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印度一名未成年女学生向家人控诉，遭20多岁男子苏尔贾拉姆（Surjaram）诱骗至偏僻空教室实施持刀性侵。事发后，女学生发现怀孕并决定堕胎，随后向警方报案。然而苏尔贾拉姆却在审讯室里面不改色地否认所有指控，甚至反客为主申请保释，还主动要求接受三项法医学测试：脑电波震荡印记分析（BEOS）、测谎仪检测和麻醉分析（narcoanalysis）。^[1]

在测试中，他佩戴电极帽聆听“我叫女孩进教室”“我关上门”“我掏出刀”等第一人称的犯罪场景短句，电脑监测他的大脑对每个短语的反应，并寻找他参与犯罪的蛛丝马迹。

结果让人诧异，这位犯罪嫌疑人的大脑对所有涉案细节均无“经验性记忆”反应，仿佛从未存储过这些恐怖画面。另外结合其他两项测试结果，法官批准其保释。尽管案件后续审理未公开，但这场围绕“脑波读心”的司法实验，已撕开技术介入司法的争议裂痕。

在另一起2018年的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性侵案中，一名校长被控强奸7岁女学生。初审法官最初倾向采信受害者陈述，却因BEOS、测谎仪和麻醉分析均显示嫌疑人脑波无涉案反应，最终做出无罪保释裁决。

“只有在三次科学测试结果的帮助下，我才能得出适当的结论。”该案的高等法院法官贾姆谢德·布尔乔尔·帕迪瓦拉（Jamshed Burjor Pardiwala）说。帕迪瓦拉保释该名校长的决定，后来被最高法院以违反程序为由推翻。但此后，他成为了最高法院法官，并预计于2028年5月成为印度司法机构中最高级别的印度首席大法官。

更具警示意义的案例发生在2006年，孟买郊区铁路发生七起连环爆炸，造成数百人死亡。阿卜杜勒·瓦希德·谢赫（Abdul Wahid Shaikh）被警方锁定为13名嫌疑人之一，被控参与恐怖袭击。在审讯期间，他被迫接受BEOS、测谎和麻醉分析等争议性技术的测试。尽管谢赫坚称无辜，测试结果却显示其大脑对犯罪细节存在“经验性记忆”反应，并被判处监禁。^[2]

2015年，印度法院在重新审查案件后裁定证据不足，谢赫被无罪释放，此后便成为了囚犯权利活动家。此时他已被监禁9年，期间多次上诉，均因BEOS的“科学光环”而被驳回。这一案例暴露了BEOS技术的致命缺陷：其“经验性记忆”理论无法区分真实记忆与审讯中植入的虚假信息，且测试结果易受实验人员主观解读影响。

图1. 阿卜杜勒·瓦希德·谢赫与他的乌尔都语书籍《无辜的囚犯》 | 图源：maktoobmedia

神经科学能否跨越时空精准识别记忆？这一问题成为技术应用的核心争议点。

支持者们将BEOS视为“反酷刑的文明工具”。印度国家法医学大学（NFSU）院长阿莎·斯里瓦斯塔瓦（Asha Srivastava）称其“高效可靠”，并强调：“相比印度警方曾广泛使用的刑讯逼供手段，脑波测试是更人道的选择。”她提及2000年以来超700起案件应用该技术，主张其能为悬案提供关键线索。

然而，科学界的质疑从未平息。印度理工学院认知科学家纳拉亚南·斯里尼瓦桑（Narayanan Srinivasan）直言：“我坚决反对将其用于实际案件。”他指出，BEOS依赖的“经验性记忆”理论缺乏同行评审支持，且发明BEOS系统的Axxonet公司仅发表过数篇方法存疑的研究。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记忆实验室主任安东尼·瓦格纳（Anthony Wagner）强调，人脑记忆易受暗示干扰，脑波信号可能误将“听过的描述”判定为“亲身经历”。2008年，印度政府科学委员会曾批评：BEOS实验设计漏洞显著，无关语句会引发与犯罪细节相同的脑波反应。

争议的核心在于技术黑箱与程序正义的冲突。尽管自2010年以来，BEOS证据在印度法院一直不被接受，但是却被默许在保释听证中影响裁决。苏尔贾拉姆案中，辩方直至庭审后期才获许查阅测试数据，而仪器算法作为商业机密始终未公开。更值得警惕的是，印度国家法医学大学近年向圭亚那、孟加拉国等多国推广BEOS技术，2023年还在乌干达开设分校，引发未经验证的技术跨境输出的担忧。

当司法系统试图以脑电信号丈量真相，争议的本质早已超越技术本身的真伪。在“科学证据”的光环下，如何防止未经充分验证的工具成为司法误判的推手？这场发生在脑波图谱与法律条文间的博弈，或许才刚刚开始。

