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传播，特别是数学和天文学（历史学家称为“精确科学”）的传播，是不同文明之间建立联系的最有效方式。而人类思想的其他方面，如宗教和哲学，则传播得较慢，它们只会缓慢渗入特定的文化中并对其产生影响。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寻路者：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中国画报出版社）第三章。标题为编辑所加。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购买此书。点击“在看”并发表您的感想至留言区，截至2021年12月12日中午12点，我们会选出2条留言，各赠书1本。

撰文 | Jim Al-Khalili（英国萨里大学物理学教授）

翻译 | 李果

希腊文–阿拉伯文翻译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有史以来第一次证明了科学和哲学思想没有国界，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语言或文化。

——迪米特里·古塔斯（Dimitri Gutas），《希腊思想，阿拉伯文化》（Greek Thought, Arab Culture）

为何一跃而起的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出现在早期阿拔斯王朝统治期间？这个时代最终又为何走向终结？

人们一般认为第二个问题更加难以清楚地回答，自然也更具争议，因为诸多不同的因素导致了阿拉伯帝国的衰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往往是最难以察觉的那些。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其中的缘由；现在，我们将探讨并回答第一个问题。乍一看，答案似乎一目了然。常见的观点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工程学、化学工业领域取得了激动人心的进展，医学领域有了重大进展，哲学欣欣向荣，它们以巴格达为中心，逐渐向阿拉伯帝国各地扩展开来。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进展，还是要感谢一场令人瞩目的、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大型翻译运动，其间，先于伊斯兰文明的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的智慧多数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一旦学术文化在阿拉伯帝国扎了根，它很快就会变得自持自续，形成一个庞大的科学知识综合体，体量逐渐远超之前输入的知识总和。

然而，尽管阿拔斯王朝的确赞助、鼓励了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基本上将世界上的所有知识置于它的屋檐下，但这种解释并未增进我们的认识，反而将我们的问题倒退到之前的阶段。这场翻译运动发生的内因是什么？或者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它与阿拔斯王朝的思维方式有何关联？——因为翻译运动的发端确乎与阿拔斯王朝的建立步调一致——他们的思维方式的确与该地区此前其他文明的思维模式有所不同，比如波斯的萨珊王朝、拜占庭帝国，甚至是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等等。虽然这些伟大帝国有着雄厚的军事力量，但它们都未曾真正打算复兴基督教诞生之初的几个世纪里亚历山大的早年荣光。

阿拔斯王朝建立后，一切迅速改观。百年翻译运动始于8世纪中叶，而巴格达的阿拔斯精英阶层也都早早地参与其中，足见这不仅仅是哈里发一人钟爱的一项计划。大批富人斥巨资赞助翻译运动，翻译迅速成为一桩获利颇丰的生意。资助人赞助翻译运动，一方面是因为它能带来资金，如农业、工程项目和医学等方面的实际收益，另一方面是因为资助行为很快转变成了显示其社会地位的礼仪性文化活动。所有人都参与其中。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这并非少数富有的赞助者一时兴起，也并非他们寻求博爱和自我炫耀的虚假时尚。”因此，百年翻译运动并不是一个割裂的发展过程，独自发展出了后来的科学黄金时代。相反，它应被视作整个黄金时代初期的一部分，一旦开展起来，翻译运动就会融入更广泛的知识探索活动之中。到9世纪中叶，百年翻译运动已演变成一种科学和哲学原创学术研究的新传统，因此，人们进一步要求阅读更多、更上乘的译本。

那么，为何这段不可思议的希腊文–阿拉伯文译介运动并未与其他类似的重大事件一同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著名篇章？8-10世纪的巴格达可以媲美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治理下的黄金时期的雅典，可以媲美几个世纪之后托勒密统治下的亚历山大，也可以媲美15世纪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即便我们对阿拔斯王朝心存感激的全部缘由就是他们支持并鼓励了百年翻译运动的发展，这场运动也仍将且仍应被视作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我们要感谢阿拔斯王朝的远不止这一点，因为百年翻译运动仅仅代表了黄金时代的开端。因此，在仔细研究译本内容和译者等问题之前，我们还必须仔细探讨百年翻译运动究竟为何兴起。

