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一件牵涉亿万家庭、影响莘莘学子、塑造我国人才最初结构的大事。它不仅仅是一个大学入学的资格考试，还直接影响我国的战略格局，牵一发而动全局。我们对高考赋予了太多责任和意义，因为科举历史的原因，国人普遍将高考等同为科举取仕，一考跃龙门、学而优则仕，从此实现阶级飞升。

一直以来，许多社会热点话题，无论“小镇做题家”，还是“孔乙己的长衫”，都离不开高考这个总纲。公平与效率，始终是高考难以两全的矛盾。

我们国家的发展究竟需要选拔什么样的人才，或者说，由谁来定义人才，这是高考困局的关键。无论文科还是理科，无论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万千学子都要首先通过高考这道狭窄的匣门，刻下烙印、伴随终身。只要是标准化考试，所有人都一定会按这个标准去打磨自己。有教无类、百花齐放都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景。

本文试图探讨，改由大学来承担选拔和培养人才的主要责任，通过四年，而不是高考的两天，来对学生进行更加全面的考核与筛选，使得资源更加合理分配，同时缓解高考所带来的各种突出矛盾。让大学成为破解难题的钥匙，应当成为共识。

中国的高考有着极特殊的历史渊源。一千多年的分科举士根植于文化基因，使所有人都相信，全国性、标准化的统一考试是作为人才评价最具合法性的制度。而大学则是外来事物，这些年大学问题不断，使之难以获得民众的信任。

关于科举从何时开始目前学界尚存争议，本文不打算细究，只谈谈科举有何启示。

秦统一中国前，各诸侯国规模小，需要的人才总量少，靠熟人引荐或张榜公告等方式，就能收获人才。到了汉朝，人才需求量大增，靠关系网的扩张行不通了，察举制应运而生——由各地方官员向上推举各类人才。这些人有相当比例会进入太学学习，并每年考试，不通过者直接淘汰。汉代的不少名臣都是太学出身，其在干部培养方面居功至伟。

魏晋南北朝大争之世，也是贵族门阀鼎盛之时，察举制的推行变得日益困难。从九品中正制开始，人才选拔就向科举制逐渐演化，并最终在隋朝形成定制。总体上看，是地方贵族抱团导致人才流动缺失，才迫使中央派特使去各地揽才。科举制在打破贵族门阀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科举制在唐宋时期形成了完备的制度体系，当时社会经济的殷实，也让科举不中者有安身立命之地，可以耕读传家，识字习文的风尚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尤以南方为盛，南宋时仅福州一地，每一科乡试就有上万人参加，按人口比例不输今天福州高考的规模。明朝时为了平衡，甚至要南北分别取士，可见老百姓对统一考试的热情已有千年之长。

从科举的千年发展史来看，无论科目还是地区平衡，始终都在动态调整，与今天不断改革的高考相似，这是统一标准化考试难以避开的困局。从南北朝的骈文，到明朝的八股文，科举发展到一定阶段，总会堕落成华而不实的比拼，这是现在的高考应当竭力避免的。

笔者看来，高考并不完全等同于科举，至少有如下两点：第一，高考的数、理、化、生等科目，不同于古代的儒学经典，它们是正在快速发展的前沿科学。有一些中学基础知识，比如牛顿时空观，在进入大学或研究生阶段，需要颠覆性地重新认知。第二，现代的教育普及率远胜古代，古代的一个岗位未必能找到适合的人，现代则任何岗位都存在无数适合的竞争者。天下大同的理想，不再是为合适的人找到合适的位置，而是多人竞争时如何确保公平。

让真正承担人才培养职责的大学成为主导者，需要各方面打破高考就是科举的这一固有理念。

相较科举，汉朝通过建立太学形成人才储备库，更有可取之处。用更优的待遇、更严的要求、更有希望的前景，使学子们更好地进学入仕，避免拥挤踩踏，为汉朝廷源源不断输送了人才。这正是今天应当更好发挥大学作用的借鉴。

