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薛定谔热衷于研究统一场理论，这使得爱因斯坦一度深感欣慰，以为终于有了一位 (科学) 知己和同道。然而，1947年初，薛定谔突然鲁莽宣布他成功建构了一个新统一场理论，他更宣称这个新理论将可以解释场物理学中的一切问题。顶着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光环的薛定谔急切把他的新理论提交给爱尔兰皇家学会宣读，也通知了新闻界 (1940年至1955年间，薛定谔任职于都柏林高等研究院) 。爱尔兰媒体立即大肆报道，并惊动了全球及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纽约时报。于是纽约时报即刻征询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维格纳以及其他几位著名物理学家的意见。爱因斯坦读到纽约时报转来的薛定谔的论文资料和新闻报道后，显然觉得兹事体大，他遂精心准备，写下了一段精辟评论。这段评论在纽约时报刊登后，让薛定谔读到时“感到内心很凄凉”，甚至觉得自己像是个无可救药的傻瓜 (If I am wrong，I shall look an awful fool)。

爱因斯坦谨慎评论说，不论以任何方式把如此不成熟的理论尝试呈献给公众，都是令人不快的。而且，如果公众因此误以为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理论发现，事情就更糟了。爱因斯坦接着写道：“这种由耸人听闻的夸大其词构成的报道，在有关科学研究的性质问题上误导了普通公众。读者会产生每五分钟就有一次科学革命的印象，颇像在一些不稳定的小共和国里频繁发生政变一样。事实上在理论科学的进步过程中，一个人是在世世代代最聪明卓越的人的基础上，加上自己坚持不懈的劳动 (努力)，才得到一个关于自然法则的更深刻的构想 (In reality one has in theoretical science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o which the best brains of successive generations add by untiring labor, and so slowly lead to a deeper conception of the laws of nature）。诚实的报道应该公正地对待科学工作的这种性质。”

无须画蛇添足再多加任何解释或强调，这一段话，真是关于基础科学研究的本质的最佳脚注与金玉良言。爱因斯坦晚年虽有时或许故意让人看似玩世不恭，但当他戒慎恐惧写下这一段话之时，显然此时已经67岁高龄的他的思路还是清晰锐利如昔的，他面对科学研究的态度依然是严肃慎重的。当前，在学界、政府、社会与公众一片躁动对待科学研究及推动技术创新的风起云涌热潮中，爱因斯坦近80年前的话，依然是一段“当头棒喝”。

以上内容取材自Walter Moore著A Life of Erwin Schrödinger，班立勤译《薛定谔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