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为什么人类婴儿需要花费如此漫长的时间才能成人？要知道，按照平均生育年龄来看，在最需要照顾和养育的阶段，也恰恰是父母年龄的黄金阶段：不论他们的智识、经验，还是他们的创造力都达到了巅峰，然而却需要在此时花费大量的精力来照顾孩子……怎么看，都太反直觉了，简直像是进化中的一个bug。

很显然，人类学家比我更困惑于此事。

翻译 | 天妇罗

校对 | tamiya

人类一生中平均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成长中度过的。从动物王国的整体水平来看，这其实是很荒谬的。即使是最长寿的哺乳动物——鲸，也只花费大约10%的时间成长为巨兽。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没有哪种动物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话又说回来，没有哪种灵长类动物像我们一样成功地统治了地球。

我们人类的成功秘诀，可能是因为我们成长缓慢吗？如果是这样，延迟成年的进化优势可能是什么？对我们物种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寻找我们成功的秘密是人类学的核心——研究人类及其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这个最自恋的学科，搭上了18世纪欧洲殖民扩张和“自然法则”日益流行时代的列车，以不变的方式解释了世界的运作方式。任何人只要有智慧和耐心在自然界中观察它们，就可以发现真理（而且基本上只对男性开放）。早期的人类学汇集了各种文化，并将它们设置在一条进步的线路上，从化石到礼服，确定了人类最重要的部分——大脑，以及直立行走的能力。

这个物种的一切，被认为是我们聪明的祖先在对抗灭绝的零和博弈中胜出的结果，一些猿人击败了其他猿人。在这个伟大的传统中，我们构想出“狩猎者”、“点火者”、“工具制造者”和其他进化原型——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是由一系列技术进步带来的。

然而，大约50年前，人类学家们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女性。

显然这里说的不是发现了女性的存在意义（尽管这足以让一些保守派感到惊讶），而是说可以基于女性做非常有趣的研究——不仅是男性的进化，而是人类的进化，包括女性和儿童在内。新研究重新构建了旧问题，并提出了全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假设对雄性有利的东西对雌性也是适用的，我们的进化历史可能有更多的驱动因素，而非之前的简单模型所能概括。

在这些新观念中，有一个一直被忽视的观点：我们物种的繁殖过程是绝对超乎寻常的。从我们的交配系统、孕产妇死亡率到更年期，人类生活中的一切都违背了动物王国的普遍智慧。毕竟，任何物种的进化瓶颈都在于繁殖。繁衍更多的物种是保持生存的方式，而根据数据来看，我们却无疑是有史以来地球上最成功的灵长类动物。

像莎拉·赫迪（Sarah Hrdy，美国人类学家和灵长类动物学家，对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编者注）、克里斯汀·霍克斯（Kristen Hawkes，美国人类学家，也是多项“祖母假说”研究的作者。编者注）等开创性的研究人员，最终想到的问题是：我们成功的物种本质，是由我们繁衍人类的方式决定的吗？

我们的童年始于配子相遇之前很久。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人类拥有一种特定类型的交配系统，这是一种繁殖形式，以特定的方式和目标构建我们的社会关系。尽管互联网上恶俗的伪知识分子用“阿尔法雄性”（Alpha males）和“贝塔雄性”（Beta males）等伪科学术语来描述人类的互动关系，但人类物种在交配时，实际上是相当不喜竞争的。

（社群首领[alpha]是指社会性动物的社群中地位最高的个体。根据物种的不同，社群首领可能为雄性或雌性，亦或两者皆可。编者注）

虽然很难相信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乏味的一夫一妻制，但我们的配对倾向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理本能。雄性阿拉伯狒狒（Hamadryas baboon）的獠牙长度比雌性狒狒长得多，目的是为了炫耀和争夺配偶，而这种代价高昂的进化过程并不适合我们（事实上，人类雄性的犬齿稍大于雌性，但只有7％左右，这对动物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此外，在更具竞争性的交配策略的动物中，它们进化出了一系列不同的生殖器形态，从阴茎骨、阴茎刺到超大的睾丸，为保持交配、储存精子或阻止其他竞争者交配提供了额外优势。但迄今为止，对人类生殖器的任何测量均未发现明显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多数人类学家主要关注雄性生殖器，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这种性别间缺乏差异的现象，为我们建立了一种在动物世界非常奇怪的社会系统：配对关系。