百年翻译运动的兴起与黄金时代的衰落一样，都源于诸多隐而不彰的因素。如今，许多历史学家在为这些原因提出令人信服的论证，颠覆着多年来过于简化的历史编纂学观点，但这一颠覆未免来得有些迟。

我们首先来看看百年翻译运动得以兴起的三个通行的权威解释。第一个解释认为，百年翻译运动始于一两个思想开明的哈里发的心血来潮，比如我们可从马蒙所做的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著名之梦得出这一结论。那个梦境点燃了他投身希腊学术的激情。然而，百年翻译运动的兴起远远早于马蒙统治时期，早在其曾祖父和巴格达的创建者曼苏尔统治时期就已兴起，到马蒙那个梦境出现时，翻译运动已然进行得如火如荼。事实上，如果这个梦的故事为真，那么它也必定与马蒙当时所处的整体文化氛围完全契合。因此，我们可以更恰当地说，这个梦境乃百年翻译运动以及产生它的智性氛围的产物而非原因。

这场运动的经费恰恰来自巴格达社会各界。除了哈里发，还包括朝臣、军队领袖、其他政府官员和行政人员，甚至包括从译者阶层崛起而变得富有的一流学者。马蒙执政时期最有名的学者如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都不曾孤军奋战，而是雇用了成群的学生、译者和抄写员为其工作。

若非哈里发的赞助和鼓励，仅在巴格达，蓬勃发展的百年翻译运动在规模上就会小得多。不过，早期哈里发对学术的热情和支持，只是这场更广泛的智性运动的一部分。

第二个常见解释，百年翻译运动兴起的原因在于伊斯兰教的传播本身；既然寻求知识和启蒙是所有穆斯林的宗教使命，那么，这必然引领他们挑选出世俗希腊文本中关于科学和哲学领域的内容，并将其翻译为阿拉伯文。尽管早期的伊斯兰教义曾鼓励普遍的探求精神和对世界的好奇之心，但探求精神和好奇心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中表现得并不明显。由此我们仍不得不问，百年翻译运动何以偏偏在此时而非在先前的倭马亚王朝时期出现？

再者，翻译运动跨越了宗教界限。大量译者是基督徒，如果这场运动背后的动机是宗教性质的，必须遵从《古兰经》或先知的教导，那么这些基督徒译者恐怕不会在此间发挥如此关键的作用了。在这场运动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赞助，也惠及了社会多个群体，非穆斯林群体得以参与其间。诚然，神学、哲学乃至精确科学的原创思想流派的生发，自然离不开《古兰经》和先知的教导，但新思想流派的产生略滞后于百年翻译运动。

这又将我们引向百年翻译运动起源的第三个通行解释，即百年翻译运动的产生，要归功于之前居住在拜占庭帝国境内，说希腊语、精通希腊科学的基督徒，我们应感谢他们，正是他们把希腊科学知识传授给了阿拔斯人。然而，实际情况则有所不同。事实上，拜占庭帝国境内的重要城市如叙利亚北部的安条克和埃德萨，已经在开展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和一些医学、天文学文本的研究，这些说着希腊语和叙利亚语的译者所从事的翻译运动正在悄无声息地默默进行着。不过，这场翻译运动产出的译著逊色于之后即将到来的百年翻译运动中译著的质量，而且并没有严格要求知识理解的准确度和深度。

随着伊斯兰教在上述地区的广泛传播，先前存在于不同教派与宗派之间的政治、宗教方面的壁垒已不如从前那般重要了。因此，尽管宗教紧张局面仍旧存在，包括基督教破坏圣像的主张、犹太教中卡拉派（Karaite）信徒与《塔木德经》信徒之间的分歧、伊斯兰教内部的宗派主义，等等，但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学者却能本着更为开放的合作精神，比以往更加自由地分享知识。然而，早期伊斯兰教对其他宗教信仰持开放态度，并不能全面解释为何翻译作品在倭马亚王朝统治的数百年间较少出现，却在后来阿拔斯王朝甫一建立就极大地增长的事实。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最有影响、最出色的基督教和犹太教译者纷纷前往巴格达来获取声名和财富。

