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现代量子化学的奠基人，也是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凭借对量子力学原理和分子结构的深刻理解，少壮得志、堪称天才的鲍林以他非凡的删繁就简和构建模型的能力，一次次在化学和生物学难题上攻城略地，风光无两。然而盛名之后的他，却因执迷维生素C神话而成为医学史上的笑谈，其人生的最后25年令人唏嘘不已……

 

撰文 ∣ 何笑松（加州大学戴维斯医学院退休教授）

 

走进任何一家药店或保健品商店，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你都不难发现维生素C的踪影。不仅有大大小小的片剂、胶囊，还被做成糖果，饮料。维生素C在任何一款多种维生素保健品的配方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是不折不扣的维生素之王。除此之外，维生素C还被作为添加物广泛加入各种加工食品中。全世界每年工业生产的维生素C用量大约为8万吨，价值近10亿美元，其中95%由中国提供。

 

维生素C是人类（以及动物）体内一系列重要催化酶的辅助因子，直接参与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等结缔组织的关键成分的合成。它的另一项重要的生物化学功能是作为一种还原剂，即抗氧化剂，为细胞内的许多生物化学反应提供电子。由于人体内不能自行合成所需的维生素C，它是饮食中一种必需的营养成分。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健康成年人维生素C每日摄入量为45毫克。世界各国推荐的每日摄入量略有不同，中国为100毫克，美国为65至90毫克。如果饮食中长期缺少维生素C，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过维生素C广泛存在于各种蔬菜水果中，在现代人正常饮食的情况下，摄入的维生素C对于健康所需绰绰有余，维生素C缺乏症极为罕见。既然如此，为什么工业生产的维生素C产品还会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如果这是由于维生素C对于维护健康的重要性，那么空气和水对于维持生命更是须臾不可或缺，怎么没人把这些东西当作保健品？

 

在很大程度上，这归咎于20世纪一位最杰出的科学家兼社会活动家的一己之力。

 

维生素C的发现

 

维生素C的化学名称是抗坏血酸。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长期缺乏维生素C可引起坏血病，主要症状为骨骼疼痛、牙龈肿胀出血、黄疸、水肿、发热、痉挛、严重出血，直至死亡。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在他的医学著作中就已经记载了坏血病的症状。从16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各国，尤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派出船队远航到全球各地，船员们经年累月地在海上航行，无法及时补给新鲜蔬菜水果，坏血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据估计，从16世纪开始的300年间，坏血病至少夺走了200万名欧洲水手的性命。

 

坏血病的病因是在20世纪初发现的。1907年，挪威有两名医生霍尔斯特（Axel Holst）和弗罗里希（Theodor Frølich）在研究渔民由于营养缺陷引起的另一种常见病——脚气病。他们想用豚鼠作为脚气病的动物模型来进行实验，结果意外地发现，在给豚鼠喂食单纯由谷物和面粉构成的饲料时，豚鼠发生了典型的坏血病症状；而喂食新鲜苹果、卷心菜、柠檬汁以后，症状就得到改善，表明豚鼠可以作为坏血病的动物模型。这项动物实验为维生素C的发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个发现可说是运气使然，因为我们今天知道，大多数动物体内都可以自行合成所需要的维生素C，不会因为饲料中缺少维生素C而发生坏血病。仅有的少数例外是豚鼠、猴子，以及人类。

 

1911年，波兰出生的生物化学家冯克（Casimir Funk）也在研究脚气病。他读到一篇文章，报导光吃精米易患脚气病，吃糙米则没有问题。冯克受到启发，于是从糙米中分离得到一种物质，认为就是它能防止脚气病，并将它称为“抗脚气病因子”。冯克进而提出，食物中含有一些可防止不同疾病的重要成分。除了“抗脚气病因子”之外，还有”抗糙皮病因子“，“抗坏血病因子”，”抗佝偻病因子”。冯克将这一类物质统称为“维生素”。冯克所说的这四种必需的营养成分后来被分别命名为维生素B1、B3、C和D。冯克从糙米中阴差阳错得到的其实是维生素B3，而不是他自认为的“抗脚气病因子”维生素B1。

