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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屏院士:科研、疾控和临床缺乏协同,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教训”

撰文 | 赵广立 编辑 | 宗华
 
各地封城、封村,延长假期、推迟开学,节后返程高峰逼近……
 
面对新型肺炎防控新形势,中科院院士、分子微生物学家赵国屏1月26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节后返程仍将是疫情防控最大隐患,武汉必须有政策(措施)要求(保证)当地人继续“留观”直至封锁结束。
 
建议将假期延长至正月十五左右,基本可保证湖北以外地区不再有新发病人。
 
应在最近一周之内,建立和完善包括疾控部门、医疗部门以及社区与公安部门之间的数据信息合作体系。
 
我国科学研究与传染病防控之间缺乏从“平时”到“战时”的协同。只有把日常临床中常见的一次次“非典”当作一次次演练来开展三方协同的研究与实践,才能在重大疫情出现时,临危不乱、胸有成竹。
 
“留汉”医学生及医务人员是潜在防控力量
 
《中国科学报》:虽然春节假期已延长至2月2日,但上班返程大潮终归要出现。政府交通部门、医疗机构、企业、个人如何应对,才能保住目前还算可以应对的形势?
 
赵国屏:
 
这个问题很重要。如何应对,我尝试做些梳理。
 
首先是武汉。节后上班时,武汉(或者湖北)的封闭状况大概率不会结束,因此,必须有政策(措施)要求(保证)当地人继续“留观”直至封锁结束。
 
昨天,上海有些学校的学生(研究生)想办法回来,对上海的有关单位压力很大。我觉得,留在封锁地区的医学院的学生或者医务工作者,如果当地能组织他们到防控队伍中去,应该是一支很强的力量。
 
我有一个学生是上海二军大的研究工作者(不是医生),她和她丈夫(原复旦生物系的学生)就安心留在武汉,并且发一些客观的信息与分析给外地的朋友(包括我在内),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像这样的情况,原工作单位和武汉当地相关部门,应该鼓励并做一些相关的组织工作。无论如何,他们是一批有一定专业素质的青壮年队伍。
 
应尽快建立统筹各部门的数据信息合作体系
 
《中国科学报》:武汉以外的其他地区该如何应对?
 
赵国屏:
 
武汉以外的其他地区,正如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教授说的,是一个大的考验(张文宏:随着输入性病例的继续传播,有可能产生二代病例和三代病例,而当新病例源头不清时,预示着该城市已经失去了初期防控的黄金窗口,可能要进入二代病例传播的持久战阶段)。
 
但是,好在武汉封城之后是春节长假,这将近十天的时间,给各地提供了一个控制输入病人、发现当地被感染人群的机会。难的是能否抓住这个机会!
 
而且,能否发现并制止“二代”“三代”的出现和传播,是需要有客观指标的。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是:
 
第一,对于输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的“留观”一定要做到位。
 
由于这一次的2019-nCoV具有潜伏期感染的能力,这个“留观”人群的界定是比较困难的,基本上只能靠我们国家强大的组织体系来实施。而这方面的“指标“主要还是流行病学的(接触史),关键是原始数据的获得及整合共享。
 
因此我认为,应该在最近一周之内,建立和完善包括疾控部门、医疗部门以及社区与公安部门之间的数据信息合作体系(至少让防控决策者有科学数据作为支撑),成效的指标是确诊病人在1月底出现显著下降,而通过疑似病人与留观数据的整合,预测当地新发病人的“终止期”。
 
第二,由于潜伏期可能长达14天(这是我能看到的“报道”),因此,春节7天假日应该说是不够的,这是节后“大返程”的实际挑战。
 
国务院办公厅决定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至2月2日,大中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推迟开学,相信也是基于这个挑战的科学判断。
 
我有一个想法,能否把休假延伸到正月十五左右(2月7日-9日)?
 
这样做,虽然牵动甚大,但基本上可以保证在湖北以外地区,即使仍有“二代”“三代”病人,其传播源头已经得到了控制——不再有新发病人,即进一步的传播链已经被切断了。
 
在这种情况下,“返程”应该是安全的。当然,具体实施要根据各地(特别是交通两端地区)以及各行业(譬如医院是必须要恢复工作的)实际情况而确定。
 
我国科研与传染病防控缺乏从“平时”到“战时”的协同
 
《中国科学报》:现在国内的研发力量有没有统筹?如何实现科研力量集中,协作攻关?
 
赵国屏: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两个问题:
 
首先,在我们国家的传染病防控体系之中,科研(包括流行病学研究、临床医学研究和基础医学研究)都没有有机地整合在其中。
 
相反,虽然没有直接说,但实际上是把所有的“研究”都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的(可能就是让国家疾控中心一家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这是做不好的)。
 
其次,对于科学研究与传染病防控之间的关系,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研究的支撑作用。
 
一方面,从疾控体系来说,实时、系统、前沿的流行病学研究是疾病防控措施及时实地到位的关键科学依据,而不是流行病学研究者沽名钓誉的资本。
 
另一方面,从疾病诊治系统来说,以临床数据样本为基础,采用现代基础医学手段开展的研究,能为病人诊治提供重要的病理知识基础(甚至关键的靶位),而不是基础研究者发表论文的资本。
 
当然,两者研究的总结,往往需要以论文的形式体现并开展交流,但这也是人类知识的积累,并且为今后疾病的发现、防控和诊治提供历史的经验。
 
将上述两个问题整合起来,也就是一个问题——没有从“平时”到“战时”的协同。
 
当然,在实际运行中,对于具体的部门单位、工作者,不能排除研究者不正确的“初心”和一线工作者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极为繁忙而难以顾及科研需求的现象。
 
然而,不能“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只有将科研队伍与疾控及临床队伍在平时就组织成团队或形成协同的体系,并且把日常临床中常见的一次次“非典”当作一次次演练来开展三方协同的研究与实践的工作,才能在重大疫情出现时,临危不乱、胸有成竹地开展有效的防治工作及其相关的研究工作,并且一步一步地把我们的水平,不断推到新的高度。
 
希望这次教训不是“又一次教训”而是“最后一次教训”。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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