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肖欢欢（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石钰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诺贝尔奖物理学获得者李政道（左）和儿子李中清。

 李政道之子李中清。

2017年10月25日，美籍华裔历史学家、社会学家 、时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的李中清从香港赶往汕头，为数十名学生和教师代表进行一门新课程的宣讲。李中清是历史学研究中“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社会科学史研究的倡导者，也是将计量方法用于分析历史数据的开拓者。这种研究方法越来越得到业界认同，他也蜚声海内外。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之子。《广州日报》记者专访了李中清教授。

一辈子逃不出父亲手心

广州日报：你父亲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他有没有要求你也一定要成为大物理学家？

李中清：小时候，父亲也曾花时间辅导我学数学。每当父亲坐在我身边时，我就紧张得脑子一片空白。后来父亲也不指望我成为一名数学家。我弟弟比我聪明，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化学家。和其他著名科学家的子女相比，我感觉压力比他们小得多，父亲没有拿他的成就来要求我们；甚至和普通家庭相比，我们的压力更小，我和弟弟想上任何专业都可以。

现在，我儿子学的是医学，女儿学的是艺术，大家的领域各不相同。但父亲当时就教育我，做学问就要真心做，不要为了成名或赚钱。他觉得，得到钱就会慢慢被腐化。这是他对子女唯一的告诫。所以，这些年父亲带我们把所有财富还给中国，他拿的奖、文件都交给了上海交大图书馆。

但和所有父母都一样的是，他对我们要求很严，只要考试没考好，回家他也会很生气。

广州日报：父亲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你为何没有学理工科，而选择了学历史学？

李中清：其实父亲有考过我，给我出了一些数学题，但觉得我不适合。我自己也意识到，我如果像他一样学理工科，未必有多大成就。在我们家，做学问是肯定的，只不过是做哪个方面的学问。我15岁就住校，周末偶尔会回家。我跟他说，我以后不做理科，做社会科学。

高中住校之前，我选了3个自己以后想研究的领域：经济学、城市管理、历史。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找这3个系主任，向他们请教。之后决定学历史学。我当时想，一定要选一个跟父亲不同的专业领域，因为他在这个领域太出名了，我要跳出去。 

选择历史也是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美术、历史等一直很感兴趣，家里收藏着几百件古董。在我15岁住校之前，每个月全家要上博物馆，看艺术展。他觉得美术和真理一个抓牢直觉，一个抓牢理性，异曲同工。

我跟父亲说，我选了法国历史。他就找了巴黎比较好的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名单，发现没有中国人。然后说可能法国人不喜欢外国人研究他们的历史，应该做其他国家的历史，建议我考虑中国史。

所以，我申请大学的时候，写的都是中国史，其实当时我几乎什么中国史的书都没看过。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到大，我想逃开父亲的影响，但是逃不开，就像孙悟空逃不开如来佛的手掌心。

86岁高龄才退休

广州日报：关于你的父亲李政道，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

李中清：父亲和别人不一样，他很有想法，很多事情都是只做不说。比如说，他什么时候退休我们全家都不知道。美国能源部提供科研经费，每年四五百万美金，差不多养活了物理系一半的老师。他说什么时候能源部不给他钱了，就退休。

83岁时他收到通知，到86岁能源部不再给钱了，所以他86岁退休了。20多岁当正教授，当了近60年教授，即便在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

他出钱发起了CUSPEA基金会，从1979-1989年差不多培养了1000个留学生。我一开始都不知道。后来我去帮他投递邮件，才知道。可能做学问的人，都很低调、谦逊。尽管他在学术界有名气，29岁就成了普林斯顿大学200年来最年轻的教授，但他从不在家里说。

父亲退休后我以为他会回中国，跟大学生在一起，但是他却真的退休了。刚退的时候还做物理，后来他告诉我，错误率太高，不能做计算。于是他做以前教研究生时的习题，没事就在家里算这些东西，后来也算不清了。他就看以前写的文章、公式，想通过动脑子确定他的生存。他最后发表论文是快87岁时，发在国外的物理学期刊上（编注：实际上，李政道91岁时仍在修改并发表文章，详情请关注近日返朴视频号）。

哪怕再忙，每天晚上父亲都会陪我和弟弟玩上半个钟头。圣诞节那天，父亲甚至会和孩子们疯玩个大半天。他也会给孩子讲故事，最常讲的是《水浒传》《三国志》的故事。

培养中国物理学半壁江山

广州日报：令尊对中国的人才培养非常热心，这其中有怎样的原因？

李中清：我父亲中学、大学都没有毕业，直到16岁都没有学过物理，他想学物理因为他穷。那时候，日本轰炸上海，人们经常要钻进防空洞。有一天，轰炸又开始了，大家都钻进防空洞，有个人留下物理教材，他开始翻，觉得很有趣，从此便喜欢上了物理。1943年，尽管父亲没有高中文凭，他还是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所以，他一直觉得运气不错，社会待他不薄，只要有机会，他很乐意为中国出力，尤其是提携年轻人。

