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近代史上，学术大师辈出的城市。为此，如今的上海，致力于为大师们举办回顾展，弘扬历史，鼓励后学。在去年4月推出的“惟君建树忙”——颜福庆（Yen F.C.）诞辰140周年纪念展上，一封标注为1927年3月26日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未署名私人密函，深深吸引了我。

过去近百年，这封深喉密件，未见学术解读。可能的原因，乃医学史长期以来属于冷门，在医学界与史学界都处边缘地位。虽事涉中国现代医学先驱颜福庆的关键人生时刻，但照样无人关注。如今，人类遭遇了遍及世界的疫情折磨，方有机缘把医学先驱们默默奉献的动人往事，批量挖掘面世，让有心问学的研究人员，得以据此分享和窥视被时空淹没的历史背景。

展出中的“密函” | 图源：作者拍摄

本文探讨的私密信件，是一封看似不起眼的简短“敦促函”，却在字里行间，意外显露出当年活跃在我国医学界各路精英的鲜活面貌。如将关键人物置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大转折背景下去还原与观察，则此函无疑可作为全新视角下，俯瞰医界驿动的难得史料。

由于该展品布陈中，不少字符模糊，不便全文英译汉，但不难还原来龙去脉。从抬头上识别，此函出自北平协和医学院卫生与公共健康系，执笔人熟悉协和上层人事，特意委托时任协和医务总监的刘瑞恒（J. Heng Liu）持函，赴上海面呈颜福庆。刘瑞恒抵沪时间预定于1927年4月1日。

此信并非协和官方文书，写信人特别强调，以个人名义提供颜福庆建议。在此之前，他已经传递过许多内部消息，希望颜福庆接受协和助理院长（assistant director）职位。他在信中挑明，切不可对外人泄露信中内容。显然，他明白自己的深喉角色，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唯恐颜福庆不能及时阅读此函，他同时将复写件寄往汉口颜福庆通讯处，以求双保险。

这样用心处置信函，显见书写者对信中所述非常看重。他敦促颜福庆，不要再犹豫，立即来协和任职，先占了岗位，再讨论后续工作细节。写信人暗示，协和管理层对空缺岗位由谁填补，以及如何填补，尚有不同看法。眼下已确定有其他应聘者正在路上，而且对颜福庆最不利的因素是，他缺乏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存在明显的竞争软肋，此为岗位前提条件。

当时，几位校级领导各有盘算。时任院长胡恒德（Henry S. Houghton）只想找一位临时替补，休假期间有人顶替一年事务即可。刘瑞恒则侧重考虑是否能担纲临床诊治方面的职责。写信人只对执行院长顾临（Roger S. Greene）的态度，尚有比较肯定的把握，相信顾临应该会满足颜福庆方面的要求。

从信中语气看来，颜福庆已经不是第一次，与协和相关人士讨论有关细节了，截止收到此信为止，颜福庆尚未做出马上去协和任职的决定。因为，颜福庆至少还有四项工作需同时兼顾：其一，全国健康卫生事业的思考与领导；其二，上海方面有不少事业机会有待敲定；其三，长沙湘雅医院与学校的收尾烂事有待了结；其四，中华医学会的重组事宜。

鉴于上述分析，“深喉”者最可能为协和公共卫生专业的兰安生（John B Grant）教授。他与颜福庆兴趣相投，又有湖南共事旧谊。此番急切期待颜福庆加盟，似可共创新事业。

从宏观上说，1927年的中国医学界，本土专业医学人才短缺，各大机构都在争夺具备高级管理能力的医学专门人才。其重要背景是，北伐统一刚刚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气候与民族主义气氛尚浓。新一届国民政府万事更新，行政院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各大学重新登记，新政出台了重要的调整和规定，外籍人士不得就任大学主要负责人。

作为呼应，1927-1929年间，协和董事会与管理层人员频繁变更。董事会主席施肇基即将在1929年4月离任，由曾经担任清华校长的周诒春继任董事长。施肇基、顾临、刘瑞恒、胡适等成员，继续保留在董事会组成人员中。

胡恒德于1927年下半年，卸任医学院院长，继任者为刘瑞恒。不过，在新、旧两任院长之下，顾临继续留作协和医学院第二号实权管理人，即执行院长。协和医院方面，医疗总监岗位序列不变，仍然由刘瑞恒担任院长，副院长为王锡炽。

作为上海圣约翰医学院1903年毕业生、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1909年的医学博士，颜福庆通过在长沙十多年的岗位历练，担任湘雅医院与医学专门学校主政者，业已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精英中，各方认可的专业管理俊才。以致于哪怕过去了近百年，当下继续流传颜福庆获聘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同时，还担任着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的说法，也被媒体与学者采信。

