽救人口衰落态势,尽一切努力为人口发展开绿灯。不提倡流产,禁止大月份引产。爱护胎儿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4)对失独父母、空巢老人、失能老人、无偶青年厚爱有加,建构起全方位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选,文章摘编自《人口生态重建》一书中《不幸应验的“低生育陷阱”》一章,文中省略号表示有节略之处。
 
作者简介
 
穆光宗,著名人口学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人口问题、老龄问题和相关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学界较早提出独生子女风险、精神赡养、老年发展、和谐老龄化、适度老龄化、不健康老龄化、未备先老、痛苦老龄化、老年生命历程理论、文化养老、适度生育、人口优化等原创观点,在人口学界和老年学界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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