这样看来，如果原因并不在于伊斯兰教的传播，也不在于开明的哈里发和基督教学者在伊斯兰世界传承着古希腊科学的火种，那原因究竟是什么？例如，马蒙最初是如何得知亚里士多德的？再广而论之，为何生活在沙漠中大字不识的阿拉伯游牧部族竟突然对希腊科学产生了兴趣？答案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是在百年翻译运动开始之后才逐渐对希腊科学感兴趣的。直到那时，盖伦的医学著作、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和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的译本才开始面世。通常，一份希腊文本首先被译成叙利亚文，然后再转译为阿拉伯文。随着对希腊语这门语言和原始文本的科学内容的理解逐步加深，人们才能将古希腊文直接翻译为更加严谨、准确的阿拉伯文。

那么，这场百年翻译运动的真正起因是什么？我们知道，历史学家认为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前进行的“翻译活动”是小规模的，并非全面开花结果的成熟运动。这些小规模翻译活动包括：萨珊帝国时期将印度语（Indian）的天文学、医学著作翻译为巴列维文，拜占庭帝国、萨珊王朝及倭马亚王朝时期将叙利亚文著作翻译为希腊文。此后，约在754年，哈里发曼苏尔统治时，情况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我确信有三个关键因素触发了百年翻译运动。这三个因素并非同时出现，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也不足以解释整个运动发生的原因，但若将它们综合起来考察，则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论证。

阿拔斯王朝与倭马亚王朝不同，后者的首都大马士革曾是说希腊语的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而前者则将势力范围整体向东深入到萨珊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帝国的部分核心地区。这绝非偶然。强大的巴尔马克家族和诺伯赫特家族都曾帮助阿拔斯人夺取政权，也在之后的数代里保持着他们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反过来，阿拔斯政权也需要波斯贵族的支持，以鼓励、促进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在文化和身份认同上的相互融合。

此时，帝国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哈里发亟须将巴列维文的文本翻译为阿拉伯文，因此全力支持这项计划。有些文本原本就是用巴列维文写就的；而诸如医学、数学和天文学等许多著作则是从希腊文和印度语翻译为巴列维文的，这些著作曾在贡德沙普尔（Gondēshāpūr，阿拉伯语称之为Jundaysābūr）等城市流传。因此，百年翻译运动得以兴起的首要因素就是阿拔斯王朝对波斯文化的痴迷。一位译者对于为何要搜寻波斯文本并将之翻译为阿拉伯文这个问题的回答，典型地反映了这一首要因素：“我们（阿拉伯人）拥有所有的词汇，但他们（波斯人）则掌握着所有的思想。”这种对翻译的需求从产生之时起，便几乎完全出于实用目的；人们认为，翻译是有用的、必要的。

第一个因素顺理成章地引出了第二个因素：对占星术的痴迷。萨珊人思想意识的根基是琐罗亚斯德教神话，对占星术产生浓厚兴趣的哈里发曼苏尔，觉得萨珊人的这一思想意识十分有趣。他也知道自己需要举足轻重的波斯贵族的支持，这些人大半还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并未皈依伊斯兰教。因此，尽管他发自内心地对占星术感兴趣，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他之所以对占星术感兴趣，是出于精明的政治目的。占星术与天文学有着明显区别，前者早已渗入波斯文化之中，对波斯人的日常生活起着重要影响，而阿拉伯人则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占星术与算命、占卜有关，这有违伊斯兰教的教义。然而，萨珊王朝的文化对阿拔斯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到8世纪后半叶占星术重新活跃起来。占星家受命为哈里发王朝占卜星象、提供建议和歌功颂德。我们之前已经看到，曼苏尔曾委任三位最顶尖的占星家为他营造新都选择黄道吉日。