一个社会要想长治久安、稳定发展，需要各类人才，他们各司其位、各谋其政。智力高的孩子，让他们去做科学家和工程师；社交和资源整合能力强的孩子，让他们去做管理者。有强烈上进心的孩子，给他们更多的社会资源；普通孩子，也能让他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养家糊口、各安天命。这就是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结构。

高考一直把这个理想扛在自己肩上，试图通过文理分科、地区平衡、科目调整等方式，以指挥棒的名义，实现人才的选拔和分流。但只是一次偶然性很高的考试，又如何能实现这么宏大的愿景呢？于是，高考改革成了问题。

从上世纪末开始，各省高考改革就一直在进行，一段时间改了，一段时间又改回去。其中，尤以近年江苏高考的十年五改，最为人诟病。改革的焦点主要放在考试的科目，其中因物理学科的不断调整而备受争议。

作为物理教师，笔者对此的看法是，无论调入还是调出，都不可能令所有人满意。一直以来，物理的中大衔接是所有学科最差的。同样的牛顿力学，中学学一遍，大学物理学一遍，理论力学还要学一遍，相似的内容不断重复，让学生疲倦而丧失兴趣。正因如此，中学物理的教学内容总是不断在更深与更广之间左右摇摆，难有定论。一部分老师认为应该学得深一些，这样能在中学阶段更好地培养逻辑思维能力，达到选拔优秀学生的目的。另一部分则认为应该学得广一些，这样到了大学可以依据兴趣再加深学习。

不同观点皆有自己充足的理由，这是导致高考改革反复摇摆的重要原因。

在所有高考改革中，“甲方”的感受往往被忽略。高考的本质是大学资格考试，大学本应为自己需要什么人才而设置条件，如今却成为最不重要的环节。江浙高考改革导致学生弃选物理，让大学感到了冒犯，这才有了将物理作为必选项的补丁。也是因为物理出身的校长们声音比较大，声音较小的化学、生物等学科，难道就应该被放弃吗？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大学都有着极其特殊的社会定位。这些年，学习美国模式，让大学来主导人才选拔的声音不绝于耳。从自主招生，到强基计划，高校的自主权不断上升，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大学作为“甲方”干了“乙方”的活。

当年齐国开稷下学宫，只要读过书识过字都可以进来，因为那时的识字率低。现代则相反，学校资源僧多粥少，自主招生在各个环节都无法保证公平。拥有更强背景的孩子显然更具优势，这违背人才选拔绝对公平的要求。

什么是公平？为什么要选择以知识考核作为选拔的基础，而不是体格、财富、社会关系等？因为知识没法代际传承，这才让偏远山区的穷孩子，能与家庭条件更好的孩子有同台竞技的机会，使得社会人才上下流动，实现新陈代谢。任何引入了其它因素的考核方式，都无法保证这样的公平。所以高考本身，是无法被替代的。

然而，对考生公平的代价，牺牲的又是对大学的不公平。所有人一张卷子考完，分数从高到低排，志愿从高到低填，大学则因此被录取分数强行分为三六九等。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的高校，天然比不上北上广的吸引力；生化环材等所谓“天坑”专业，则只能录取被金融、牙医、计算机选剩下的学生。早些年考前填志愿，这些弱势学校和专业偶尔还能有意外收获，现在很难了，只好长期“摆烂”。强基计划提出的初衷，算是为弱势但于国家发展重要的基础专业输送人才，但也只能是临时补救方案。

笔者曾在不同高校工作，对近年来学生的总体印象是，高考分数的代表性正在变弱。虽然几所顶尖高校录取的都是分数最高、或竞赛获奖的同学，但其中有相当比例来自衡水模式下的高考工厂，他们在各方面均未展现出分数所代表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高考工厂破坏了分数的公平性，换言之，知识的不可传承性已被其攻破，用知识作为公平的评判准则这一铁律从根基上遭到了动摇。

现如今，探索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不仅是高考的难题，也是整个国家的难题，这一难题只能交给大学去破解。

