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 | 郝复

访谈人 | 熊卫民

整理人 | 熊卫民、崔竞文

访谈时间 | 2025年1月24日、1月25日

访谈方式 | 微信访谈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郝大夫，您好！看到您的留言后，我马上就想联系您。通过“返朴”编辑的帮忙，今天终于联系上了。我想请您更详细地谈一谈您的经历，包括您当年上学、工作的情况，尤其是您亲历的针刺麻醉手术的情况。

郝复（以下简称“郝”）：熊教授你好！我抽时间慢慢讲啊，我先跟你说说我的大致经历。

我大学本科是在昆明医学院医疗系读的，毕业后被分配到本校第二附属医院（即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1]做麻醉医生。当时我母亲对我说：“病人做完手术都感谢外科医生，你做麻醉医生，没人感谢你的。”我很单纯，就对母亲说：“只要把病人治好，我就高兴，不要人感谢。”所以，我一开始就做麻醉医生。

熊：您在医疗系什么专业学习？毕业后还可选择不做麻醉医生吗？

郝：医疗系本科不分专业，按全科医生来培养我们。后来做什么，主要看被分配到了哪里。我们有不少同学被分到了外科，他们后来就做外科医生。我被分到了麻醉科，我就成了麻醉医生，而我也乐意做麻醉医生。

恢复高考时，研究生招生也恢复了。因为我丈夫被调到杭州工作，而医院又不放我走，我就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研究生，学小儿麻醉专业。1981年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在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工作从事小儿麻醉方面的工作，直到1994年退休。退休后，我又被返聘到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工作了5年，主要做成人的麻醉，小儿麻醉则很少做了。现在我86岁，和老伴（92岁）住在苏州的一个康养社区，也即养老院。

郝：在谈针刺麻醉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当时所在的医院和城市。我在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工作，它是由昆明市工人医院改建的，一部分人员则是从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调配过来的。而麻醉科最初只有三个人：我们的主任文士铭是从第一附属医院调过来的，此外还有一位护士和我。工人医院最初只有两个手术间，到了1965年才扩展成6个手术间。随着医院逐步发展，病床数和手术数量也迅速增加。1963年我到医院时，它主要做普外科和骨科手术。普外最常做的是腹腔手术，胸外科的手术非常少，脑外科手术还没开展。后来，医院的手术科室除普外科、骨科外，又增添了整形科、妇产科、眼科等。但那时仍旧以普外科为主，腹腔手术最多。我们医院的外科主任蓝瑚^[2]教授曾在法国留学，是全国知名的专家。在他的领导下，外科科室人员逐渐壮大，麻醉科也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发展了起来。

1967年后，昆明一度秩序混乱，直到1968年下半年，有工作组进入我们医院，才逐步恢复秩序。

熊：你们医院从哪一年开始被推广针刺麻醉，在哪一年结束？有没有相关的文件或会议？

郝：从1968年开始，一直到1972年，我们医院陆续做了一些针刺麻醉手术，但数量并不多。

虽然秩序有所恢复，但那个时候还是不太正常。1969年，那些与当权派对立的医生和护士被下放到小县城的医院工作，我们医院一下子少了约三分之一的人。1972年以后，又有许多医务人员（我也在其中）参加医疗队，到云南省的偏僻县城下放了半年多，还有部分工作人员被调走。白天我们辛苦工作，晚上还要参加政治学习，人人都很疲惫，并无很大热情去搞针刺麻醉，这方面的手术是越做越少。我们主任不要求我们必须做针麻手术——他不拿这个写文章或报告。我们发现不做针麻手术也没人管。于是，我们也就基本不做了。针麻手术在我们医院的推广，就这样不了了之。

至于推广针刺麻醉时有没有正式的文件，我们是不大清楚的。我们年轻医生没看到什么文件，只知道上面有要开展针刺麻醉手术的精神。作为年轻医生，我们就听主任安排。我们麻醉科主任和他哥哥很了解针灸，他哥哥是昆明市有名的针灸专家。周总理到缅甸出访经过昆明机场转机，下飞机后就患上面瘫，是我们主任的哥哥用银针给总理治疗，一针就治好了。这个事情当时都传开了。