 

1927年，匈牙利生物化学家森特哲尔吉（Albert Szent-Györgyi）正在伦敦的剑桥大学研究生物体内的氧化还原反应。他从动物肾上腺里发现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能的有机酸性物质，将它提纯后得到晶体，把它命名为己糖醛酸，对它的化学性质进行了研究，并加以发表。至于己糖醛酸的生物学功能，他猜测有可能是维生素C，但直到四年以后，才利用豚鼠模型进行实验，得到证实。森特哲尔吉因此获得193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33年，波兰出生的瑞士化学家莱克斯坦（Tadeusz Reichstein）以葡萄糖为原料，利用微生物发酵产生山梨糖，然后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将山梨糖转化成维生素C，从而实现了维生素C的工业化生产。这种方法称为莱氏化学法，被沿用了三十多年。到了196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北京制药厂的科研人员对莱氏法加以改进，采用第二次微生物发酵代替了莱氏化学法所用的部分化学反应步骤，从而简化了生产工艺流程，降低了成本。这种新的两步发酵法已经成为当代大规模生产维生素C的主要方法。

 

维生素C的故事说到这里，该轮到本文的主角——20世纪最著名的化学家，两次诺贝尔奖得主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1901-1994），闪亮登场了。

 

用量子力学点亮化学的第一人

 

1901年2月28日，鲍林出生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九岁时他的父亲，一个药店老板，不幸病逝，留下母亲带着小鲍林和他的两个妹妹在贫困的边缘艰难度日。14岁时，鲍林在朋友家中看到一套化学实验玩具，对那些化学物质发生的颜色、烟雾、气味等等奇妙的变化极为着迷。回家之后，他从附近一家被废弃的钢铁厂找来一些废旧器材，拼凑成自己的“化学实验室”，从此开始了他对化学的毕生追求。天资聪颖的鲍林引起了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中学化学老师的注意，对他加意进行了辅导。为了帮助母亲挣钱，补贴家用，鲍林和一个名叫塞蒙的朋友在塞蒙家的地下室设立了一个“鲍蒙实验室”，打算为附近的奶牛养殖户提供廉价的乳脂含量测定服务，但奶场主们对这两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根本不信任，“鲍蒙实验室”终于无疾而终。

 

鲍林15岁升入高中毕业班后，已经修够学分，满足俄勒冈农学院（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前身）的入学要求。但是他还需要两门美国历史课程的成绩，才能从高中毕业。鲍林请求校长破例允许他在最后一个学期同时修这两门必修课，但被校长拒绝。结果他只能算高中肄业，以同等学力进入俄勒冈农学院，学习化学工程。直到45年以后，鲍林已经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才得到他的高中母校为他颁发的荣誉毕业证书。

 

在大学里，鲍林的化学知识突飞猛进。他半工半读，每周在教室和实验室工作40小时，不仅解决自己的学费，还要帮助家庭。由于化学系的教师不足，鲍林自己还没毕业就开始给本科生上课。有些课程他刚刚修完，下一学期就上台讲授。这一经历对鲍林的自信心与演讲能力帮助极大，并且使他有机会接触各种化学期刊，了解化学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化学里关于分子结构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原子怎样相互结合，形成分子。依照当时课堂上所传授的观念，每个原子带有若干个“钩”和若干个“眼”，一个原子的钩搭到另一个原子的眼里，就形成一个“化学键”，通过它把两个原子结合到一起，成为分子。至于这些“钩”和“眼”究竟是什么，完全没有说明，鲍林对此很不满意，下决心要为这个最基本的化学问题寻找答案。

 

1922年鲍林大学毕业，获得化学工程学位，但他已经决定从化学工程转向化学理论，投身研究事业。他选择了位于南加州洛杉矶附近年轻的加州理工学院，成为该校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之一。在加州理工，鲍林学习了以X射线衍射研究晶体结构，利用这种新技术来探测晶体和分子中原子间的相对排列位置。仅仅用了三年，他就以最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

