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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毕业:新冠时代,在屏幕里留学

从来没有哪一届留学生会像2020至2021学年的留学生那样与“屏幕”产生如此深刻的连接。他们隔着屏幕上课,通过屏幕与国内的亲人朋友联系,在一块小小的屏幕上完成社交、购物、毕业、找工作,甚至还维系爱情。

 

撰文 | 傅一波

   

01、网课

 

2020年3月15日,是身在英国高校的刘宏最后一次上线下课程。他的同学,来自津巴布韦的Molly,穿了一套深黑色的衣服来到教室。此前,她的家人刚刚因感染新冠去世。他记得下课后,班上每个同学都去拥抱了Molly。

 

那时刘宏还不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5天后,他所在的学校启动网课计划。此后超过一年,他和其他留学生们,都将过上一种与“屏幕”紧密相连的留学生活。

 

所有的留学生都要上网课。

 

那时,来自安徽芜湖,在考文垂大学商科金融专业的刘宏刚刚过完24岁生日,他抱着一丝侥幸心理,“我觉得就是一阵,会很快过去,花一份钱,体验线上线下双重体验” ——“商科的Seminar特别多,口语的劣势让我在线下课程特别吃亏。线上课程我就有更多时间去摸索老师在讲什么,不必担心被老师叫起来。”

 

与网课度过了一周的“蜜月期”之后,他说,“除了开始几节课之外,其余时间我几乎都处于游离的状态,倒是不用被点名提问了,但是语言问题被更加放大,整堂课下来脑子混乱一片,眼前也一片空白”,伴随而来的是刘宏学习效率的大打折扣,感到无聊时,便“缩放”直播页面,和女友在屋里打游戏。有时候靠着墙坐在床上听课,一不小心沉睡过去。

 

刘宏如此描述自己典型的一天生活,“早晨9点醒来打开电脑登上网课页面,饿了就煮点泡面或者火锅,国内的晚饭时间给父母打个电话;若是周末,除了吃饭,几乎不下床。不出门,不去公共厨房,不和人接触、生活用品的采购靠中超的外卖,偶尔在微信群里听说有胆大的留学生外出,大家的留言都带着黑色幽默,说海德公园又要多一张床位了(注:去年4月底期间有传言表示,英国政府将在海德公园建立新冠患者的方舱隔离病房)。”

 

在杜伦大学攻读MBA课程的赵梦每天使用手机屏幕的时长长达9个小时,除了上网课外,她疯狂跟人聊天,在各种留学生交流群刷各种最新消息。偶尔困的睡过去了,她也会突然之间坐起来,盯着电脑屏幕发呆许久。

 

她一度想关掉所有App的弹窗提醒,尤其是网课提醒。当各种烦扰一齐涌上来,那就是她崩溃的时刻,除了可见的,还有隐性的——长时间在家自闭导致的情绪不稳定。

 

她说:“室内的我面对着手机屏幕、电脑屏幕、iPad屏幕,每次屏幕暗下来时黑色的镜面都有我自己的脸。在光亮起来之前,看着自己好像停滞着,而整个世界依然运转着。我只能不停地喝酒,不敢对任何人说,好像不说就是一种自我保护。”

 

她比刘宏幸运。导师在屏幕那头看出了赵梦的状态,不时会在WhatsApp的班级群里@她,也会在网课的留言板内给她鼓掌,甚至在课上说起了简单的几句中文,试图将赵梦从负面的情绪里拖出来。

 

在论文讨论的私人会议上,除了学术上的指导,导师让赵梦打开摄像头,也不顾她披头散发的模样,开始用口诀教起了英国上层人的西餐礼仪,她也因此分清了西餐餐桌上的5个玻璃杯的各自用途。“White wine,Pudding wine,Red wine,Water and Pop”—— 她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拯救。

 