几乎没有其他动物以配对结合的方式繁殖——如果不计入大量采用配对结合的鸟类的话，只有大约5％。但是，灵长类动物中却有很大比例的物种选择了这种一夫一妻制的安排，大约占到15％，当然，这其中包括我们自己^[1-2]。

关于为什么灵长类动物如此青睐配对结合的方式，存在各种各样的进化理论，包括保持与流浪雌性的接触、养育后代、提高对亲生后代的确定性。一个较为突出的理论是，已经结对的雄性杀害幼崽的动机较小^[3]，尽管如人类学家霍利·邓斯沃斯（Holly Dunsworth）在她的《性行为造就婴儿》（Sex Makes Babie，2017）一文中指出的，有些人类的所作所为与这种理论对于灵长类的认识背道而驰。

其他理论则指出，流浪的雌性需要一种配对系统，以便在她迁移时不会错过交配的的机会。配对结合在灵长类动物家族中已经分别出现了四次，这表明，对配偶的需求动机在所有灵长类身上可能并不相同。看起来似乎很明显的是，人类选择的交配系统与其说是为了竞争，不如说是为了照顾。“父亲”（在这里是人类社会中各种帮助者的统称）的进化——实际上可能是解决人类婴儿最重要特征所带来的危机的唯一解决方案：婴儿对资源的需求极高。

© Alabama Tongue-Tie Center

养育人类婴儿需要大量的投入，我们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提供一切所需。作为胎生哺乳动物，我们通过捕获DNA中的RNA病毒编码来创造胎盘，突破了卵生动物由固定资源给养受精卵的限制^[4]：作为一个临时器官，胎儿可以直接从我们的身体中获取营养。

不过，作为人类，我们显然走得更远：在贪婪的幼崽和哺育他们的母亲之间，维持微妙平衡的信号机制已经改变。怀孕——只有我们人类的怀孕——为了应对婴儿的过分需求，已经变成危及产妇生命的考验。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和先兆子痫（Preeclampsia）在动物界几乎闻所未闻，但它们却已成为人类孕妇的常见杀手。人类婴儿体型巨大、体态丰满，他们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致于母亲体内的资源不足以满足他们。他们出生时大脑发育良好，体脂含量高达15%，但仍然不成熟，不够健全。

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巨大又无用的婴儿呢？

这些婴儿无法像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婴儿一样抓住母亲，眼睛和耳朵虽然已经张开，但头太重以至于无法通过其颈部支撑。这个问题，在进化理论中一直被视为经典的“移动沙发问题”（Moving sofa problem）。

正如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和电视剧《老友记》中所提出的那样，移动沙发问题探讨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又大又笨重的物体通过一个又小又狭窄的空间？我们的婴儿头部非常大，而母亲的骨盆相对较窄，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为了我们物种成功繁衍的一个巨大障碍：人类分娩变得危险异常，母亲的死亡率远高于其他任何物种^[5]。

© Henry Vandyke Carter

经典观点认为，这被视为竞争性进化需求之间一种可接受的折衷。这也是1960年人类学舍伍德·沃什伯恩（Sherwood Washburn）所谓的“产科困境”（Obstetrical dilemma）：通过分娩的危险旅程，是由我们直立的姿势和巨型大脑导致空间局促所决定的^[6]。这一被广泛接受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男性和女性的臀部大小不同，以及我们的分娩过程为何如此危险。

直到最近，人们一直认为人类婴儿实际上在穿越产道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旋转方式来缓解这种尺寸的不匹配，迫使婴儿侧向出生，而不是面向母亲的前方。

但这种解释有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是唯一一种在分娩的最后阶段进行扭转的物种 。事实上，我们甚至不是唯一这样做的灵长类。原田聪志（Satoshi Harota）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7]，即使是相对“容易”分娩的黑猩猩也会进行这种扭转动作。

甚至，我们认为在人类进化中关键的骨盆大小和形状差异也被证明并非独一无二。许多动物的雌雄骨盆之间的差异超过了人类，但分娩并不困难^[8]。骨盆形状差异可能要追溯至哺乳动物谱系中更古老的时期。对于人类的髋部，变化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理位置，而不仅仅是男女差异。