笔者研究认为，颜福庆出任协和副院长一说，重在印证了外国资本与国立机构争夺医学人才的史实。该说辞主要出自三个来源：一是1956年颜福庆自拟履历；二是1959年剑桥大学出版的《伍连德自传》；三是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的《颜福庆传》。复旦的版本还出示证据强调，1927年9月14日，协和执行院长顾临，曾签发内部通知，颜福庆担任副院长确有其事。

顾临签名的内部工作便条

这张顾临签发的便条显示出，颜福庆由其直接领导。颜福庆须直接向顾临负责并报告（重要事务须执行院长直接过问），而顾临本质上只是时任院长胡恒德的下属。因此，将便条上的VICE DIRECTOR岗位，直译为副院长，恐怕有水分。总之，无论将颜福庆所任职务，称之为助理院长还是副院长，他的直接上司，起码有院长和执行院长二级，他们时刻可以指导其工作。

鉴于兹事体大，笔者不敢马虎，遂核实于1927—1928年协和官方年报。协和医学院与协和医院实行教学与行医协同办公，其年报记载了过去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与基本信息。出人意料的是，在其董事会和管理层名册中，并未记录颜福庆的名字。哪怕在普通员工岗位上，也未见颜福庆。
 

1927-1928年协和医院年报中的董事会与管理层名单

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为跟上民国新政，在年报中都及时披露主要领导岗位名单，白纸黑字公布于众。名单所列甚至详尽到临床护士以及住院医生，比如1929届毕业生林巧稚（Lin Chiao-chin）与荣独山（Jung Tu-shan），都以住院医身份上榜，以后分别成为我国妇产科与放射医学科的泰斗级人物。但1928年协和年报，偏偏遗漏比他俩资深许多的、且确在协和工作过的前辈颜福庆。这种将重量级员工排除在外的做法，确属蹊跷。

标明住院医生林巧稚与荣独山的年报

颜福庆自1909年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成回国，到1926年离开湖南长沙，十几年间携手国内外医学同行，为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进程，扎扎实实起到推动作用。1915年，他与国内同仁发起创建中华医学会，与当年主要由外籍医生构成的老牌医学社团——博医会分庭抗衡，标志着中国医学界独立意识的集体觉醒，民族主义思潮融合在了医学管理事务中。

颜福庆努力推动“为人群服务”的医学理念，积极将工作重心朝着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倾斜，甚至自己也再次赴美，入学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造。毫无疑问，颜福庆对现代医学知识的掌握，已经达到国内领先程度。国内同行对其医学水准的认可，以及医学管理能力的青睐，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彼时，协和医院领导层与颜福庆的社会关系也不容忽视。其堂兄颜惠庆，不仅担任协和董事会成员，也与董事长施肇基长期同事（两者均先后出任过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国务总理等要职），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曾出任第六届中华医学会会长），与颜福庆提议创建的医学社团关系密切。据此，提名颜福庆为协和医（学）院高级管理人员，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专业资质都十分匹配。

我们研究有关史料，不能因为在协和官方年报中难以发现相关记载，便轻易推论颜福庆记忆有误，或者认为有关资料出现了编造痕迹。但学界确有必要期待更多史料面世。

按逻辑分析，出现颜福庆履历叙事与协和公文难以互相印证的可能原因，在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几乎同时力邀颜福庆，期望他赴上海筹建医学院，而且待遇更为优厚。作为国立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将可比肩自然科学院院长胡刚复、哲学院院长汤用彤、工学院院长周仁等学界翘楚，在地位、薪酬等方面毫无差别。从事业的长远考虑，显然比任职协和更有发展空间。

因此，手持两份聘书的颜福庆，在继续就职外资机构，还是投身国立大学的选择中，做出了在甲方看来属于模棱二可的方案。他决定自己北上协和医学院赴任，同时邀请其在湘雅的学生与同事乐文照、应元岳、朱恒璧等人，于1927年代其先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就职，在上海吴淞开始医学院筹建。但颜氏的折衷方案，对满足协和方面的完美期待，距离尚远。

协和作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医学机构之一，自然对颜福庆没有断然拒绝其他单位的邀请，心存芥蒂。最终对其短暂的履职之行，评估后不予书面认可，并在工作年报上有意疏漏其名分，以期最大程度挽回协和一片诚意反遭受聘者冷遇的可能名誉损害，符合常理。

最终促使颜福庆下定决心，返沪服务于国立大学，应该还有来自更深层面的社会因素。彼时，中国时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颜福庆从海外归国后，长期工作在湖南长沙湘雅医院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二者均源自耶鲁大学传教团体雅礼会。颜福庆出身中国最早的基督徒家庭，留学耶鲁期间获得雅礼会帮助，学成之后与雅礼会合作，一直致力于湘雅系的医学事业。但雅礼会的异国异教背景，1926年成为长沙社会矛盾聚焦中心，医学事业难以为继。

