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普林斯顿大学开展了关于种族歧视的虎年系列活动，在一系列深思熟虑的采访中提升该学校教职员工、学生、校友和研究人员的声音，探讨身份、自豪、希望、反亚裔种族主义的生活经历等问题。今天文章中受访的主人公是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著名癌症转移研究专家康毅滨。

撰文 | Liz Fuller-Wright

翻译 | XZ

康毅滨教授

康毅滨，1990年获全国化学竞赛一等奖并入选第22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同年保送复旦大学遗传学系，1995年赴美国杜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博士毕业后加入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简称MSK斯隆）从事博士后研究。2004年被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2010年初晋升为终身副教授，2012年被破格提前晋升为终身讲席正教授，创下该系历史上从助理教授晋升到讲席正教授最快记录。荣获2011年维尔切克创新奖（Vilcek Prize for Creative Promise）生物医学奖，这是中国大陆出生的科学家第一次获此奖项，2012年美国癌症研究学会杰出贡献奖，2014年获国际癌转移学会Josh Fidler成就奖并当选为该学会首位华裔主席。

Q：您是如何进行自我认同的？

A：首先，作为一位移民至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我为这个身份感到自豪，因为在这个取得巨大科学成就的国家中，移民科学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出生在中国的一个小渔村，6岁时搬到一个沿海城镇，15岁时离开家去北京学习。在接下来的15年里，我在中国和美国的6个不同城市生活和学习，最后成为一名癌症生物学家，并定居在普林斯顿。

身处异乡的我，到现在仍然保留着1996年到美国时我买的第一个洗衣篮（装衣物的篮子）。在我攻读研究生以及博士后期间，辗转了三个城市，从密歇根州搬到北卡罗来纳州再到纽约市，这个洗衣篮和一个手提箱装着我大部分的物品。对我来说，这个篮子象征着一个年轻移民科学家的全部，就好像一个在异乡追逐梦想的旅行者，带着很少的过去，不断重塑自己，以适应艰难的旅程和无数的挑战。

在美国，我说着一口“塑料”英语，并没有美国本土人士一样地道，就像我说普通话时仍然带着福建口音一样，但语言从来都不是我在美国发展事业和成为癌症研究人员的障碍。此外，我还培养了自己的美式幽默感，完全融入了美国文化。在这里我成为了美国公民，遇见了我现在的妻子，并拥有了三个孩子。对于我来说，美国是我个人和科学成长的完美土壤。现在我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拥有了我自己的实验室，而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做梦都想拥有的。

但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我才更加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是一名亚裔美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名美籍华人科学家。因为种族背景或原籍国而被美国政府挑选出来进行额外审查，我认为这种事情只发生在过去，比如19世纪的《排华法案》时代（《排华法案》是美国根据《柏林盖姆条约》而制定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于1882年5月6日签署，1943年12月17日废除），或者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

然而，2020年新冠病毒病的暴发以及随后反亚裔情绪和暴力的上升加剧了这种情况。我非常担心住在纽约的妻子和年迈父母的安全，也担心我的孩子会因为肤色和姓氏问题影响到他们的教育和职业发展机会。因此，我开始小心翼翼地自我审查自己的日常职业行为，甚至是很随意的谈话。尽管如此，我仍对美国社会自我修正的内在能力充满希望，相信这种情况也不会持续太久。

Q：作为一名亚裔美国人，什么让您感到自豪？

A：我很幸运，我受到了两个国家的顶级文化熏陶。我的父母都是中国的教育家，父亲曾经是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迫放弃了他的研究生涯。我的母亲渴望成为一名医生，但这个梦想因为她高三那年的一场重病而终结。

虽然我在一个教育资源有限的小镇上长大，但我却可以自由探索自然和科学的奥秘，从最初的好奇心发展成对研究的热情，并渴望通过科学发现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科研基础设施与西方世界相比还很原始，但我在中国两所顶尖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里接受训练和教育，这为我在美国进行研究生和博士后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能快速过渡和入门。

在杜克大学和MSK斯隆，我师从两位顶尖的移民科学家，即来自英国的Bryan Cullen和来自西班牙的Joan Massagué。除了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科学技能，我还对多样和包容的科学培养方式有了深刻的理解。

Q：面对反亚裔种族主义，能采取什么措施来对抗呢？

A：反亚裔的偏见通常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有些显而易见并充满暴力，而有些就很细微，但同样有危害。消除反亚裔种族主义和暴力需要提高对这种思想行为的认识，发出强烈和统一的反对声音，并采取具体行动。

