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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昌璞:培养战略科学家不是培养部长和大学校长

来源 | 科技导报

孙昌璞,辽宁普兰店人,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院长。主要从事量子物理、数学物理和量子信息理论以及面向国家安全需求的基础研究。

孙昌璞院士长期从事量子物理、数学物理和量子信息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包括提出q变形玻色子概念在内的大量原始科研创新成果,培养了众多优秀学生。

为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展现“战略科学家”的宝贵价值,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科技导报》新媒体平台邀请孙昌璞院士,从“战略科学家”的视角出发,就“什么是战略科学家”“哪些领域最需要战略科学家”“如何培养战略科学家”等相关问题谈谈深入的理解,进一步凸显“战略科学家”对我国人才强国、科技兴国的重要意义。

 

科技导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大力培养战略科学家”对我国的人才战略将带来哪些影响?

孙昌璞院士:要回答“大力培养战略科学家”对我国的人才战略带来的影响,首先应当明确战略科学家的内涵。

根据我们对习总书记讲话的理解,“战略科学家”首先是科学家,现在、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是科学前沿上冲锋陷阵、有战功的英雄战士,在奋战中积累了经验,形成了对科学发展比较准确的判断力。

他们打过各种场景下的硬仗,有跨学科的科学视野,看问题有哲学高度,而不只是一个狭窄方向上的专门家。对于团队科技攻关,他们应当有很强的学术组织领导能力。

过去,我们只注意培养学术上的专家和科技界领导,而培养战略科学家的动机不明确,经常发生的事情是一个科学家优秀杰出之后,很快就被培养成学术界的领导,乃至非学术界领导。长期看来,这种作法不利于我国科技事业的高质量创新发展,现在习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养战略科学家”,填补过去的专家和科枝领导之间的空白,非常及时,也极其必要。

如果把我们国家科学的整体发展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工程,战略科学家就是这个工程的总师,而科技界的领导就是这个工程的总指挥。

为了保证这个伟大工程的顺利进行,战略科学家作为总工程师,和总指挥之间一定要有和谐的配合关系,也要有足够宽广的心胸,以及低调严谨的行事方式。在行政组织方面,具有与“总指挥”合作互动共贏的品质和能力。

 

科技导报:在我国的科技体制特点下,应该如何培养战略科学家?

孙昌璞院士:最近,不少人谈及如何培养战略科学家的各种措施,基本上是针对我上面提及的内涵,我都同意。现在我补充两点。

一、由于战略科学家要引导科学发展的方向,因此必须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民主作风。

要“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在利益面前坚持科学真理,不能站在自己“小学科”“小领域”角度说事儿,不能总是把个人利益和“战略”挂起钩来。

战略科学家是学术领袖,能听进不同声音,在百花齐放和学术争论中对科学发展方向做出正确的判断。

因此我才特别强调这一点。

二、我们要注意战略科学家和科技界领导的区别。

培养战略科学家不是培养部长和大学校长。战略科学家不必都具备很强的行政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也不必要求他们有科技领导的决断能力,而培养科技界的领导,也不必对其个人学术成就的精深和高度提出太多的要求。

我们知道,钱学森和钱三强并非科技界的行政领导,而是名副其实的战略科学家。钱三强先生是两弹之父,他预先提出了我国两弹事业的科学战略,并正确地部署两弹研究队伍,在原子弹研发的同时,超前在科学院部署了氢弹的预研,使得原子弹成功爆炸不久就取得氢弹的成功。但是,据“钱三强年谱”记载,他在二机部行政方面工作并不如意。

 

科技导报:我国的哪些领域最需要战略人才?

孙昌璞院士:所有的领域都需要能够看远科学发展前景的战略科学家。

但以下的几个领域更需要战略科学家:国家投入巨大、需要明确科学目标的大科学(如重大科学装备和科学工程);需要国家有长期投入的科技攻关,也包括市场不能起决定作用的国计民生相关的基础研究;需要长期投入形成技术体系的关键技术,如某些“卡脖子问题”。

我还要强调的是,自由探索型的基础研究需要的是“大科学家”,而不是通常的战略科学家。后面我会谈到两者的区别,或者我们把部分战略科学家作为大科学家的一个子集。

 

科技导报:以理论物理领域为例,请您谈一下战略科学家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孙昌璞院士:谈到理论物理领域战略科学家应该具备哪些特质,首先必须区分两个类型的理论物理:理论物理本身和理论物理的应用,或称为纯理论物理和应用理论物理。

我最近将在《物理学报》“观点专栏”发表开篇长文《理论物理发展趋势之我见》,文中区分了纯理论物理和应用理论物理。

前者需要专才型战略科学家——大科学家,像爱因斯坦、薛定谔、狄拉克、杨振宁和盖尔曼等这样专注于科学本身、在科学前沿冲锋陷阵的勇士,他们通过个人的盖世武功,战略性引领了理论物理的发展,但他们当中不乏怪杰,有的甚至情商不高。

对于应用型理论物理需要通才型战略科学家,比如说领导建立超导理论、两次获诺贝尔奖的巴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还有原子弹氢弹的理论研究,彭桓武和邓稼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也包括美国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奥本海默。

总的来说,对理论物理战略发展,我更愿意说“大科学家”而非“战略科学家”。

理论物理更适合于“不拘一格降人才”, 理论物理真正的人才都会有战略性的贡献,毕竟理论物理是物理学的基础,也就是自然科学基础的基础。

 

科技导报:战略科学家同您之前在《科技导报》提到的“吹哨人”有没有共通之处?

孙昌璞院士:我在《科技导报》提到的“吹哨人”的确与战略科学家有共通之处。

战略科学家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基于“科学性”的“战略性”。科技界的吹哨人要有很高的学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科学判断确定什么是科技发展中“大事”“小事”, 然后还要有科学勇气和科学精神,对不符合科学逻辑的一厢情愿的 “科技大事”和“发展战略”说不,让科学发展走向正确的道路,而不是在人为误导的错误之路上一路狂奔。

如我在《科技导报》卷首语所说,作为战略科学家的科技“吹哨人”,要有责任担当和科学精神,有基于学术底蕴的行动胆识,在任何场合不说假话。

科技管理和学术领导部门要上下负责,努力营造包容“发声”和“吹哨人”的学术科研环境,善于倾听不同的发声和“哨音”,绝不可以各种行政方式武断地杯葛“哨音”,这样才能培育出真正的战略科学家。

 

科技导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在培养战略科学家中,可以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孙昌璞院士:中物院是任务目标非常明确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它基于科学进步,不断夯实国防和国家安全的基础。

一个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能够把任务中关键技术问题,分解为科学问题乃至基础研究的问题,后者可以变成公开的科学问题,动员组织全国科技力量对此进行科技攻关。

因此,中物院是一个很好的培养战略科学家并能够进行全链条实践的科技平台。

中物院要求战略科学家必须是两栖人才,既懂工程实践,又能胜任基础科学研究,面向未来创新发展,或从根本上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

为了培养好具有两栖作战能力的战略科学家,中物院十分重视研究生教育。把研究生教育作为一个抓手,可以促使导师们把国家需求的工程任务问题分解为科学研究的公开问题,以此指导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锻炼他们的基础研究能力,能够以问题为导向开展高质量的科技创新。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科技导报”,原题目为《孙昌璞院士:培养战略科学家不是培养部长和大学校长 | 战略科学家培养系列(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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