人人都是孤独的,人人都在寻找一份陪伴。当武汉人郑锐每天坐在电脑前攻克那些难懂的商业术语时,他的外国老公总会抽出空闲陪她听。当时,郑锐正在华盛顿大学攻读商务咨询专业硕士,故乡处在疫情中心,让她分心。

 

好在老公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总能制造一些开心的事。有时,在郑悦网课听得正起劲的时候,拿手背蹭蹭她的脸,问她老师提及的一些名词解释,还会把家里养的“小M(一条哈士奇)”从院子里牵进屋故意捣乱——成为课堂上的欢乐时刻。

   

02、网购与游戏
 

当英国杜伦出现第一轮新冠病例之后,赵梦发现当地留学生的微信群内炸开了锅。当天下午,她就去超市买了速冻水饺准备放到冰箱备着,回来之后发现,公共厨房的3个冰箱早已被塞得满满当当。

 

学生们居家不出,线上购物成了唯一选择。Boots、eBay、Amazon、Gumtree和中超的线上派送都迎来了客流量最大的时间段。

 

赵梦说当时有一种特别不真实的感觉,“像是逃难”。Boots的官网已经全面售空,显示“Sold Out”,eBay上消毒喷雾的价格涨了10几倍,狠了狠心买了25L的大瓶消毒剂——拿了个小瓶子,加清水掺着用。

 

赵梦离不开国内的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站,它们像是和家乡情感连接的一部分。国外的视频网站往往需要繁琐的付费观看,他们就靠国内的VPN,以这种方式“翻墙”回国内。

 

疫情给人们留下了大片的时间空白,网络游戏填充了一些孤独的时间。

 

22岁,来自北京,就读于伯明翰大学专业管理学专业的吴逸投身于单机游戏的世界:他对网游一窍不通,只能依着自己年少时的记忆,下载了一个GBA模拟器,玩起了《口袋妖怪》。大概因为实在没什么可玩,无聊的苦难迫切渴求着孤独被屏幕那端的热烈所填充。手机上的《数独》、电脑上的《扫雷》都成为成为吴逸破解无聊的武器。

 

通过游戏,吴逸似乎在逐渐找到孤独的破解方式,并且在游戏系统内成为了运转的实体,一切是如此让人感动又真实。

   

03、线上会议室里的毕业典礼与机器人面试官

 

疫情之中,从毕业到求职,这样的人生阶段变化,也是在屏幕中完成的。

 

英国研究生通常是九月份毕业,正常来说,王琪琪要在11月底穿上学士服,在当地教堂内参加毕业典礼。26岁的王琪琪来自新疆,在考文垂大学学平面设计,她非常在乎这段留学经历。

 

然而,毕业之际,她得到的通知是——线上的虚拟毕业典礼。会议的时间定在中国时间下午6点,王琪琪这时刚拿到隔离宾馆送来的晚饭,忙不急吃上一口,就盯着屏幕,生怕错过点名的环节。

 

难得到国外念书,却无法亲身体验英国的各种庆祝仪式,包括学习历程中最重要的毕业典礼。想到最遗憾的事情,王琪琪觉得是无法穿上硕士袍,并在典礼现场,亲手接下自己的毕业证书,少了这份仪式感,毕业就像是一场无声无息的告别。

 

45分钟后,典礼结束了,她望着一个个离开线上会议室里跳出的名字,轻轻点了关闭按钮,随后才想起来,忘记录屏了!“算了,反正也结束了”。几天之后她又反悔了,接连找了几个同学,要到了当天的录像回放。

 

来自印度的Konica是王琪琪的同学。她从8月论文上传之后,就在期待这场毕业典礼。最初大学并未公布典礼的具体细节,只是用TBD代替了接来下的计划。此时的英国,疫情稍有好转,Konica便在网购了一套学士服——蓝色麦穗搭配紫色领带。

 