BEOS技术的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其核心灵感来自美国神经科学家劳伦斯·法韦尔（Lawrence Farwell）提出的“大脑指纹”理论。法韦尔的研究发现，当个体接触特定刺激（如犯罪场景描述）时，大脑会产生独特的P300波信号，这种信号被视为对特定记忆的“神经指纹”。通过电极帽记录被测者的脑电活动，系统可识别其是否存在与案件相关的经验性记忆。这一技术最初用于测谎，但因其对记忆的“特异性识别”特性，逐渐被司法系统关注。

2005年，印度临床心理学家切坦·穆昆丹（Chetan Mukundan）及其团队创立Axxonet公司，开发出BEOS原型系统。该系统在法韦尔理论基础上引入“震荡印记”概念，通过播放包含犯罪细节的短句（如“我放置了炸弹”），分析被测者脑电波中α、β频段的震荡模式。穆昆丹声称，这种震荡模式能反映被测者是否亲身经历过相关事件，而非单纯听过或想象。与传统测谎仪依赖生理指标（如心率、皮肤电导）不同，BEOS直接指向大脑的认知活动，被包装为“更科学”的证据工具。

图2. BEOS技术的实施丨图源：Axxonet公司官网^[3]

自2000年代初起，印度司法系统在至少700起案件中引入BEOS技术，主要用于筛选嫌疑人、佐证调查结果。例如，在2006年孟买火车爆炸案中，嫌疑人谢赫被迫接受BEOS测试，其脑电波对“放置炸弹”等短句的反应被检方用作关键证据。BEOS的结果被用于强化间接证据的可信度，尤其在保释听证、量刑建议等环节发挥隐性影响。

实际上，BEOS的司法应用存在显著程序缺陷。例如，谢赫在未获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接受BEOS测试，部分测试在警方拘留所而非医疗机构进行，涉嫌刑讯逼供。此外，测试数据通常不向辩方完全公开，法官对技术原理的理解有限，导致“科学光环”掩盖了证据瑕疵。2015年谢赫冤案平反后，印度法院虽逐步限制BEOS使用，但地方司法机构仍将其作为“辅助工具”，形成“禁用但依赖”的矛盾局面。

BEOS技术的商业化推广与印度司法系统的“现代化”诉求深度绑定。据数据，一套BEOS系统售价近12万美元，印度政府计划2028年前培训15万名法医专家，推动“科学司法”现代化发展。率先开展这项工作的机构也正是印度国家法医学大学，该机构培训学生使用BEOS并强调其价值。

正在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普拉维什·查兰（Pravesh Charan）说：“该工具99.99%准确可靠。”教授们教导说，测试中的任何失误都是实验者自己造成的，而不是技术造成的。这种态度强化了BEOS的权威性。

法医学大学和警方积极推广BEOS的背后有哪些驱动力呢？

经济利益：BEOS系统采购、培训课程及后续技术维护形成产业链。印度国家法医学大学通过向圭亚那、孟加拉国等国输出技术，获取国际合作资金；警方则通过采购设备获得预算支持，部分官员可能从供应商处收取回扣。

政绩工程：政府将BEOS包装为“科技打击犯罪”的象征，以此展示司法系统的“现代化”，转移公众对传统取证手段低效的批评。例如，印度内政部曾宣称BEOS能大大提升案件侦破效率，尽管无实证支持。

技术依赖惯性：警方长期依赖BEOS筛选嫌疑人，形成技术依赖。即使最高法院禁用其作为直接证据，基层执法者仍将其视为“低成本突破口”，尤其在缺乏传统物证的案件中。

Axxonet的网站称，BEOS是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脑电图研究“改编和开发”的，其中大部分研究了精神分裂症、酗酒和强迫症等患者的大脑功能。据称，最近的研究支持了BEOS的效果。但研究人员表示，这些研究进行得很差，研究的科学可靠性并不高。许多研究发表在鲜为人知的期刊上。印度科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斯里达尔·德瓦拉詹（Sridhar Devarajan）说：“这些期刊我一本都没有听说过。这些假设和方法是轻浮草率的。”

Axxonet最常引用的有效性研究是由法医科学局（Directorate of Forensic Science, DFS）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进行的，此前BEOS已经应用于数百个真实案例，并且尚未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研究包括110名参与者，其中约一半被要求进行一场模拟犯罪，他们闯入一个房间，从存钱罐里偷东西。另一半人被告知犯罪事实，但并未实际执行。研究人员随后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了BEOS测试。

分析结果表明，BEOS技术可以在大约90%的情况下正确识别犯罪者，并将5%的无辜者误判为有罪。该研究得出结论：BEOS分析可以作为法医目的的有效科学测试。

科学界对BEOS的批评从未间断。这些证据不足以支持在现实世界中使用一种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设备。神经科学家德瓦拉詹说，首先，这些研究的样本量太小，这种性质的研究应该包括数万名参与者。还有学者指出，这些结果尚未在其他地方得到验证。

