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编译 | 漓
 

在美国，有许多私人机构、组织和科学协会会颁发各种奖项，以鼓励生物医学领域有重大科学贡献的科学家。在理想情况下，获奖人的族裔属性可以反映出从事科研的族裔构成或者说反过来亦然，但是事实情况如此吗？

2022年2月3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华人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HHMI研究员詹裕农（Yuh Nung Jan，祖籍江西省玉山县冰溪镇。1947年1月11日生于上海，2岁时随父母定居于中国台湾。196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物理系。1968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就读，后转读生物系。1971年与叶公杼结婚。1974年获生物博士学位。1977年至1979年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79年转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执教。1996年5月初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Cell上发表了评论文章Underrepresentation of Asian awardees of United States biomedical research prizes，回顾了美国生物医学领域里亚洲裔科学家的获奖情况，并提出这一现象反映了亚洲裔科学家长期被低估，并且这一趋势在近些年也无明显改善。

在美国，亚洲裔被认为是“有色人种”。与黑人或者西班牙裔等少数族裔不同，亚洲裔在生物医学领域中比例在逐年增加，并且占到了20%以上。尽管亚洲裔或出生在美国或移民至美国，但他们有时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这个社会的局外人。尤其是COVID-19流行以来，反亚洲裔情绪高涨，在美国作为一位亚洲裔科学家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下面的表格是美国生物医学领域部分著名奖项的获奖情况，可以看到，在大多数奖项中，亚洲裔的比例仅为个位数，综合下来，在所有统计的奖项中亚洲裔只占6.8%（838人中有57人是亚洲裔）。除了少数来自于美国国外（主要是日本），大部分是美国公民或者在美国定居。那么这一6.8%的比例是否反映了生物医学领域中亚洲裔的科学家也是约6.8%呢？根据2019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报告，在博士生和博后群体中亚洲裔占了31%，教职员中占了21.3%，长聘教职员中占了12.3%。

另外一个可能更合适的判断方法是看NIH中R01基金的获得情况。通过对2000-2006年间R01申请情况开来，亚洲裔占了16.2%（13481/83188），成功获得的比例仅为14.7% （3430/23381）。这一比例也在稳步上升，202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到了25.9%（7791/30061）和23.8%（2138/8990）。从这一比例中，也可以看到亚洲裔科学家在获奖方面的低代表性。

考虑到生命科学领域中亚洲裔的数量是逐渐增长的，在这些奖项的早年间没有亚洲裔或者说很少的亚洲裔获得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近几年亚洲裔获奖者数量是否有增加？以3项2004年之后成立的奖项来看，其近十年占的比例分别为：33.3%（Vilcek Prize in Biomedical Science，2006-2022），23.5%（Gruber Prize in Neuroscience，2004-2021）和14%（Breakthrough Prize in Life Sciences，2013-2022）。然而，这些只是少数。以8项具有35年及以上历史的奖项（Lasker Award，Horwitz Prize，Rosenstiel Prize，March of Dime Prize，E.B. Wilson Medal， Thomas Hunt Morgan Medal，Genetics Society of America Medal和Gerard Prize）来说，近10年的117名获奖者里只有3名是亚洲裔，仅占2.6%，这一比例甚至低于这些奖项全部获得者中的亚洲裔比例（619名获奖者中有29名是亚洲裔，占4.7%）。更令人沮丧的是，女性亚洲裔比例仅为0.8%（838名获奖者中有7名是亚洲裔女性）。

在不同学科里面，亚洲裔的情况也不一样。相对于遗传学奖项，神经学奖项更具有包容性，以Gruber Prize in Neuroscience为例，亚洲裔占了27.6%，而Gruber Prize in Genetics中，亚洲裔为0。44名Thomas Hunt Morgan Medal奖项获得者中只有2名是亚洲裔，42名Genetics Society of America Medal奖项获得者中没有亚洲裔。这便是具有讽刺性的一幕，遗传学奖项中种族包容性是最差的。

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与亚洲裔女性占比不同的是，或许由于性别平等意识的觉醒，838名获奖者中129名是女性，占比15.9%；8项奖项中619名获奖者中84名是女性，占比13.8%，并且在过去的这十年，117名中32名是女性，占27.4%。

那么，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一种说法是，亚洲裔科学家并没有做出重大或开创性的贡献，做的更多的是衍生性的工作。作者并没有同意这一观点，无论是阅读相关期刊杂志或者参加学术报告，都可以注意到亚洲裔科学家在做本领域的前沿工作。并且也可以从科睿唯安（Clarivate）得到印证，在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神经科学、行为学中的582位高被引作者中，亚裔科学家占了84位，占14.4%。这一比例大致和上一个10年R01获资助比例持平。作为另外一种评价在美国不同族裔对生物医学领域的贡献，可以看下HHMI研究员（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https://www.hhmi.org/scientists）。在265名HHMI研究员中，有45名是亚洲裔，占17%，与R01获资助的亚洲裔比例差不多。所以，从高被引以及HHMI数据中可以看到，亚洲裔在做重大或者开创性工作的能力并不差。

对于亚洲裔获奖代表性不足的情况，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有一项是亚洲裔的“相对隐形”，就像在一些顶尖公司中亚洲裔中层很多，但高层却很少一样。这一现象的根源有很多，其中一项就是日常中的身份混乱。在这里，詹裕农以自身经验举了个例子，谈到在很多年前参加HHMI会议，被人误认为是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詹裕农不能确定对方是否一定认识自己，但确定对方一定认识利根川进，因为利根川进是免疫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1987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作为对比，詹裕农提到，就像神经领域，不会有人把别人误认为是Eric Kandel（2000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

另外一个因素是提名的程序。很多奖项的提名都是由以往获奖者或者由一些组织比如美国科学院提出，他们更倾向于提名熟悉的人。这就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偏见，因为以往亚洲裔的获奖人数很少，不仅获奖人数代表性不足，就像美国科学院院士中963名中也只有63名是亚洲裔，占6.5%。因此减少偏见的一种方法是更改提名程序，然而美国科学院仍然是这种提名方式，而HHMI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是自我提名即申请方式了。另外，今年开始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也改为了申请式，以后如何发展将会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再回到上表，没有一位获奖者是黑人或者美国黑人，也很难从中区分谁是西班牙裔或者拉丁裔，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比例更小。黑人和西班牙裔占整个人群的31.7%，然而博士/博后的比例仅有14.7%，教职工的比例则为5.4%。2020年，R01的申请比例为7.5%（2257/30061），成功获得资助比例为6.6%（594/8990）。

不管这些科学奖项如何，作者认为亚洲裔的代表性不足表示了亚洲裔被低估，以及学术界“bamboo ceiling”（竹子天花板，形容在美国，亚裔即使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却依然难以晋升到管理层和领导层）的存在。

最后，针对这种不平等，詹裕农也提出了几点建议：1）意识到偏见或者不平等的存在；2）努力认识每一个亚洲个体，比如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而不是给他们打上诸如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的标签；3）更改提名程序；4）奖项更加注意提名者的实质贡献。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BioArt”，原题目为《cell｜美国生物医学领域亚洲裔科学家之现状》。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