由于偶然性过大，很多家庭为了提高胜算，才自发将压力前移，于是有了卷中考、卷小升初、卷幼升小、卷学区房等现象。有的家庭在几年投入后，发现孩子天赋一般、上进心不强、学习兴趣不浓，会主动放弃走高考求学这条路，转向别的赛道。而更多家庭则明知结果不会理想，却因前期资源投入过大，难以割舍，仍选择一条路走到黑，导致家长痛苦、孩子也痛苦，无法换来令人愉快的结局。

由此可见，教育和住房的压力，很大一部分是压力前移导致的结果。破局的关键在大学，在于压力的后移。如果一定要卷，在大学卷，方能让孩子及其家庭从中小学内卷中脱出身来，还他们真正快乐的童年。

我们国家有一个最大的国情，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可看作教育部大学在各地开设的分校，我们应当依据这一特点为高考破局。

首先，应早日落实大学生淘汰机制。根据笔者多年经验，任何高校任何年级，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比例的问题学生。这些学生考试交白卷，所有科目都挂科，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学习。而在现行制度下，考虑到清退后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多数高校会明哲保身，想方设法让这些学生毕业了事。这无论对学校还是社会，伤害都很大。尽早从制度层面给予高校每年一定比例的淘汰率，可以避免这类情况发生。

大学有淘汰率，高考的压力就会相应减小，因为即使考上了心宜的大学，并不意味着能顺利拿到毕业证。大学从严进宽出变成严进严出，因此获得更多遴选人才的权力。当然，也应当设置相应退出机制，并非一退到底。比如985退学了可以去211，211退学了可以去普通一本，这样能缓解学生和家庭的压力。教育部作为所有高校的总负责人，应当统筹安排。

其次，有淘汰就应有相应补录的机制。在现行规则下，一个学生高考失利后，除非复读，他会把所有宝都压到研究生考试上。与之相应的，各大名校为了招揽更多人才，每年还要“花式”开设各种夏令营。没意愿的占着坑、有意愿的进不去，这是资源错配。既然夏令营模式早已事实上存在，就应当规范化，比如对每个年级都开设，并拿出一定比例的名额，允许以学分共享、甚至学历共享的方式，让下一档的优秀学生获得上一档高校的学习资源，甚至文凭。

有出有进、有上有下，使得学生进入大学才算正式迈出人才选拔漫长跑道的第一步。那么这是否会导致大学生只关心GPA，失去开放学习的心态呢？其实，当代大学生面临找工作压力，即使没有淘汰，卷GPA也很厉害。笔者认为，若能将竞争压力后移，到大学才正式“开卷”，中小学就有机会实现分流，并适当增加兴趣培养。

公允地讲，要想成功拿到“清北复交”的文凭，在大学阶段比同龄人付出更多努力，是理所应当的。笔者反对的是像衡水模式那样，先在高中卷好了，再送来大学。因为高中生尚未成年，无法为自己人生的选择负责，很多都是家长代替做的决定。大学生是成年人，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和自由，当然也应承担相应的压力。

大学本身的制度建设也应同步跟进，比如课堂教学和考试的规范性和多样性，教授的权力腐败等，应由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大学的数量远少于中学，教育部穿透式监管的难度更低，是容易做好的。

上述想法虽然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美国模式，但有明显区别。首先，并未削弱高考的重要性，笔者不赞成以前的自主招生模式，更不应通过捐赠等方式获取入学资格。其次，通过全国一盘棋的方式，对淘汰和退出机制兜底，有助于减少改革带来的阵痛。

高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通过本文这几千字讲清楚。笔者认为，最核心的思路是要破解高考带来的整个社会的“卷躺”二元化，一部分孩子在拼命卷，另一部分则完全躺平。既要降低内卷带来的内耗，也要给躺平者前进的希望，核心就是减弱高考带来的撕裂感。

大学则应当加强人文关怀，而不是将辛苦考来的学子当作工具和耗材。过去，大学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缺位，导致所有资源都挤到了科研这条同样狭窄的赛道上。以本为本，正是要求大学重新回到以教学和选拔人才作为最终目的的正确轨道。

本文受科普中国·星空计划项目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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