比较20世纪前后的现代医学先驱，他们与颜福庆一样，通过教会赞助求学从医。进入20世纪后，许多人逐步与教会关系异化，开始思考中国医学的未来出路。一批比颜福庆更资深的医学先贤，在举国上下萌发强烈的共和与民族意识之际，开始接受科学与民主思潮，包括世界流行的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人文医学理念，迅速影响到行医执业过程。

率先向教会要求，提出改良诉求的，竟是中国医学女性。1890年代，当大部分晚清男性还在博取科举功名的时候，少数知识女性却已撑起引进现代医学的重任，其代表人物包括金韵梅（Kin Yamei）、许金訇（Hü King-eng）、康成（Ida Kahn）和石美玉（Mary Stone）等。

1896年，康成和石美玉同时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毕业，正式获得美国妇女海外布道会传教士的任命，立即回到九江医学传教。1898年，她俩建起规模化的但福德（Danforth）医院。我们不妨以她俩行医路径的变化，来比较和理解后起之秀颜福庆对协和聘任的最终抉择。

随着行医经历的积累，以及对社会真实生态的深入接触，从小接受西学的康成和石美玉，越来越多地与教会方面发生摩擦。她俩要求教会正视患者主要诉求，医学除了有助募集信众的工具性用途，更重要的职责，是解决民间疾苦，这是民族性与人性化于良医的本能反应。

为了追求患者利益最大化的执业目的，康成率先离开但福德，赴南昌另设医院，积极与政府官方合作。随后石美玉也索性带领核心人马，1920年代移师上海，自立伯特利（Bethel）教会及其附属医院和护士学校，按照自身对宗教与医学关系的理解，走自己的行医执业道路。

回顾1830年代开始的西医规模化东渐历程，医学传教与西医入华同步。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及医学技术与行医理念的进化，中外传教医生开始在不同层面逐渐反思，突破戒律。1887年，由外国传教医生组成的博医会面世，时任上海同仁医院院长的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博士，在《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创刊号上，刊出与原教旨主义传教医生稍有区别的宣言：

也就是说，19世纪初叶的早期传教士，通过雇佣医学作为上帝侍女，将其锻造为吸引信众的传教工具。到了新旧世纪交替前后，即使在传教医生圈内，这样的传统理念也开始松动。《博医会报》出版宣言暗示，传播上帝福音，已经不再成为职业医生的从业首选。博医会旨在逐渐去宗教化，在临床实践中融进医学人文与科学精神，此般努力在未来半个世纪中，表现愈加明显。这是世界医学发展潮流，也是中国社会逐步开明，迈入人类进化通道的标识。

1907年5月，博医会直接将《博医会报》英文名称中的传教标记missionary删去，以突出医学立场。而且博医会也开始突破陈规旧律，吸收华人精英医生成为会员。国门逐步开启，各种先进学术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也随之舶来。从医学层面出发，能够反馈社会的良性效应，主要体现在对疾患的人性化处置上，为民众身心健康带来新机遇。

再过十年，博医会与新组建的中华医学会合并活动，直至慢慢退出中国医学界。上述医学去宗教化的过程，历时约四分之一世纪，同时凸显中国医学精英凭借本身能力，发奋自强的强盛模样。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医学联盟最终压制住了外国在华医学势力的扩张，一定程度上依托了全社会多领域的开放进步力量，最后在科学立国的宏伟愿景中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社会变局与医学进步中，石美玉将自己的从医经历和独立思考，转换成伯特利护校课程特色，主张助产士培训重点应该落实无菌操作技能，具备公共卫生服务理念，强调进入农村帮助穷苦人民。她在护校毕业生留言中，更是直接把基督教和服务国家关联，“为人民服务并通过为人民服务去为上帝服务”^[1]，写下“解放”、“男女平等”等完全有别教义的新概念。

从时间上而言，虽然颜福庆从医起点，比石美玉等足足晚了一个代际。等到他有能力和实力，脱离教会的控制，时间上也相对较晚。对石美玉和颜福庆这批从小接受教会训练的专业医生而言，这种转变与告别是痛苦与艰难的。但新老医学先驱们，在民族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大趋势下，执意从教会的束缚中，先后自立起来，个中逻辑不难解释。

在国家进步大局下，现代医生不再自我封闭于象牙塔。长沙剧烈的社会冲突，一方面中止了湘雅的医学活动，另一方面也促使颜福庆反思早年人生，重构自身思想与心理框架，最终促使其脱离了外资医学系统。所以，颜福庆放弃协和，投身国立大学，是时代大变局中的理性抉择。

[1] 施康妮（Connie A.Shemo）.《康成与石美玉在中国的行医生涯：论性别、种族与民族的跨文化边界》.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