 

1925年，24岁的鲍林获得物理化学与数学物理博士学位，随即得到一份奖学金，到欧洲留学15个月。20世纪初的欧洲，以玻尔、海森堡、泡利、玻恩、薛定谔为代表的一批物理学家正在发动一场物理学的革命，以一套全新的理论——量子力学，来解释原子的结构。传统的原子结构模型——若干个电子像行星环绕太阳一样在原子核周围运转，被否定了，因为它不符合一系列新的实验数据。恰在此时到来的鲍林如鱼得水，遨游于慕尼黑、哥本哈根与苏黎世这些量子力学的摇篮，如饥似渴地吸收最新的量子力学观念以及有关的数学方法，成为最早掌握这些新知识的少数美国人之一。他被量子力学揭示的微观物理世界之美深深吸引，甚至一度考虑转行专攻理论物理。不过最后，他还是决定继续专注于化学，但不是传统的化学， 而是被新的物理学理论所转化的化学，这种转化将始于对化学键的全新认识。

 

1927年，鲍林回到加州理工，就任助理教授。此时的加州理工，已经成为美国西海岸一个新崛起的学术重镇，聚集了一批最杰出的科学家。以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密立根（Robert Millikan）为首的物理学部，每年发表的物理学论文数目已经位居全美各大学之冠。化学学部在著名化学家诺伊斯（Arthur Noyes）领导下，正在进入世界化学研究的最前沿，而鲍林的到来又为它带进了量子力学的最新方法和观念。一年以后，现代实验生物学的奠基人摩尔根（Thomas Morgan）加盟加州理工，创建了生物学部，使之成为遗传学、进化生物学和胚胎学研究的大本营。在这样的环境中，自信满满的鲍林开始利用他在欧洲学到的量子力学方法，研究从大学本科时代开始就在他脑海中萦绕的化学键问题。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做的以X射线研究晶体结构中原子排列位置的工作，为他研究化学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鲍林的第一个目标是碳原子。通过X射线晶体学的研究，已经知道每个碳原子能分别通过一个化学键和四个原子结合。这四个原子位于一个正四面体的顶点，碳原子位于中心。为什么碳原子恰好形成这样的结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鲍林采用量子力学的原理，计算出正四面体中心碳原子与四周每一个原子之间化学键的长度和指向，建立一个模型，与通过X射线测定的观测结果比较，以确定他的理论解释是否正确。这种策略的最困难之处，是量子力学所涉及的计算极为复杂浩大，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时代，鲍林和他的研究生们的“人脑计算机”再棒，也根本无法进行。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唯一的方法是做一些假设，抓住主要关键，忽略次要参数，对需要计算的问题进行删繁就简的近似处理。鲍林凭借着对量子力学和化学的深刻理解，以及不屈不挠的努力，1930年12月的一天夜里，解释碳原子正四面体结构的工作终于得到突破。

 

1931年2月，鲍林将他的结果写成论文，加上一个宏大的标题“化学键的本质”，投到《美国化学学报》。鲍林自认为这篇论文是他一生发表的850篇科研论文与专著中最重要的一篇。它的内容是如此新颖，以致于编辑部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审稿人，最后干脆不经审稿直接发表了事。同一年，爱因斯坦应邀到加州理工当短期访问学者，其间参加了一次鲍林的报告会。得知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就在听众席中，鲍林格外认真卖力地讲解了他的发现。会后，有记者询问爱因斯坦对这位年轻化学家的报告有何评论，爱因斯坦耸了耸肩，微笑答道，“对我来说太复杂了。”

 

爱因斯坦的回答也许仅仅是为了打发追逐新闻的记者，但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化学家来说，鲍林的工作超前了至少十年。他们要么根本不知道量子力学为何物，要么数学水平有限，不理解鲍林的一系列复杂计算。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化学是在试管烧瓶里摆弄化学反应做出来的，而不是在纸上用笔算出来的。

 