因此，占星术成了第一门从巴列维文被系统地翻译成阿拉伯文的“科学”学科。最早被译介的一批巴列维文的文本中就有先知琐罗亚斯德影响深远的五卷本占星术著作《创世书》（The Book of Nativities），它首次被翻译为阿拉伯文是在747—754年间。4占星术是一门绘制星座方位的艺术，已经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知识门类。占星术就是人们所知的星象学（’ilm al-nujūm），它与数学和天文学（’ilm al-falak）紧密联系在一起，很难做出明显区分，因而，对占星术文本感兴趣的人十分热衷于获取星图和数学图表。所以，早期阿拔斯王朝对占星术的兴趣自然会促使人们搜寻已有的巴列维文乃至梵文天文学文本，后者是印度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所使用的文字。

占星家法扎里（Al-Fazāri）曾给曼苏尔出谋划策，他为伊斯兰世界制造了首个星盘，还将一些梵文天文学文本译成阿拉伯文。有人甚至断言，是他首次将印度最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婆罗门笈多（Brahmagupta，598-668年）撰写的《悉檀多》（Siddhanta）翻译为阿拉伯文的。这可以说是阿拔斯王朝首次了解印度的天文学，但由于同时代的几位学者都名为法扎里，以致造成混淆，因而这个译本究竟于何时翻译、译者到底是谁，一直悬而未决。

悉檀多是梵文术语，意为“教理”或“传统”。该书最初通篇用诗句写成，这也是印度数学家的写作传统。但令人沮丧的是，婆罗门笈多并未对书中的诸多数学定理给出证明。这本书的阿拉伯文译本名为《西德罕塔》（Sindhind），它携手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s）等著作，对巴格达学者产生深远的影响。《悉檀多》最初很可能是在波斯的贡德沙普尔市被译成巴列维文的，这里曾是萨珊王朝学术研究的重镇。《悉檀多》不仅包含了图表和星图，还包括数学和粗浅的三角学。然而，书中的内容是出了名地晦涩难懂。

有个模棱两可的故事（如果故事是真实的话）不仅把《西德罕塔》阿拉伯文译本的创作时间追溯至哈里发曼苏尔统治时期，还解释了书里的内容含混不清的原因。故事是这样的：早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初，阿拉伯人就征服了信德（Sindh，现为巴基斯坦的一个省），且定居下来。趁阿拔斯王朝崛起之时，这些定居者宣布独立。然而，曼苏尔是绝不会容忍他们独立的，于是派兵镇压了起义。获胜后，战败的信德省派出代表前往巴格达，其中一名代表名叫坎卡（Kankah），是印度的智者。在宴会上，这名智者发表了关于印度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就，然而他既不讲阿拉伯语也不讲波斯语，于是这段演讲先是被一名翻译译为波斯语，再被另一名翻译从波斯语转译为阿拉伯语，正是这个复杂的转译过程让他的讲授最终以复杂深奥的形式呈现出来。

之后的伊斯兰学者，比如11世纪博学多识的比鲁尼就认为这个故事高度可疑，进而主张《西德罕塔》更可能是从贡德沙普尔流传的波斯文本转译而来的。故事中唯一可信的是，《悉檀多》在传给阿拉伯人的过程中，的确经历了两次转译。

直到9世纪，我们才看到，在伊斯兰科学家和哲学家中间升起了一股对理性的、科学的新生世界观的信心，因而一些人转而批评占星术无法与数学、天文学等真正的科学相提并论。而数学家花剌子米等人则继续涉猎其中，其余人将在数世纪后承认占星术的重要性，意识到占星术可以帮助他们说服思想不怎么开明的君主继续资助天文学研究项目。例如，13世纪中叶的波斯学者图西（al-Tūsi），就不得不假装对占星术感兴趣，以便说服蒙古统治者旭烈兀可汗资助他在波斯西北部的马拉盖（Marāgha）新建天文台。