熊：你们医院的针麻指标为多少？有没有变化？您个人有需要完成的针麻指标吗？

郝：当时，领导要求我们开展针麻，但并没有说一定要达到多少比例，没有定硬性指标。他们只是希望大家尽量多做几例。但是，做手术一定要征得病人同意，是不能勉强的。

我们医院的针刺麻醉手术一直做得不太理想。一方面，医务人员没有经过系统、正规的针刺麻醉培训；另一方面，我们主任对针刺麻醉持有一定的看法。他认为，针刺麻醉不是真正的麻醉，达不到理想的麻醉效果。他哥哥从事针灸几十年，治好了很多病人。他哥哥也认为针灸是一项很好的传统医疗方法，但只能针对某些特定病症。针灸并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主任并不强迫我们下级医生一定要使用针刺麻醉。他比较为病人着想，强调：“我们不能增加病人的痛苦。如果麻醉效果不好，可能影响外科手术的操作，甚至会给病人带来危险。”这是底线，是一定坚持的原则。正因如此，我们医院的针刺麻醉开展得并不好。几年下来，我们做过的针麻手术，总共也就几十例。

熊：看来不同的地区，针麻的情况不一样，昆明的医院貌似没有太大的指标压力。

熊：你们怎么挑选针麻病人？有病人主动提出要做针麻吗？

郝：病人不是那么容易就接受针刺麻醉。我们的第一例针刺麻醉对象是我们医院的外科护士长。她长了一个鸽蛋大小的甲状腺瘤。因为她是党员，领导就要她带头接受针刺麻醉。为她做手术的是一位经验丰富、手术操作又快又好的医生，整个手术大约用了半个小时，过程顺利，效果非常好。

这位护士长在手术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好，一声不吭，顺利完成了手术。因为我们比较熟悉，手术后，我们问她：“你真心地说，手术当中痛不痛？”她回答：“很痛的！但是我坚持下来了。”所以在第一例针刺麻醉手术后，我就对针刺麻醉产生了很多怀疑。

熊：你们用什么方式来做针麻？捻针、电针还是别的什么针？有没有参加相关培训？

郝：我们主要用电针麻仪，而不是像中医那样用手来捻针。在手术中，穴位的选择是受限制的，靠近手术区域的穴位不能选，我们一般会选择像足三里这种常用的穴位。我们的针刺麻醉操作并不正规，因为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主任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照做。当时也发了一点有关针刺麻醉的资料，我们就参考这些油印资料来进行手术。这肯定对手术效果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我们大量的手术是腹部手术，腹部牵拉的疼痛刺激非常强烈。如果病人的腹肌过于紧张，手术中操作会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外科医生非常反感的。所以，做针刺麻醉时往往会遇到很多阻力。

熊：针刺麻醉主要用在哪些手术上？

郝：我们先是选那种很短小、简单、浅表的手术。只要医生术前把病人的思想工作做好，手术能快速完成，一般的病人还是能挺过来的。

后来，我们还尝试将针刺麻醉应用于其他各种手术。

我们发现腹腔手术非常难办，外科医生一碰到肠子，稍微有点牵拉，病人就难以忍受，手术都没法进行。刚开始时我们经验不足，做针刺麻醉前没有准备好备用方案，只好临时改为全身麻醉。后来，我们采取了应对办法：对于腹腔手术，尤其是那些成功率较低的手术，我们就提前给病人穿刺，做硬膜外麻醉的准备。具体操作是：在硬膜外插一根管子，先注入为安全起见的试验剂量，然后再实施针麻和手术。如果病人在针麻后感觉疼痛严重，甚至忍受不了，而外科医生也无法操作，我们会立刻往硬膜外腔管里面打更大剂量的麻药，但还要等一会儿药效才起作用，然后手术才能继续进行。

在我们医院的普通外科，腹腔手术（如胃大部分切除、胆囊手术、胆道手术、肠道手术和阑尾手术）原本就占了70%左右的比例，有些又是急诊，所以在普外科我们很难找到适合做针刺麻醉的病人。眼科手术通常是小范围操作，局麻就能够完成。如果使用针麻，病人因疼痛而活动，那就可能导致不良后果，所以眼科手术几乎不用针麻。妇产科，在紧急情况（如剖腹产）下，妇产科医生会选择局麻，以避免延误病人的治疗；只有几例输卵管结扎手术尝试过针刺麻醉，勉勉强强应付过来了。整形科手术多为浅表手术，貌似可以做针刺麻醉。但整形科医生做的是细活，手术要求非常细致，切口处理、缝针都非常讲究，所以他们也不希望病人在手术中突然叫一声或不小心动一下。