最著名的就是他于1979年创立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组织美国著名大学在常规的研究生招收计划之外，在中国联合招考研究生，由美国大学出全额奖学金，学生学成后回中国。10年间，一共培养出了近1000名研究生。仅此一项，每年父亲就要花10万美金。

当时没有电子邮件，所有的申请都是他亲自写信寄送至各学校，而且每一封信都附有学生的全面材料，包括考试成绩、面试结论、履历等。

父亲一个人忙不过来，我母亲和我就一起上，妈妈负责装信封、贴邮票等杂事，父亲和他的助手，还有我负责到附近的邮筒去邮寄。这些信多得把邮筒都堵上了，遭到了邮局的抗议，我就只好推着装满信件的小车到较远的邮局去寄。

30年过去了，当年优秀的CUSPEA学子很多就职于海内外知名大学，成为各自领域内的学术领军人。可以说，父亲的CUSPEA培养出了中国物理学界的半壁江山。

没有让他老人家失望

广州日报：顶着诺贝尔奖得主之子的光环，会不会压力很大？

李中清：父亲年少成名的压力会存在，但并没那么直接。好在我和弟弟都还混出了一些名堂，没有让他老人家失望。我和我儿子有时候讲，不想做院长，想做研究，看能不能进美国科学院。儿子跟我说，这些东西不是很重要，重要是能做一些事情，能改变世界。

广州日报：你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加州学派”的代表，是将计量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先行者，量化分析在历史研究中有哪些应用？

李中清：量化分析研究历史问题有优势，它擅长多变量分析，不仅能深入理解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还能兼顾所有个体的影响与权重，避免选材时的疏漏。传统社会学研究大多是在做解释工作，而我们是做新的计算，发现新的史实，需要大量人力和学术的合作。

父亲不给我们留一分钱财

广州日报：你父亲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李中清：父亲今年91岁了，5年前才退休，从纽约搬到旧金山。他身体总的来说很不错，没有高血压、心脏病这些。但毕竟90多岁了，以前积累的小病都回来了，抵抗力下降。坐飞机、汽车不能超过两小时，所以很多活动他不能参加。最远去到半小时路程的斯坦福大学。他每个星期会有两三次去旧金山的公园散步，走1~2公里。每两周会跟我的女儿在外面画画。

广州日报：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对你有哪些影响？

李中清：他从来不是为了钱才做学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所以才能出成就。我们家很多值钱的东西都给中国了。他在上海的房子3年前已经还给中国了。那个房子原来是外公的，现在值三四亿元，保持了原有的结构。房子的位置非常好，有花园，有两个车库。光住的地方就有300多平方米。但把这么值钱的房子捐出去，他丝毫没犹豫过，也从来没考虑过给子女留财产的问题。我们也支持他的决定。

北大给父亲分了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但那里很少有人住，只有我儿子在北大教书的时候会去住一下。我从来不去住。我如果住的话，父亲会不开心。因为他从来不占一分钱的便宜。我当长江学者的时候，给一位领导讲课，讲了20多个小时。我让父亲给我一些建议。他说，做学问要真心做，一定要纯粹。跟钱扯上关系，就会把世界观带坏、带偏。

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也经常教育我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爱自己的中国。通常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他从来不说他在做什么。我们只能猜测他的心思。我和弟弟说，父亲的任何财产我们都不要，有的话也给第三代，跳一代。对于物质的东西，他觉得太多了反而不好。我们得到的物质上的东西可能会少一点，但精神世界会很丰富。

“5年后我才见到奖章”

广州日报：你父亲得诺奖时才31岁，可谓年少成名，当时有没有举办庆祝活动？

李中清：父亲得诺奖的时候我才5岁。当时，我们住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恰逢美国的感恩节，纽约时报的记者到杨振宁和我们家拍合影，第二天，两家人的照片都登在报纸上。后来父母离开了几天，我不知道他们去了瑞典领奖，我只知道他们不在，我学会了把我的鞋带系好。妈妈回来，我还向他们吹牛，说我学会了系鞋带。弟弟当时不到两岁。

得了诺奖，对我们家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因为父亲太低调了，不喜欢显摆。我六七岁时听别的孩子说过父亲得过一个好像挺大的奖，但始终没见过，我直到10岁后才见到那个奖章。我也没觉得因为父亲得了这个奖，别人看我的眼光有什么不同。当时可能中国比较重视这个奖，在美国，大家把这个看得很平常。

广州日报：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奖章时的情形吗？

李中清：我10岁那一年，美国总统肯尼迪请所有的诺奖得主去白宫参加晚宴。当时，他们以诺奖得主身份去白宫，我心里痒痒，说这个奖能不能看看，他们才拿出来。是我母亲拿出来的，只有她知道放在哪里。这时距离父亲得奖已经过去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