并且，Axxonet的研究未采用双盲实验设计，实验者事先知晓被测者背景，极易导致主观偏差。更关键的是，所谓“经验性记忆”的判定标准模糊——系统通过分析α、β脑电波震荡模式识别“亲身经历”，但正常人大脑在听到任何具体描述（哪怕是虚构场景）时，也会产生类似的神经活动。

认知科学家斯里尼瓦桑指出，BEOS的测试设计存在样本量不足、实验者主观干扰等问题。他说：“面对这样的事情，在我对嫌疑人发表任何言论之前，我会再三确认。” 

此外，人们对BEOS背后的算法、方法和数据分析知之甚少，因此不可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对其进行审查。旧金山加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艾米丽·墨菲（Emily Murphy）说：“他们不会向我透露，这完全是专有的。”她于2009年曾与BEOS技术主要推手之一穆昆丹会面，研究BEOS及其在法律中的应用。

梅加娜·斯里瓦察夫（Meghana Srivatsav）是印度FLAME大学的心理学家，2011年在印度法医科学局实习，之后在Axxonet工作了一年。她回忆说，BEOS是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即使在高风险的现实世界案例中使用，也会不断被调整和测试。她说：“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当实验室条件下尚且存在不确定性，我们还正在测试和重试，这时候就把它用于真实世界。作为一名科学家，我认为这有点问题。”

尽管BEOS的工作原理是专有的，但穆昆丹说：“需要了解该技术内部的系统专家已经对其进行了测试和验证。”他补充说，该技术依赖于神经处理的进步，并不断更新以便“适应新版本和安全补丁”以及用户反馈。

然而，神经科学家表示，支撑BEOS的科学与我们对大脑工作原理的了解并不一致。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致力于保护人们大脑数据的神经权利基金会主席拉斐尔·尤斯特（Rafael Yuste）说：“我对这种方法和结果非常挑剔。”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瓦格纳补充道，我们的记忆具有高度可塑性，很难将它们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与类似现象（如虚假记忆或想象）的神经生物学依据区分开来。他表示，BEOS检测到的神经信号实际上可能反映的是嫌疑人接受测试时产生的记忆，而不是对犯罪的真实记忆。如果BEOS能够可靠地捕捉到真正来源于经验的记忆，那将是一项重大的科学发展。瓦格纳说：“要是能看到他们取得这一突破的证据就好了。不过我对此会非常怀疑。”

尽管存在诸多的担忧和质疑，但BEOS已成为印度警方使用的法医检测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测试只在某个法医科学局进行，但印度至少有五个其他州法医实验室进行了BEOS测试或购买了该系统。印度国家法医学大学由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于2008年成立，当时他还是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也推行了这项测试。

BEOS技术的争议远超科学范畴，从伦理与法律风险角度看，争议直指司法伦理的核心，即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2010年，印度最高法院在“Selvi vs State of Karnataka”案中明确裁定：强迫嫌疑人接受测谎、麻醉分析或脑波测试，违反宪法第20条第3款（禁止强迫自证其罪）^[4]。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警方会通过“诱导同意”规避禁令，例如以“早日洗清嫌疑”为由，迫使未聘请律师的当事人签署“自愿测试同意书”，而同意书用法律术语写成，被测者实际无法理解后果。

技术漏洞与程序违规的叠加，正在制造系统性误判风险。目前，上述种种质疑和风险未能阻止BEOS的扩张。2023年，BEOS继续被推向非洲国家，凸显技术滥用的全球风险。慕尼黑工业大学人工智能（AI）和神经科学伦理学教授马尔切洛·因察（Marcello Ienca）表示，BEOS不断扩大的势力范围“并不让我感到惊讶，但确实让我感到担忧”。对他来说，未经验证的读脑技术的快速扩散，突显了制定国际法规的重要性。

BEOS在2008年的一起备受瞩目的案件中也受到了批评。在该案件中，一位名叫阿迪蒂·夏尔马（Aditi Sharma）的女性和她的情人被指控在甜食中掺入砷，毒害了夏尔马的前未婚夫。夏尔马接受了一系列测试，包括BEOS，结果表明她有罪。她和情人最初被判处终身监禁，但由于缺乏直接的罪证，几个月后被保释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援引了美国科学家的话，谴责使用BEOS，他们说这是不可信的。