我想，那些年，在10台手术中，能勉强选用针刺麻醉的大概只有1台。

总的说来，外科医生是比较反对针刺麻醉的。手术前一天，医生都要去探视病人，好多外科医生都会跟麻醉师说：“请你们别做针麻。求求你们啦！”那些外科医生勉强同意做针麻的，大多是做表皮的手术或甲状腺手术。

郝：对于医生同意选择针麻的病人，我们会在手术前一天与他们沟通，给他们讲针麻的优势：“针刺麻醉的安全性比较高，术后疼痛较轻，而用药物麻醉的话，麻药劲过了，你会很痛……”要给病人讲这一类话。有些病人听后也就答应了。

病人之间会互相交流。做了针麻的病人回到病房以后，其他的病人就会问他：“你到底痛不痛啊？”若做过的人说：“痛死了！”之类话语，其他病人就再也不会接受针刺麻醉，医生说再多的话也没用。病人的这类话语很容易传播开来，所以，针刺麻醉工作很难开展。

熊：您讲到针麻的两个阻力：一是，外科大夫很不愿意做针麻，来向你们求情；二是，病人之间会互通信息，前面的人说很疼，后面的人就很难被说服了。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想到过的。很多当年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亲历过的历史当事人都知道，但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很难想到。能请您多回忆几个针麻手术的过程吗？被下刀时病人通常是什么反应、什么状态？施行手术、缝合刀口期间呢？

郝：有一位做甲状腺手术的病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那时候没有B超、CT等设备，但他的主刀医生有较强的诊断能力，通过用手触诊就可以事先诊断肿瘤的性质——是光滑、活动的，还是有粘连、形状不规则的。当时，病人很担心肿瘤是恶性的，主刀医生也怀疑病人可能患有甲状腺癌。经医生给他做思想工作，病人很容易就接受了针刺麻醉。在手术中，他的确表现得很好，都没怎么叫疼。瘤子切下来后，立即送往病理科做冰冻切片检查，手术操作要停大概二三十分钟。这段时间病人痛感较轻，我们跟他聊天，转移他的注意力。病理报告显示，肿瘤不是恶性的，也即不是癌症。我们马上告诉病人。他一听不是癌，高兴得不得了。在接下来的手术中，他一直叫：“针麻好！针麻好！我马上就知道我不是癌了，感谢针麻！感谢针麻！” 他简直就像感觉不到任何疼痛一样了。那一刻，我们感到他整个人的思想、精神状况完全变了。

我还记得另一位病人。在手术结束最后缝合皮肤切口时，他不断数数。每缝一针，他就惨叫一声，而且自己数：“第一针，第二针……又缝了一针”这说明，在手术最后缝切口时，病人是很痛的。

熊：您在留言里写到一位病人在针麻手术中全程唱国际歌的案例，能请您详细讲讲吗？

郝：那个手术不是我做麻醉，当时我在另外一个手术间。因为病人唱歌的声音实在太大，连其他手术间的人都能听见。后来我们就问给他做麻醉的医生。医生说病人做的是甲状腺手术，病人说唱歌能帮他忍耐疼痛，从头到尾都在唱。每当手术到一些关键操作时，外科医生会让他停一下。他稍停一会儿，然后又接着唱。我在另外的手术间就能听见他几乎一直在唱歌。

熊：甲状腺手术在喉部，唱歌会引起喉部震动，直接影响手术。大夫也希望他别唱了，可是他还是要唱，该多疼！他只能用这个办法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看来那时候革命激情确实很强，所以唱国际歌能让他真的专注和投入，能够分神。这大概哪一年，您还能记得吗？