让我们回到8世纪，正是早期对占星术的广泛痴迷，点燃了翻译其他科学领域杰出的希腊文著作的热情和兴趣。

新兴技术的悄然兴起则是百年翻译运动得以产生并加速发展的第三个因素，类似拱形石桥、水车和运河等工程项目都需要几何学知识；预测月相来计时则需要精确的天文数据；算术对于统计工作至关重要。所有这些学科和知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所有这些因素可能对早期文明而言同样重要，因此它们并不能解释翻译作品的数量陡然增加这一现象。然而，有一项技术的出现让整个世界都为之改观了。

阿拔斯帝国第一家造纸厂建在中亚撒马尔罕市（Samarkand），位于中西丝绸之路上。早在穆斯林征服撒马尔罕的数百年前，它就已经是波斯帝国最重要的大城市之一， 一直到中世纪，这里依然是学问和学术研究的中心。751年，穆斯林军队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撒马尔罕西北数百英里处的塔拉斯河（Talas River）沿岸附近击败了中国军队。阿拔斯王朝的胜利既标志着中国唐王朝向西扩张达到了极限，也标志着阿拉伯帝国小心翼翼地将触角探向亚洲东部已达极限。与我们的故事相关的是，一些掌握了造纸术——这是中国人在公元2世纪便已成熟的发明——的中国人作为战俘被带回了撒马尔罕。在那里，第一家造纸厂建了起来，中国人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之当地拥有大量的亚麻和大麻纤维等原材料，为造纸厂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巴格达第一批造纸厂始建于8世纪最后十年。

与此同时，书籍制作技术开始提高：染料、墨汁、胶水、皮革和书籍装订技术得到发展，所有这些技术都是在短时间内就呈现了爆炸式提高。纸张成为比纸草纸、羊皮纸更为廉价的书写材料，一群抄写员常常能并肩制作某本书的多个副本。

古抄本（codex，书页像书籍一样粘贴在一起，夹在两片木板之间）远在纸张发明之前便取代了纸草纸或羊皮纸卷轴。罗马人和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最早使用古抄本，它一开始是用纸草纸和羊皮纸制成的。事实上，有人断言，先知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古兰经》就是用两片木板夹住的古抄本。

因此，百年翻译运动起源于波斯文化（尤其是占星术）对阿拔斯王朝的吸引力，并得益于中国人传授的造纸术。一旦百年翻译运动兴起，这种痴迷于翻译古典文本的热情就会瞬间开启科学进步的黄金时代的大门。

在哈伦·拉希德统治时期（786-809年），翻译作品的数量开始大幅增加。希腊文、叙利亚文、波斯语和印度语的医学、天文学、数学文本开始得到译介。但在这个相对较早的阶段，学者们对译介手稿的选择比较谨慎。据说，评估任何学术科研工作重要性的标准，就是该研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令此前的所有同主题研究成果都显得多余。人们很快发现，许多波斯的科学著作其实译介自希腊原创文本。紧接着，学者们开始着手搜寻希腊原创文本。到这一时期，伊斯兰学者和百年翻译运动赞助者的兴趣已经从占星术、医学和农学等纯实用学科转向了数学和天文学。以两位古希腊哲学巨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在这份百年翻译运动的早期学科列表里是缺席的，而之后将希腊文和阿拉伯文译为拉丁文的翻译运动却始于哲学，因为当时的人渴望理解这些伟大的作品。然而，伊斯兰学者却是在巴格达翻译运动的后期才对哲学领域产生了兴趣，他们的理由也相当感人：穆斯林学者有感于自己在讨论神学问题时缺乏推理和论辩的技巧、训练，而基督教学者和犹太教学者熟稔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作品，在逻辑论辩中更加得心应手。