但是，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婴儿确实在出生时面临着极其困难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 Pinterest

答案可能就在于婴儿肥的脸上。

我们精心设计我们的后代，从母亲那里获取大量资源，以构建庞大的大脑和圆胖脸颊这样高热量消耗的结构，或许，我们已经成为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我们的婴儿在子宫内可以长得非常大，几乎接近无法生存的程度。但真正离奇的是，当婴儿在母体中吸取的资源达到极限后，他们被迫离开子宫来到这个世界，却仍然需要极度被照顾。

对于任何哺乳动物来说，出生后的生存都需要母乳，我们的婴儿也不例外，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人类的另一个非同寻常的特征：我们漫长的童年，始于早期的断奶结束。

即使考虑到体型的差异，人类婴儿吃奶的时间也比我们的近亲物种短得多。黑猩猩和大猩猩的母乳喂养可以持续四到五年，甚至在红毛猩猩中可以持续八年或更长时间。与此同时，大多数已知的人类社会中，婴儿在四岁前就完全断奶，而过去和现在的许多农业社会选择在两岁左右断奶，许多资本经济的现代国家根本无法实现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两年或更长时间就更不用说了。

© Wikimedia Commons

在婴儿几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开始为他们添加辅食，包括那些看起来索然无味的预咀嚼食物，这些食物似乎不仅对人类婴儿，而且对所有类人猿幼崽的成长发育都有益。我们那胖嘟嘟、拥有硕大大脑的后代需要大量的投入，来支持其第一年所需的大脑生长，但他们无法只靠母乳就能获得构建成年后约1200克的大脑所需的营养。

这时，配对关系就派上了用场。突然之间，有了两个采食者（或咀嚼者），这很方便，因为我们很快就会让孩子断奶，可一旦他们从婴儿期进入童年，还有另一个惊奇：我们让他们在童年期停留的时间，比地球上的任何其他物种都要长。

不论你使用哪种标准来衡量，人类的童年，都是延长了的。要达到身体的成熟，我们需要25年左右的时间（事实上，你的锁骨与胸骨相连的微小端部直到30多岁才完全形成^[9]）。如果将其与我们的近亲相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人类在形成类似大型灵长类动物身体所需的时间上减慢了十年甚至更多。

要找到一个具有类似缓慢生长轨迹的哺乳动物，我们必须将目光转向海洋，比如弓头鲸。然而，弓头鲸的体型最终可达到约18米，体重约90吨，生长的轨迹远远超出了人类。

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社会关于成熟的标志，发现它们更加多样化。我们各自的文化告诉我们，成年是什么时候——例如法定责任年龄，或者其他重要仪式的时间——这些可能接近我们的身体成熟年龄，也可能完全偏离。或许最明确的定义是根据投入来描述童年：这是你作为一个纯粹资源消耗者的时期，别人仍然在你身上有着大量的投入。

人类研究中最迷人的事情之一是我们能够将我们的视野延伸回去，超越我们物种的边界，观察我们祖先为了将我们带到现今这个状态而做出的适应性选择。

我们观察化石髋部、膝盖和脚趾的形状，了解我们是如何直立行走的；我们测量数百万年前的头骨和下颌骨，看看我们是如何满足正在增长的大脑的需求。古人类学使我们能够重建我们进化到如今的步骤，也是我们可以找到微观迹象的地方，这些迹象揭示了我们是如何进入延长的童年期的。

古人类的化石记录中，包含着极少数的幼儿化石，而这仅仅是过去三四百万年期间物种遗骸中稀少无比的一部分，这些化石构成了人类的家谱。其中的两个——汤恩幼儿（Taung child）与图尔卡纳男孩（Nariokotome boy），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种族进化的最佳证据。汤恩幼儿是大约25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而图尔卡纳男孩则是大约150万年前的直立人。

观察这些化石的牙齿和骨骼，我们发现，下颌内的牙齿还在形成阶段，骨骼也尚未达到其最终形态。如果我们的祖先像现代人一样缓慢成长，那么他们在发育到这个阶段时的实际年龄分别是6岁和12岁，但如果他们像猿类那样快速成长，年龄就会更小。