郝：记不太清了。应当是刚开始搞针麻不久。反正我们那里只热了个开头，然后就慢慢冷下去了，针麻手术越来越少。

熊：你们麻醉医生愿意开展针麻手术吗？为什么？

郝：说实话，作为麻醉医生，我们也不愿意做针麻。

第一，手术前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说服病人，其结果还经常是失败的。

第二，除了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我们在麻醉当天还要花成倍的时间做准备。做硬膜外麻醉时，我们只需直接穿刺，推进试验剂量，过后再把其他药量都注射进去，很快就能麻醉手术区域。做针麻时，我们不仅要先穿刺，放置硬膜外管，注入试验剂量（然后就不能再打药了），还要转而去弄跟针刺麻醉有关的那些东西。

第三，手术开始后，病人如果叫痛（这是很经常的），我们又得把药物注入硬膜外管。从推送麻醉药到达到麻醉效果，又得花一段时间。这样一折腾，手术时间成倍增加，而手术效果也往往受到影响。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麻醉医生也不大愿意做针刺麻醉。

我并不反对针灸。我认为针灸是很好的，我还有过亲身体会。上大学一年级时，我有一次去农村劳动，在地里除草时突然感到右上腹剧烈绞痛，全身出冷汗，脸色发白。同学赶紧去叫校医。校医过来后，在我的足三里扎了一针，我马上就不痛了。这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所以，我并不认为针灸没有止痛效果。后来还有人对针刺镇痛的机理做过理论研究，我认为，这些研究和探讨是有必要的。尽管针灸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有止痛作用，但我一直认为，针灸并不适合用作麻醉。对于这一点，我的看法至今没有改变。

熊：看到病人在施行针麻之后还是很疼，您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有哪些认识？也想请您多讲一点。

郝：我不愿意看到病人太痛苦。每次我做针刺麻醉手术，只要病人喊：“医生，我痛。”我就立刻把局麻药递给外科医生，让他们加局麻药，同时我也会给病人注射杜冷丁等止疼药。

06

针刺麻醉利少弊多

熊：手术时病人清醒，眼睛睁着，可以和医护人员有眼神交流，可以呻吟、喊痛、说话、唱歌，这是不是也会让医生紧张、分神？这种状况到底是好，还是坏？或者说是坏处多还是好处多？

郝：这种状况是不利于手术医生专心操作的！也可能造成手术期间病人的情绪波动。有风险的手术我们绝不会选针麻，一定要让病人在下刀前入睡进入麻醉状态，因为术中病人如果听到医生之间的某些对话（比如遇到出血多时，会说“止血钳”“大纱布”“准备输血”等），病人会紧张，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进而加重出血！有时医生的对话会造成不懂医学的人误解！

当年我们也就是在一些小而浅表的手术尝试用一下针麻。现在，连胃肠镜检查、无痛分娩，也会配合使用相应的麻醉。目的都是为了让病人舒服、无痛苦。现代药物麻醉使用得法，是不会有那些夸大的副作用的。

我的一个外孙女8岁时在美国做一个耳朵小手术（她出生在美国）。我们问她手术情况，她说：“那个医生太有趣了，拿个玩具陪我玩，我就睡着了，醒来手术都做好了。”这个手术对她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她的脑子并没有受什么影响，在学校成绩一直是年级前三名之内，前年考上了宾大沃顿商学院。我八十年代后一直从事小儿麻醉，非常重视心理健康！

熊：手术过程中很疼，那种恐怖的经历，会不会给人造成心理创伤，进而产生长远的副作用？

郝：可能会有；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有人也会忘记不快的感觉。使用麻醉药，让病人不痛也是一种心理保护——不让病人留下恐怖的精神阴影。所以，相比那些所谓的好处，我认为针麻坏处要多得多，大得多！

熊：在您看来，针刺麻醉有哪些负面作用？

郝：针麻的适应范围很小，失败率高，病人仍或多或少存在疼痛、不适，手术医生操作会受到一定影响，术后病人可能会留下心理阴影。另外，针麻手术耗时较长，效率也低。

[1] 1962年，原“昆明市工人医院”由云南省卫生厅和昆明医学院接管，正式更名为“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兼具医疗和教学功能。2012年更名为“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 蓝瑚（1915-2014年），男，外科专家。1934年考取中法大学医学院，1936年赴法国里昂大学医学院留学，1945年归国。曾先后任天津市立第三医院、云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主任，昆明医学院副院长。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