有趣的是，尽管众多出色的犹太哲学家和科学家对巴格达的思想文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是用阿拉伯文而非希伯来文写就的。来到巴格达的萨尔·拉班·塔巴里（Sahl Rabbān al-Tabari，786-845年）的例子就能恰当说明这一点。据说，他是第一批翻译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的学者。这位犹太天文学家和医生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来自塔巴里斯坦的拉比之子”——名字里的“塔巴里斯坦”（Tabaristan）是今伊朗北部的一个省[1]——他曾在拉希德统治时期定居巴格达。他的儿子阿里（838-870年）皈依了伊斯兰教，撰写了第一部阿拉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阿里有一位学生，名叫穆罕默德·伊本·扎卡里亚·拉齐（Muhammad ibn Zakariyya al-Rāzi），日后注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临床医生之一。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尽管阿拔斯王朝钦羡波斯的一切，将波斯的一切与印度科学、东方文化联系在一起，但整个翻译运动是以原初的希腊科学为根基的。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亚历山大大帝在伊斯兰教兴起的数世纪前已向东扩张至印度地区，希腊科学的成果也一并越过故乡的海岸传播到这些地区。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帝国与埃及的海上贸易路线也自成一条单独的传播途径。人们可以证明，这些科学知识兜兜转转地从起源地希腊出发，经由印度最终传回巴格达的阿拔斯王宫。希腊的许多知识也经由基督教世界的大城市安条克和埃德萨传入阿拉伯世界，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几个世纪里，这两座城市盛行着将希腊文翻译为叙利亚文的传统。与后来兴起的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相比，这场翻译运动的规模略小。

希波克拉底、盖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在医学和哲学领域都是举世无双的英才，阿拉伯人理应感谢希腊人在上述领域创造的全部知识。印度人和波斯人毫不擅长几何学，然而，全盘否定他们在百年翻译运动中对阿拉伯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是有失偏颇的。如果不是有机会接触到印度数学，那么伊斯兰世界不可能拥有十进位记数法，也不可能在三角学方面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三角学在日后将有助于天文学的发展。同理，人们也认为，阿拉伯天文学继承了波斯观象台取得的成果，没有印度数学的助益，就没有阿拉伯天文学的繁荣兴盛。

另一种错误观点根植于一则有趣的迷思，它对波斯文化持更加同情的态度，我们有必要在此复述这则迷思。333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帝国，废黜了末代皇帝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亚历山大大帝向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进军期间发现，波斯人视各种科学和知识分支为神授，它们是先知琐罗亚斯德传下来的。亚历山大大帝于是下令把所有波斯文本译为希腊文，之后将原始文本付之一炬。数百年后，萨珊国王下令收集所有希腊著作并将之译回波斯语。波斯人声称，希腊的医学、天文学和占星术知识盗取自波斯人，从而证明了自己运用希腊人的知识是正当的。

拉希德自身是一名学者和诗人，他是人文艺术的重要赞助人，穆斯林学者正是在他的治下开始认真研读希腊和印度的伟大著作，并将之内化为阿拉伯文化。拉希德的巴格达宫廷云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和神学家。早期的诸多翻译活动正是在大臣巴尔马克（拉希德的副手、少年马蒙的导师）的管理下进行的。阿拔斯王朝为了犒赏扶植其掌权、忠诚于他们的巴尔马克家族，指定大臣一职由该家族世袭继承，当然，偶尔也会有人被处决。巴尔马克家族发现，他们在国家的日常管理中掌握着巨大的、惊人的权力。此外，他们给予百年翻译运动以有力的支持，并将波斯文化的传统灌注到了哈里发的宫廷之中。

赞助百年翻译运动的另一个波斯大家族则是布克提苏斯家族（the Bukhtishūs）。该家族的几名成员曾亲自把医学文本翻译为阿拉伯文。在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前，波斯医生就已熟悉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许多医学文本了，他们的学说也早在贡德沙普尔市得到了践行。该家族重点支持了基督徒医生和翻译家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翻译医学文本，他注定要成为这个时代最有名、最多产的翻译家。