幸运的是，对于科学而言，我们的体内有一个计时器：在牙齿中形成牙釉质的细胞留下了一些微小痕迹，而这些痕迹有着以24小时为一周期的节律变化，他们被完美地石化保存了下来，并且可以被清晰识别。此外，在牙齿的外部，也有另一个近似于一周的节律性变化可以被辨析。当我们测算汤恩幼儿牙齿上的釉质生长轨迹时，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更接近于3岁而不是6岁，而图尔卡纳男孩大约只有8岁。因此，我们漫长的童年是智人独特进化的特征。

在养育我们贪婪的后代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进化适应：那就是奇迹般出现的祖母。

具体而言，这代表了一种几乎闻所未闻的生物过程——绝经（Menopause），在我们物种的一半成员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丧失生育能力的生命阶段。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绝经是很令人费解的现象，并且它只存在于人类（和少数鲸鱼）中。

从进化的角度看，绝经是令人十分费解的现象。© Pinterest

如果人类的目标是让物种延续下去，那么停止生育听起来似乎是灾难性的反直觉行为，然而，我们的世界却充斥着经历了绝经期的女性。为什么？

尽管许多年长的（停经）女性面临着被诋毁，但生育孩子并非女性仅有的进化功能。因为如果生育是女性唯一的目的，就不应该会有祖母的存在了。但现实并非如此：民族志和社会学研究清楚地告诉我们，祖父母在进化上非常重要——他们是额外的、能够为我们需要帮助的孩子投入心血的成年人。

如果他们摆脱了对自己直系后代的投入需求，就会创造出一笔资源，无论是采集的食物、自身的智慧，还是一双能够帮忙的双手，都可以倾注到他们孙辈孩子身上。

©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人类童年的所有独特品质，都以这种强烈的投入为标志。但这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获胜”的进化看起来就在于成功的繁殖，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后代长期处于一种昂贵的“待机模式”中呢？

只有当我们开始考虑这种延长的目的时，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引领我们达到这一状态的进化压力。实际上，我们对童年的意义有相当清晰的了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动物将其用于何种目的。灵长类动物有着漫长的童年期，因为你需要很长时间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猴子。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像乌鸦这样的社会性物种，它们需要学习复杂的社会规则和等级制度。我们，就像猴子和乌鸦一样，童年期在学习中度过。

成长为人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我们对大脑和脂肪体重进行密集的物质投入，而且需要一个延长的照料和投入期，使我们生长缓慢的后代有充分时间去学习所需要学习的一切，成长为出色的成年人。在进化方面，这种投入的成本，大约需要20到30年的时间，这属实惊人。

漫长的童年期是我们最伟大的进化适应。这意味着我们创造了需要被关爱的后代，而这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影响：从我们的配偶关系到我们的父亲，再到我们乏味的生殖器官，充满危险的怀孕和分娩，胖嘟嘟的婴儿，甚至包括那个不太可能出现的角色——祖母。

培养一个人类儿童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是如此之大，让它学习所需的知识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选择停滞时间：我们给了自己更长的时间来做这些，而且至关重要的是，确保有越来越多的投入者愿意为我们每个成本高昂的孩子做出贡献。

而且，作为人类，我们的文化不仅支撑着我们的进化历程，而且像钻头一样打开了生物学的新路径。如今我们发现，人类祖先花了几百万年时间演化出的漫长童年正在被进一步拉长。在许多社会中，成年的标志越来越延后——对于我们中最富裕的人来说，正规教育和经济依赖正在使40岁成为新的20岁。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从最绝望无助的人身上剥夺时间，让那些“愚蠢”到出生贫穷、错误的肤色、性别或生活在世界错误地区的人，无法获得同样的教育机会。人类儿童的成长充满了奇迹，意味着大量有针对性的投入，从夫妻配对到孩子毕业等等。但鉴于我们正在拉开巨大的机会鸿沟——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幸运儿和一无所有的底层儿童，我们应对人们大力投入的童年多加反思，并意识到，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有机会拥有漫长的童年。

[1]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217997/

[2]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0295201/

[3]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968077/

[4]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177113/ 
 

[5]www.npr.org/2018/03/11/592272083/many-women-come-close-to-death-in-childbirth

[6]pubmed.ncbi.nlm.nih.gov/34013651/

[7]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10.1098/rsbl.2011.0214

[8]www.ajog.org/article/S0002-9378(22)00733-5/fulltext 
 

[9]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30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