最近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引发了美国政府对华裔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密切关注。在诸多的控诉中，一些国家安全问题的指控是合理的，但还有许多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在几起备受瞩目的案件中，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陈刚教授和耶鲁大学的林海帆教授，虽然检方最终撤销了指控，但他们的职业生涯和家庭已经受到了损害。这些情况使得亚裔美国科学家和实习生普遍感到困惑、恐惧和沮丧，因为他们被挑出来当替罪羊、被定型和被种族定性。

去年，包括我在内的六名普林斯顿亚裔美国教师会见了校长Christopher L. Eisgruber 和教务长Debbie Prentice，表达了我们对这一事态发展的严重关切。我们很高兴能看到普林斯顿大学领导层认真对待我们的关切，并采取了具体行动，其中包括在校园范围内举行关于亚裔和亚裔美国人经历的聆听会和研讨会，以及为教职员工提供法律支持和咨询等。

目前在全美范围内，亚裔美国学者论坛（AASF）已经成为亚裔美国学者草根运动的核心阵地之一。AASF不仅向政府和行政部门提供信息，也向亚裔美国人及其非亚裔同事提供信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此非常关注。事实上，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的积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全国教师群体的基层支持，包括许多非亚裔盟友。

Q：在您参与的反对反亚裔种族主义的活动中，有没有您认为可以帮助他人的例子？

A：作为一个群体，亚裔美国人需要更多的发声和自我宣传。这在中国肯定是不被鼓励的，但这是在美国，我们的声音需要被听到和认可。作为第一个担任癌症转移研究协会主席的亚裔美国人，作为在美国癌症研究协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少数亚裔之一，我注意到亚裔美国人的贡献和他们获得的认可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如主要奖项、主要会议的特邀演讲、科学院的选举和主要领导职务的选拔等方面，都存在这类差距。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社交聚会上，亚裔美国教师就学术界的“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 ）概念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竹子天花板”是亚裔美国人的一种无形天花板，指亚裔在西方国家面对的一种无形的升职障碍。我敏锐地意识到，这种障碍不仅存在，而且如果不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应对，可能会让它变得更糟。

我目前是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BIS）的主席，这是中国生物科学家最大的组织之一，其中大多数华人是在美国运行自己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在2019年，几位CBIS董事会成员，以及另外两个美籍华人生物科学家给Science杂志写了一封题为《种族定性会伤害科学》（Racial profiling harms science）的信，表达了我们的担忧。

像亚裔美国学者论坛（AASF）和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BIS）这样的组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来表达我们的声音，并与美国生命科学领域的相关人员建立联系。我认为，人们敢于直言需要勇气，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不仅仅是在为我们自己的一小群华裔或亚裔美国人辩护。我们之所以大声疾呼，是因为我们都热爱这个国家，热爱成就自我的机会。我们希望确保这些机会在移民科学家的后代来到美国时仍然存在，他们会像我们一样，将美国视为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

在我担任科学界的领导职务时，我试图更多地促进包容性，不仅是对亚裔美国人，也对其他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例如，我是维尔切克奖评选委员会的成员，该奖项旨在表彰美国移民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贡献。我是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人，此后又有两个人获得该奖。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同事得到认可，但同样令人高兴的是看到获奖者中有不同移民群体的代表。这正是为什么美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我们需要保持这种对移民的欣赏和开放态度。

在我的职业生涯之外，我还尝试让亚裔美国人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2019年，我参加了芝加哥马拉松比赛，这是纽约唐人街美国华人博物馆筹款举办的一项活动，该博物馆是少数几个收集华裔美国人历史的博物馆之一，这里的许多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把我们的故事传给下一代很重要。此外，对我来说，耐力运动，是一种充满激情的运动，它帮助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我从2015年开始参加普林斯顿半程马拉松比赛，去年完成了铁人三项，前不久我刚刚参加了我的第一次波士顿马拉松比赛。

目前在疫情封锁期间，我每天都和女儿一起跑步，教小儿子们骑自行车。我想用我的铁人三项和马拉松训练来告诉孩子：一切皆有可能，但必须付出努力才能实现。

我相信我的经历能让他们怀抱希望度过眼下的艰难时期，从疫情中走出来，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更强健——因为我们总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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