线上典礼那天,Konica提前请了假,在屏幕前穿戴整齐地守着。叫到她名字的那一刻,她对着屏幕深深的鞠了一躬。她写了这么一段话:我们这届毕业生,从历史上最悲惨的 COVID-19 中毕业。但即使我们都在屏幕前,彼此祝福的心并没有缺席。”

 

除了Konica之外,中国留学生眼中的“老外”们似乎都在屏幕中找到了自己的“落脚点”,当天群内的出现最多的一个单词是“Congratulation”。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一场虚拟的毕业典礼总会有缺憾,但在这个特殊时期,两端屏幕里也架接起了留学生们的一份感动。

 

郑悦在去年八月得到了第一个面试机会,来自头部咨询公司的一场线上面试会。

 

下午,郑悦点开面试邀请链接,出乎意料,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并不是面试官,而是一个讲解面试流程的视频Demo。

 

当意识到电脑另一端不是真人时,郑悦一下轻松了很多。对于一个“从疫情时代走来的人,有时候会失去面对面交流的能力”,忽然得知不需要面对陌生人,也不需要“孔雀开屏”似的在短时间内向这个陌生人展示她的个性和优点,郑悦甚至有些窃喜。

 

电脑屏幕上一侧是面试题目,另一侧是她自己的脸。郑悦有30秒钟看题目,30秒钟准备以及60秒钟回答,每道题有三次回答的机会,回答完毕后可自动或手动跳转到下一题。

 

她觉得与机器人的面试减少了一个影响她面试发挥的“变量”,她不用担心因为面试官的反应不好而紧张影响临场发挥,她只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上。偶尔思维发散,发现自己的脸似乎不太对称,但也并不影响她流利回答。完成了一系列答题,屏幕上显示“Pass”并且告知会在一周后给到结果。

 

就在郑锐满心以为生活的转机就要到来的时刻,她收到了一封邮件。虽然是一个并不美好的结果,但她不断做新的尝试。

   

04、网络电波连接亲情与爱情

 

2021年春节,封锁的世界却无法封锁思念与亲情,它们通过网络电波组成的沙漏传递。

 

除夕那天,扎了双尾麻花辫的郑悦和老公在自家的院子里放了简单的烟花,因为害怕被邻居举报,他们选择在半夜1点——国内时间下午5点。点燃烟花之前,郑悦拨通了母亲的微信视频电话,母女在屏幕的两端相互看了3秒,谁都没有说话。

 

母亲忍不住先开口,用武汉话直言她麻花辫没有打好,都要散掉了。Mike在屏幕那头看出妻子正在强忍着眼泪,抢着用真诚且滑稽的口音说,“她很漂亮,今天。妈妈,新年快乐。”

 

那天郑悦在社交平台上写了这么一段话:“2020对整个社会来说,可能都是很焦虑、惊心动魄的一年,太多事情发生了。对我来讲,今年真的是普普通通且平平凡凡,最大的成就是我活了下来,并且现在依然有饭吃,有地方住,有人爱我,还有狗爱我。有工作,没有事业,想来其实已经很幸福了,除了感恩,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赵梦也是通过视频和家人度过了除夕夜。在她觉得,几十年不遇的事情,好像就都浓缩在了过去的几个月。

 

赵梦算是非典型的“留学生”。离开中国前,91年出生的她在上海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年薪保持在30万上下。选择离开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个MBA的头衔是她拼尽全力换来的。但在除夕那天,面对家里人的问候、担心、困惑,连她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

 

赵梦当时刚找到工作,拿到了T5签证,电话那头的妹妹偷偷告诉她,自己存了20万现金。听到这样的话,她登陆了自己的手机银行,交完800多英磅的房租后,她只剩1000多了。

 

那天,赵梦关了视频后一晚上没睡。她从没想过,自己会经历这一切。仿佛之前的生活里的吉光片羽,温暖、平静,都是偶然的——生活在这一年失去了掌控感。

 