第一篇以“化学键的本质”为题的论文发表之后，鲍林一发而不可收拾，平均每五周发表一篇重要论文，包括前后共七篇的“化学键的本质”系列文章，进一步深化、拓展了他对化学键的研究。他的量子力学方法不仅解释了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已知分子结构，而且可以准确地预测未知的分子结构和性质。一门全新的学科——量子化学就此诞生，鲍林成为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到了1935年，鲍林骄傲地写道：“我觉得自己对于化学键的本质已经有了一个基本完整的认识。”

 

与此同时，鲍林的同行们也慢慢地开始接受他的新思想。鲍林不仅是个优秀的科学家，还是个一流的推销员。他四处旅行出席各种会议，充分发挥自己出众的口才，运用化学家能够理解的语言，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学说。他频繁地发文写信，发表大胆的理论猜测，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严格的数学推导。

 

鲍林还是个出色的教师。他觉得化学课应该从单纯描述一大堆互不相关的观测结果，上升到一门统一的学科，具有坚实一致的理论基础，能够涵盖从无机化学到有机化学的各门分支。他以新的化学键理论来解释各种化学现象，并以此来组织教学内容，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他的新化学观。

 

1939年，鲍林发表了集其化学键理论之大成的专著《化学键的本质与分子和晶体的结构：现代结构化学导论》，作为化学系高年级研究生的教材。但这部巨著的影响远远超出课堂之外，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化学经典著作，整整一代化学家案头必备的圣经。有史以来第一次，化学现象被描述为量子力学原理作用于化学键水平的自然结果。可观测的化学性质，例如化合物的熔点、沸点，由分子结构决定，分子结构由将原子锁定于一定位置以形成分子的化学键决定，而化学键由物理学家所定义的原子的量子本性决定。

 

在分子生物学领地攻城拔寨

 

1937年，诺伊斯去世，鲍林接任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学部的主任。年仅36岁的鲍林此时早已是加州理工的正教授（29岁时提升），美国科学院院士（32岁时当选），全世界最多产的化学家之一，而他的研究生涯才刚刚开始。

 

1930年代中期，鲍林攻克了化学键问题之后，在掌握大笔研究经费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加州理工以摩尔根为首的一流生物学家群体影响下，鲍林开始将注意力从无机物转向生物大分子，尤其是蛋白质分子的结构。比起无机物小分子来，蛋白质分子大得多，每个分子含有成百上千个原子，无法用鲍林熟悉的X射线衍射方法来直接进行分析。此外蛋白质难以纯化，而且很不稳定，略受加热或者机械搅拌就会变性，失去功能。按照当时流行的一种理论，蛋白质不过是一类无定形的胶质，根本没有一定的分子结构。

 

为了探索蛋白质的结构问题，鲍林再一次凭借他对简单化学结构的深刻理解，动用了他那非凡的删繁就简和构建模型的能力。构成蛋白质大分子的基本组分是小分子氨基酸。鲍林首先指导他的团队成员测定了几种氨基酸的精确结构，根据这些结构，同时借助德国化学家费希尔（Emil Fisher）的想法，鲍林正确地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氨基酸分子是通过一些不易扭转的化学键首尾相连组成蛋白质大分子的。

 

随后鲍林与他的合作者又进一步发现，由氨基酸长链组成的蛋白质分子可以通过许多较弱的化学键的作用，折叠到一定的形状，使之具有一定的生物化学功能。这种较弱的化学键称为氢键。而蛋白质的变性就是由于这些氢键被打断，使蛋白质分子失去了正常的形态和功能。

 

