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姚蜀平 

（讲述中国近代史上的留学 潮，）我们在此举出一位并非留学生的人物，他和当时留欧的学生同时出现在欧洲，就是首位派驻英国的使臣郭嵩焘（后也兼任驻法使臣）。此人虽是科举出身，在清廷做官，却思想开明，对西方世界充满好奇心，对新事物充满热情。早在 1859 年 2 月 26 日，郭嵩焘就任翰林院编修时，就曾奏请咸丰皇帝设立外语学堂。他说过这样的话：“中外交兵议款二十年来，中国情形虚实，外国皆所周知”，可是对于外国呢，“中国竟是终无一人真正知悉”。他建议从朝廷到边远地方，推求通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资送入京，给之薪米，“使转相传习，亦可以推考诸夷嗜好忌讳”^［1］。可是咸丰并没有接受其建议。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 1862 年，同文馆才在北京开办。 

郭嵩焘（1878年）

1876 年 12 月，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启程赴英，在美国人蒲安臣病故于彼得堡 7 年后的 1877 年 1 月抵达英国。他应允将沿途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这就是后来的《使西纪程》。与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不同的是，容闳的自传是用英文撰写，并在美国出版，其事迹被作为一个历史见证流传下来，也让容闳的名字和由他开创的幼童留美为后人知晓。而郭嵩焘的见闻是用中文书写，并按照规定需交与清廷。他期盼他的《使西纪程》能在中国印刷，让更多的人分享他的见闻及见解。不幸的是这部盛赞沿途所见异国港口和城市，宣扬所见新事物和新气象的著作，深深刺痛了自以为是的清廷官场甚至某些民间人士；各种罪名扣到了远在伦敦的郭嵩焘头上，诸如“有贰心于英国，想对英称臣”“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等等。清廷不仅焚毁书稿，还召其回国。可惜这样一个当时极为罕见的开明外交官，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被排斥和迫害。姑且不提他的《使西纪程》，单就看看他都关注些什么又都说了些什么，就会明白为何他在那个腐朽的时代落得如此下场。

郭嵩焘所著的《使西纪程》 

郭嵩焘在英国发现那里有200多个日本留学生，可是他们很少学军工——如同当时中国留学生那样，而是大多数去学法律和经济。郭大使不是只坐在使馆内，而是走出官邸去访问学校、参观博物馆和图书馆，还拜访报社和法院，结交各类学者和朋友，甚至在 60 多岁开始学英语；在他参观工厂时还试用了刚刚发明的电话。这样一位开明人士当然会发出与其他官僚不一样的声音。因此他说出“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还建议“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郭嵩焘的这些言论惹了大祸：使馆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是一位老朽的官吏，他一再罗列罪名告恶状，对郭嵩焘多加诋毁，两人冲突不断。就如同其后不久发生在美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容闳和吴惠善身上的情况一样，郭嵩焘和刘锡鸿不到任期就双双被勒令返回，郭嵩焘还被宣告不再被重用。他的那些前卫言论，更被视为洪水猛兽。事实上，郭老先生的前卫言论远不止这些。他还是最早介绍“社会主义”（Socialism）概念到中国的人，他的随员黎庶昌在 1876 年曾经写过一本书《西洋杂志》，其中提及社会主义，不过那时翻译得有点出格——“索昔阿利司”，后改为“安民新学”。想必那个时代无人关注这个陌生的外来词，否则郭老会罪加一等。其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也注意到这个词，康老把它译作“人群之说”，那都远后于郭嵩焘了。  

郭嵩焘是个悲剧性人物，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异物”、一个亮点，也是应该被后人纪念的先行哲人、中国外交界的先驱。郭嵩焘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反弹。就像几乎同时的留美幼童碰到了吴惠善一样，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总会出现在这里或那里。当一个老旧社会只接受器物层次变迁时，虽然也是欲迎还拒，但是毕竟不会坚持得太久。从“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到“中国一切皆胜西洋人，所不如者，兵而已”，再往前行就万分艰难了——一旦涉及西方文化，包括思想、感情以及精神层次的变迁时，中国传统势力的巨大惰性就显露出真面目来，那是势不两立的架势，这是当时中国现代化始终蹒跚而行之故。郭嵩焘早于他的同辈意识到并理解了这些道理，可惜他螳臂当车，抵不过旧势力的千军万马，一束火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熄灭了。郭嵩焘后来辞官返乡时，因乘坐的小火轮被家乡人认为是洋物，甚至被拒上岸。他一生想做的事，没有做成几件，正如学者汪荣祖先生说他在“孤愤与无奈”中走到尽头。“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他那部作为一个官员看西方的日记《使西纪程》倒成了他的罪状。其后来的一些著作，如《史记札记》《郭嵩焘日记》给历史留下了印记。晚年他自述道：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本文原题《先行哲人郭嵩焘的悲剧结局》，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