妹妹因为母亲生病打来电话,质问她,“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回来,你知不知道你妈现在要做手术了。”听到这里,赵梦的眼泪止不住得往下掉,母亲在电话那头也没忍住,躺在病床上吃力的哽着嗓子,“赵梦,我如果去了………”,没等母亲说完,她先挂了电话,借口信号不好。转头打给了自己在国内的闺蜜,接通后,赵梦说:“你什么话都不要说,让我哭一会儿。”

 

除了亲情,屏幕也承载了留学生之间的爱情,来自上海在伦敦艺术大学学音乐的彭涛在屏幕两端和女友度过了疫情中的一段异国恋。最长一次视频通话两人打了12个小时,两人在小小的手机屏幕面前对视,互相做着各自的工作。

 

英国疫情还没有大范围蔓延时, 彭涛知道女友喜欢Clapton,偷偷买了他演唱会的票,到了场内才拨通了女友的视频电话,开始了视频直播。女友从埋怨他不懂得照顾自己,到让他注意防护,最后俩人紧紧地将彼此的手放在了摄像头的可及之处。那天,彭涛错过了离开伦敦的末班火车,不过他手还是紧紧攥着手机,电话那端的女友已经睡去,他在等几个小时后,她起床后的那一声早安。

 

就算是睡觉,彭涛也舍不得挂掉电话,他将会把视频画面切换至静音,放在枕头边,女友一有动静,他便拿起手机。国内的女友睡着后,彭涛偶尔回有所思而无所思的往窗外凝望着,桌边放着她在他出国前送的一个杯子。想着“她醒来之后,那里新的一天开始了,似乎比原来更期待疫情结束后的日子,屏幕间的距离或许让我们更觉珍惜。”

   

05、尾声·回国

 

去年4月开始,刘宏的父母每天都给他打四个视频电话,劝说他回国。

 

不过,摆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是,从3月26日“五个一”政策之后,多数回国的航班被取消,仅有的一些航班不是中转就是需要通过中介加价购买。幸运的是,在父母的一番操作下,5月8日,刘宏拿到了南航直飞广州的机票——5.5万元。但问题在于,中介只抢到了一张票,刘宏只能和女友告别,独自回国。

 

在上飞机的那一刻,刘宏感受复杂,“有点像叛逃,有点舍不得”。舱门关闭前,他甚至问服务员,能不能下飞机?15小时后,他落地广州白云机场,住进隔壁的酒店隔离。然后第一时间,和在英国的同学开起视频。

 

回到国内的刘宏,如愿以偿地和亲人团聚了。在父母的安排下,他做了当地行政中心窗口的编外工作人员,也就是俗称的“合同工”,每天整理文件、统计表格。

 

2021年的除夕夜,家人定了一桌2888的年夜饭,席间,父母一直向亲友炫耀刘宏的“钱多又不用996”的工作。

 

但经历过困在屏幕里孤独、重复的留学生活后,刘宏不想再做一份同样单调乏味的工作。他背着父母提了离职。和父母大吵一架之后,他开始自己投简历——“不想再做亲戚眼中那个被安排的孩子,也不想再做回国飞机座位上那个后悔、不负责的男人,我想自己有自己的人生。”

 

王琪琪回到了国内,目前在深圳实习;彭涛于去年九月毕业,回国,在上海长宁的一家琴行教音乐;Konica和吴逸选择继续读研;郑锐在西雅图一所公立学校找到了数学老师的工作;赵梦没有买到机票,现在仍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公寓。

 

好在,赵梦母亲的病好了。她总能想起去年在杜伦那一天,7月18号,她全副武装走出弥漫着刺鼻消毒水味道的公寓,推开沉重的玻璃门的那一刻,街上那种她原本讨厌的混着大麻味的空气,都显得如此珍贵。

 

那天她拖着一辆买菜小推车,记得从超市回来的路上,桥上出现了一道彩虹。

 

 

本文经授权摘选自《有数——普通人的数字生活纪实》(南方日报出版社,2022年3月),原标题为《隔着屏幕留学》,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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