1951年，鲍林发表了又一个由七篇论文组成的著名系列，在原子水平上揭示了几种蛋白质的结构，其中包括由氢键固定而成的一种螺旋形的氨基酸链，称为α-螺旋，它是蛋白质分子最重要的基本结构成分之一。这是又一项令人震惊的重大突破，由此打开了在分子水平上了解生命活动的大门。他成功的关键是首先确定构成生物大分子的亚基的结构，然后研究这些亚基怎样连接到一起。他运用化学和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作出假设，进而通过模型来试验、改进假设，确定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最后通过这些分子的化学结构来解释它们的生物学功能。这一革命性的研究策略，使他成为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1930年代和1940年代，鲍林的研究活动还不止这些。鲍林早就已经意识到仅仅了解单个蛋白质分子的结构还不够。生命活动的关键不在于单个分子的功能，而在于不同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生物体怎样产生与自身具有相同性状的后代？酶怎样结合特定的底物分子，催化特定的化学反应？抗体怎样识别特定的外来抗原？所有这些都涉及生物分子的特异性。

 

鲍林首先从抗原与抗体的识别入手。经过大约十年的努力，到1940年代，他终于揭示了抗原和抗体的精确匹配并不是通过典型的化学方式，而是通过抗原与特定抗体分子形状的互补实现的，就像手套和手一样。当二者的形状完全互补时，它们相互之间的接触就十分紧密，这时一些在传统化学中无关紧要的作用力，例如范德瓦耳斯力和氢键，就可以发挥作用，将抗原和抗体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对二者形状的要求极为严格，抗原或抗体分子上只要有一个原子的位置不正确，就不可能实现。

 

发现了抗原抗体结构互补的重要性后，鲍林认为同样的概念也适用于其它一系列生命活动，例如酶和底物，气味和嗅觉受体，甚至连基因也可能是由两个互补的分子构成。

 

二十年间，鲍林的研究从探索决定分子结构的化学键的本质开始，进而确定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再到阐明生物大分子的相互作用，鲍林觉得他已经在分子水平上掌握了生命活动的全部真髓。他可以开始干些别的什么了。

 

1945年，在参加一次会议期间，鲍林在饭桌上与一位医生聊天，听医生说起一种名为镰状细胞贫血症的疾病。这是一种罕见的血液病，患病者主要是黑人。病人的红血球细胞从正常的圆盘形转变为弯曲的镰刀形状，这就阻碍它们通过毛细血管，造成关节疼痛、凝血，甚至死亡。鲍林特别感兴趣的是他听到的这一点：镰刀型细胞主要出现在静脉血中，而不是富含氧气的动脉血中。

 

在此之前，鲍林曾经研究过红血球中负责输送氧气的血红蛋白分子的结构。他发现血红蛋白分子在携带氧气分子和不带氧分子时的形状略有不同。鲍林猜测，或许镰状细胞中的血红蛋白分子与正常人的不同，致使它们相互粘连聚集，就像抗原抗体分子的结合一样；而加上氧气改变了血红蛋白分子的形状，从而降低它们的黏性，使之恢复正常。

 

1946年，鲍林给他的两名学生布置了一项新课题：比较镰状细胞血红蛋白分子与正常血红蛋白分子的结构。三年以后，这项课题终于有了结果。借助于一项可以灵敏地根据所带电荷大小将不同分子区分开来的新技术——电泳，他们发现，镰状细胞血红蛋白分子的表面比正常分子带有更多的正电荷。

 

这又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有人甚至提议鲍林为此应该得到诺贝尔奖。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哪一个疾病是由单独一种分子造成的，一种分子所带电荷的微小差别竟然能够决定生与死！鲍林给这类病起了个名字：“分子病”。两名学生的进一步工作表明镰状细胞贫血症是遗传的，由此建立了分子医学与遗传学的联姻。

 

不仅如此，鲍林的眼光还从生物大分子的微观结构变化，扩展到这一变化的宏观效应。1960年代，他与同事提出了分子进化钟的理论。通过比较不同物种的同类生物大分子，例如血红蛋白分子的结构，就可以判断这些物种之间在进化上的差异程度，再利用对分子突变速率的估计，就可以得到一个测定物种进化分野时间的“分子钟”，成为进化生物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唯一独享两项诺奖的全能科学家

 

