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官网消息,理论物理学家安东尼·莱格特(Anthony J.Leggett)于美国当地时间3月8日逝世,享年87岁。
莱格特被公认是低温物理与凝聚态理论领域的世界级领军人物,因对超导体和超流体理论的先驱性贡献而荣获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并在宏观量子现象、耗散系统量子理论及量子力学基础研究方面留下深远影响。
综合报道 | 返朴
“莱格特教授思维卓越,总是在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思想,而且他为人谦逊低调、平易近人,”伊利诺伊大学生物工程教授拉希德·巴希尔(Rashid Bashir)说,“世界失去了一位传奇人物,也失去了一位极好的人。我们将深切怀念他。”
莱格特最为人所知、也为他赢得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就,是解释了在极低温度下,液态氦-3原子是如何配对并形成无摩擦、无粘滞的“超流体”的。在此之前,科学家已经知道氦-4在极低温度下会变成没有任何粘滞性的超流体,但氦-3原子属于费米子,按照泡利不相容原理,单个氦-3原子不能像氦-4那样直接以玻色子的方式凝聚。莱格特在1970年代巧妙地运用并拓展了BCS超导理论,提出氦-3原子在毫开尔文级别的极低温度下,会通过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两两配对,形成自旋和轨道角动量都不为零的库珀对。他的理论不仅完美预言了氦-3超流体中复杂的多相结构,还揭示了这种微观量子态如何决定了液体的宏观流体动力学和磁性特征。这一理论框架后来不仅在低温物理中占据核心地位,还被物理学家广泛应用于宇宙学、亚原子粒子研究以及液晶等多个领域。

2003年12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莱格特从卡尔·古斯塔夫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 Darrell Hoemann/The News-Gazette
除了超流体,莱格特在量子力学的基本宏观应用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始终对量子力学能否直接应用于宏观物体抱有严谨的审视态度。为了探究这一问题,他与合作者提出了著名的Caldeira-Leggett模型,详细描述了量子系统在与宏观环境相互作用时,是如何发生量子退相干并逐渐丧失量子特性的,这为开放量子系统、量子退相干和超导量子电路噪声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此外,他提出的Leggett-Garg不等式,犹如宏观世界里的贝尔不等式,为实验物理学家提供了一种检验“经典宏观实在论”与量子预测是否兼容的数学工具。莱格特的理论直接影响了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约翰·马丁尼斯(John Martinis)和米歇尔·德沃雷特(Michel Devoret)在电路中发现宏观量子力学隧穿和能量量子化的实验,他们凭借这项工作分享了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约1985年,莱格特就“薛定谔的猫”发表演讲。| Emilio Segrè visual archives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1986年,高温超导体被发现后,莱格特提出了测试新型超导体对称性的实验方案,这也促成了戴尔·范·哈林根(Dale Van Harlingen)、唐纳德·金斯伯格(Donald Ginsberg)和大卫·沃尔曼(David Wollman)的实验。这项实验在1993年给出了新型超导体具有d波对称性的关键证据,而传统(常规)低温超导体通常可由近似各向同性的 s 波配对描述。
1938年3月26日,安东尼·莱格特出生于英国伦敦南部坎伯韦尔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他后来不无幽默感地写道:“据说我比预产期晚了七分钟才出生,这似乎预示着我早年就有的拖延症倾向,而这种倾向恐怕会贯穿我之后的大部分职业生涯。”
他的父母是各自家族中的初代大学生,他们在伦敦大学求学期间相识并订婚。安东尼出生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8个月大的他被疏散到萨里郡恩格尔菲尔德格林的一个小村庄公园里,在那里度过了战争年代。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伦敦上诺伍德的家中。父亲成为中学物理、化学和数学教师,母亲则因家庭压力放弃了教师职业,全心照顾五个子女。
莱格特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所以他从小就接受天主教信仰的熏陶。他后来回忆:“这使我们在当时的英国成为了一个人数不多且处境艰难的少数群体。虽然我在二十岁出头就不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了,但我仍然时不时地会想,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坚持和捍卫(有时是在公共场合,甚至面对一些嘲笑)与众不同的信仰和态度的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来对物理学乃至对生活的态度。”