布克提苏斯家族慷慨资助的另一名巴格达学者是萨比·伊本·库拉（Thābit ibn Qurra，836-901年），他是一名异教徒，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哈兰市（Harrān，现位于土耳其境内），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市集钱币兑换商（market moneychanger）。萨比翻译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和托勒密等人的数学著作。他还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撰写了提要。不过，他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写作了几何学、静力学、幻方（magic squares）和数论方面的原创性作品。他甚至涉猎天文学，临终时还被哈里发穆阿台迪德（al-Mu’tadid）任命为宫廷天文学家。他的一些作品后来被译为拉丁文，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9世纪的巴格达还有一名杰出的基督徒翻译家，他就是来自拜占庭的希腊人古斯塔·伊本·卢卡（Qusta ibn Luqqa，912年逝世）。与许多一流的翻译家一样，他通晓数学、医学、天文学和哲学，十分博学。他的故乡是位于黎巴嫩贝卡山谷的巴勒贝克镇（巴尔贝克城，Heliopolis）。古斯塔和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一样被敦促皈依伊斯兰教，但他们都未曾皈依。他译介了包括数学家丢番图（Diophantus）、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第一位提出太阳系日心模型的天文学家）和医学家盖伦在内的希腊文著作。古斯塔著有众多医学、几何学原创性作品，甚至还著有研究星盘的论文。星盘是望远镜（见彩图14）发明前最重要的天文学设备。

随着阿拉伯学术研究在9世纪上半叶开始真正起步，随着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医学等方面的原创性著作不断涌现，阿拉伯学者必然会对这些领域进行原创性研究，因此，自然而然地需要进一步译介希腊著作，也需要更加严谨、准确地修订已被译为阿拉伯文的希腊文本。学者从这些希腊文本中汲取知识，并在这些知识的激发下投身相关领域。例如，每一位生活在马蒙时期的巴格达学者都会学习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正是在这本重要著作所提供知识的引导下，巴格达和大马士革修建了伊斯兰世界第一批观象台。马蒙任命了一批天文学家，令他们着手系统地核校托勒密星图，此举标志着阿拉伯天文学700年历史乃至现代天文学的开端，同时也在希腊人与欧洲的哥白尼的革命之间搭建了桥梁。

许多极其重要的希腊文文本曾数次被译为阿拉伯文。对伊斯兰数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能很好说明这一点。在拉希德统治的9世纪初，《几何原本》首次由哈贾杰·伊本·优素福（al-Hajjāj ibn Yūsuf）译成阿拉伯文，他后来在马蒙统治时期又进行了重译。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也翻译过《几何原本》，萨比·伊本·库拉后来修订了伊斯哈格的译本。最终，天文学家图西4个世纪之后在萨比修订本的基础上再次修订了译本，图西的修订本被译成拉丁文，欧洲人极有可能是通过该版本得知《几何原本》的。甚至有人断定，哈里发曼苏尔就是从基督教司铎那里得知《几何原本》的，并向拜占庭皇帝求取了一份抄本。但是，所有献给曼苏尔的《几何原本》的阿拉伯译本的质量仍然存在争议，这些译本对阿拔斯王朝早期的数学家究竟有多少帮助，也值得商榷。

百年翻译运动于10世纪下半叶进入尾声，这并非因为学者的学术兴趣降低或丧失，而是因为这一阶段自然而然地不再需要这场运动了。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已被翻译、重译、研究和评注，到了10世纪下半叶，原创阿拉伯文著作取而代之，推动着科学的进步。事实上，一些最伟大的希腊文本，比如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已不再被视为最前沿的研究，而是被更为复杂精细的天文学著作所取代。至此，这桩集体从事科学研究的事业在巴格达学术资助和竞争的文化氛围下，已然站稳了脚跟。

注释1

[1] 该省名为马赞达兰省，自阿拉伯人征服该地区至塞尔柱人统治时期，该地改名为“塔拉比斯坦”。——编者注

作者简介吉姆·哈利利（Jim Al-Khalili）

大英帝国勋章（OBE）得主，伊拉克裔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现任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物理学教授、“公众科学系列”讲座首位讲席教授。2007年获得皇家学会迈克尔·法拉第科学传播奖，也是英国科学促进会的荣誉会员，曾获得英国物理学会“公众物理意识促进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