万能的鲍林曾经从事的不只是化学的基础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接受了美国政府的14个为军事用途服务的研究项目。他研制了一种用于输血的人造代血浆。他设计制造了一种用于潜艇和飞机的氧气含量探测仪，战后他将这一产品加以改进，使之适用于早产婴儿保育箱。他还研究过炸药、火箭推进剂，以及一种穿甲弹的外壳。由于在这些活动中的杰出表现，1948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他一枚总统勋章，这是为战争服务的美国平民所能获得的最高奖励。

 

鲍林的词典中，似乎永远只有“成功”二字。然而不知失败与错误为何物的鲍林，却也遭遇过一次惨重的折戟。在发表了蛋白质的α-螺旋结构后，鲍林把目标转向DNA的结构。仅仅几个月，他在缺少足够数据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了一个DNA的三链螺旋模型，成了他的化学研究生涯中最大的一个失误。一年以后的1953年，瓦特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采用鲍林的策略，但凭借更充分的实验数据，提出了正确的双链螺旋DNA结构，并因此获得1962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鲍林的低级失误令曾经对他推崇备至的瓦特森莫名惊诧：“一个巨人竟然忘了大学基础化学！”此后的多年里，鲍林一次又一次难堪地被人问到为什么他会与这个诺奖级的重大发现失之交臂。鲍林的妻子艾娃（Ava Helen Pauling）因此半开玩笑，但半是认真地对他说：“既然那个（DNA结构）问题如此重要，你当初为什么不多努力一些？”知夫莫如妻，可是鲍林似乎并没有听进艾娃的逆耳忠言，真正接受教训。

 

自从鲍林的《化学键的本质》一书出版之后，15年间他获得的各种科学奖励不计其数，唯一的例外是诺贝尔奖。连他的一个学生到了1951年都得了诺奖，鲍林自己却年复一年地名落孙山。对此鲍林的解释是，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诺奖只颁发给单一重大发现，而他以一系列的重大发现改造了整个化学，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结构化学理论体系，“这就成了问题——哪一项才是我的最重要的发现？”

 

1954年的一个秋日，鲍林正在康奈尔大学做演讲。一个记者打电话找到他，劈头就问“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您有何感想？”鲍林反问道：“奖的是什么？” 记者回答“化学”。“我是问，获奖理由是什么？”鲍林想知道是他的哪一项发现得了奖。听到记者从电讯稿中读出“由于研究化学键的本质及其在阐明复杂物质结构上的应用”，鲍林开心地笑了。这等于是为他三十几年的化学研究生涯颁发了一项终身成就奖。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标志着鲍林研究生涯的巅峰。此后的十余年，鲍林把一大部分精力转移到实验室以外，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和平主义活动家之一。这一转折缘起于二次大战结束时，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巨大破坏令鲍林极为震惊。在妻子艾娃的影响下，鲍林加入了一批积极反对核武器的科学家行列，甚至因此在冷战期间受到过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和制裁。

 

1950年代，鲍林收集证据，证明大气层核试验的放射性散落物能显著增加全世界的癌症发病率和新生儿的先天缺陷率。他从核试验影响健康的角度出发，大声疾呼地反对核试验，公开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原子能委员会叫板。他充分利用自己作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号召力，四处发表演讲，组织游行示威。1957年，他与妻子艾娃一起从全世界征集到11000名科学家的签名，提交联合国，呼吁禁止核试验。1958年，鲍林出版了《再也不要战争！》一书，不仅要求禁止核试验，还要求禁止一切战争。

 

鲍林的这一系列活动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美、苏、英三国缔结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10月10日，就在条约生效的那一天，鲍林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他“从1946年开始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为了禁止核武器的试验、扩散和使用，而且为了反对以一切形式的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鲍林因此成为有史以来唯一单独获得两项诺贝尔奖的个人。

 

然而，从1960年代开始，头戴两顶诺奖桂冠的鲍林却一步一步地走入迷途，最终成为维生素C神话这一伪科学的最大推手。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待续）

 

主要参考资料

 

1. 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Profiles in Science: Linus Pauling. https://profiles.nlm.nih.gov/spotlight/mm.

 

2. OSU Libraries. Linus Pauling Online. http://scarc.library.oregonstate.edu/digitalresources/pa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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