莱格特早年的学术轨迹颇具传奇色彩。他最初在牛津大学攻读人文学科专业,并于1959年获得古典学(Literae Humaniores)的本科学位。“你必须在很小的时候(通常是十五岁,但我当时是十三岁)就做出选择——在古典文学、现代语言、数学和科学之间做出选择。这个选择基本上决定了你在大学里可以攻读哪些学位(假设你上了大学),而这反过来又严重限制了你能申请的工作类型。”
虽然哲学是莱格特最擅长的科目,但他并没有打算以哲学家为职业,因为他觉得哲学这门学科更多地依赖于“措辞”,而不是客观标准。他说:“数学这个学科决定了,如果做错那只能是因为你蠢。我希望有做错了但还不蠢的可能性。”
完成第一个学位后,他选择在牛津攻读第二个本科专业——物理学。随后,莱格特继续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并于1964年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业。他进入伊利诺伊大学物理学系,跟随戴维·派恩斯(David Pines)和约翰·巴丁(John Bardeen);其后又在日本京都等地从事博士后研究。
莱格特在2003年的诺奖新闻发布会上回忆,大学快结束时发生的两件事使他对物理产生了兴趣——一是前苏联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二是一个过去曾当过数学教师的退休牧师“照顾着我,教给了我很多事情”。他说这位牧师的指导“让我有了学习数学的信心”。
对于这段“文科生”的经历,他曾说:“经常有人问我,在我后来的物理学生涯中,我从古典学学位中得到的训练是否以及如何对我有用。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开玩笑的答案,即我显然与我的一些物理学同事不同,我至少知道希腊字母 φ 和 ψ 之间的区别!”
“不过,我也有一个认真的回答。我当然觉得至少这个学位的哲学部分帮助我塑造了看待世界的方式,特别是看待一些物理学问题的方式。这并不是一件容易量化或说得很具体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精神分析课程,但我想,任何真正经历过这种过程的人大概都不可能再以完全相同的眼光看待世界。我认为我在牛津经历的那种严格的分析哲学训练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另一个类比,也许是我后来把日语学到相当流利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感觉:这就像是一个人学会了使用一块自己原先并不知道存在的肌肉。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一刻后悔过我在这个学位上花费的时间。”
从1967年到1983年,莱格特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度过了早期极其丰产的十几年。随后他回到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直至2019年退休。

莱格特与其研究团队成员在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所——安东尼·莱格特凝聚态理论研究所工作。| 摄影:L. Brian Stauffer
在伊利诺伊大学任职期间,他还同时在加拿大滑铁卢的量子计算研究所(Institute for Quantum Computing)担任职务。2013年,他出任上海复杂物理中心创始主任;2023年,他成为伊利诺伊大学凝聚态理论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ndensed Matter Theory)的首席科学家。该研究所也于2023年更名为安东尼·J·莱格特凝聚态理论研究所。
莱格特在世的亲人包括他于1973年结婚的妻子Haruko Kinase-Leggett;他的女儿Elizabeth Asako Kinase-Leggett;以及他的姐妹Judith Leggett和Clare Prangley。
在他获得的众多其他奖项中,包括沃尔夫物理学奖(2002-03年)、尤金·芬伯格纪念奖章(1999年)、保罗·狄拉克奖章和奖金(1991年)、西蒙纪念奖(1981年)、弗里茨·伦敦纪念奖(1981年)以及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奖章和奖金(1975年)。
莱格特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爱尔兰文学与历史学会会员。他也是英国皇家学会、美国物理学会和美国物理学联合会的会士。他是英国物理学会的荣誉会士,也是俄罗斯科学院的外籍院士。2004年,他因“对物理学的贡献”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爵士头衔。
“托尼(莱格特)是一位深受爱戴的同事。他说话总是轻声细语,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忽略他的成就之非凡,”伊利诺伊大学物理学系主任维迪娅·马达万(Vidya Madhavan)说,“他对物理学系和学校都怀有极其深厚的归属感。无论多么忙碌,他总会抽时间帮助同事和学生;尽管经常出差,他始终是物理学系稳定而持续的存在。他和妻子一起向一代又一代同事、学生和博士后敞开家门,我们所有人都对此深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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