印度政府曾经组建了一个由顶尖神经科学家组成的小组，独立审查BEOS技术背后的研究，并参观了使用BEOS的法医科学实验室。委员会发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经验知识”的问题。除此之外，没有同行评审的研究来验证这一概念。这个由顶尖神经科学家组成的小组2008年的报告得出结论：BEOS的科学基础“次优”，并建议不要将其用作法庭证据。政府机构似乎不满意这个结论。在委员会完成审查四个月后，法医科学局解散了这个科学家小组，辩称并非所有成员都参观了实验室，而这些实验室“做得很好”。

与苏尔贾拉姆的案例一样，BEOS经常与另外两种有问题的技术结合使用：测谎仪和麻醉分析。

测谎仪通过监测心率、血压、皮肤电导等生理指标判断说谎，但这些反应本质是压力指标，而非欺骗专属信号。例如，紧张的无辜者可能因焦虑产生与说谎者相似的生理波动，而反社会人格者可能在说谎时毫无生理反应。测谎仪的结果存在本质性不确定性，这种缺陷在现实中曾经酿成冤案。

在中国，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中明确指出：“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可以使用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将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CPS俗称测谎）^[5]。印度《证据法》（1872年）未直接禁止测谎结果作为证据，但司法实践中通常要求测谎需经被测试人自愿同意，并强调其结论需与其他证据结合使用。美国联邦法院和多数州禁止测谎结果作为证据，但允许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有限使用。

在麻醉分析中，需要向嫌疑人注射硫喷妥钠等所谓“吐真剂”，使嫌疑人进入半清醒状态，试图绕过意识控制获取“真实供述”。但这种技术存在双重风险：一方面，药物可能引发呼吸抑制、记忆损伤等健康危害；另一方面，审讯者的暗示性提问极易植入虚假记忆。印度最高法院2010年裁定强迫麻醉分析违反宪法，但警方仍通过“自愿”名义变相实施。警方曾对嫌疑人宣称：“不测试就羁押”，迫使被测者签署同意书。这种“技术合法化的刑讯”，在古吉拉特邦等地已形成产业链，当地法医实验室每月承接数起麻醉分析，执行者坦言：“我们只是警方的工具。”

美国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的政治学家吉妮·洛卡妮塔（Jinee Lokaneeta）说：“这些技术有着不可信的历史，但却还是保留了下来。”她2020年出版的《真相机器：印度的警务、暴力和科学审讯》一书探讨了这些技术的使用。

测谎与麻醉分析技术尚因科学漏洞和程序争议难以立足，宣称能读取脑指纹的“先进技术”更显荒诞。美国曾有案件中，所谓“脑指纹检测”被法院直接否定，因其无法证明大脑信号与特定记忆的必然关联，甚至可能将想象场景误判为真实经历。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未解决根本缺陷，反而让这类“读脑神话”成为新的司法陷阱，其可信度正如测谎仪的曲线般充满欺骗性。

神经技术的飞跃性发展，特别是高精度脑机接口与神经影像学的突破，正在叩击司法领域的大门。未来若能实现近乎无误的谎言检测，或将更新传统依赖证言与物证的司法逻辑，极大提升审判效率与准确性。然而，这把锋利的双刃剑更潜藏巨大风险，即思维隐私的全面瓦解、精神自由的深度侵蚀，甚至沦为思想控制的终极工具。

若缺乏坚实的伦理堤坝与严密的法律框架，如严格限定使用场景、明确知情同意权、设立独立监督机构并严惩滥用行为，这项技术极易滑向侵犯人权的深渊。其发展必须在科技创新与基本人权保障之间取得艰难而关键的平衡。

印度警方将BEOS技术视为突破性侦查工具，并在多个邦积极推广。然而，其核心算法与科学原理高度保密，完全无法通过同行评议的独立验证。包括顶尖神经科学家在内的学界多次指出其方法论存在严重缺陷，理论基础薄弱，本质上无异于现代版的“读心术”巫术。这种非透明性与科学无效性，使其沦为“披着科学外衣的伪证工具”，严重背离司法公正基石。

BEOS技术的争议揭示了司法系统在技术崇拜与程序正义间的失衡。当未经充分验证的工具被赋予科学权威，当技术推广背后隐藏经济与政治利益，冤案的土壤便难以根除。

破解当前困局，亟需科学和法律的双重保障。科学层面，任何用于法庭的神经技术必须遵循最高科研标准：算法完全透明开放，通过大规模双盲实验验证其效度与信度，并确立可量化的错误率阈值，接受全球科学共同体严格检验。法律层面，需加速制定《神经技术监管法案》，明确禁止非自愿神经监控，将神经数据纳入最高隐私保护范畴，并规定法庭采纳此类证据必须满足的严格科学门槛（如可重复性验证报告）。

同时，全球司法系统应参考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草案，将“思想隐私权”确立为数字时代的基本人权，防止神经技术沦为新型压迫工具。唯有科学严谨性与法律强制性双管齐下，才能在技术进步中守住人类尊严与司法公正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